尤一唯:安倍敢重啓核電,因為背後有個“核電村”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尤一唯】
剛剛過去的3·15晚會上,曝光了有產自核污染地區的日本食品流入中國市場,其中包括大米、麥片、奶粉等多重產品。對此,中國外交部回應:日本政府在過去6年裏對福島核泄漏問題要麼諱莫如深,要麼閃爍其辭,對日本國內外的擔憂始終沒有給出一個令人放心、讓人安心的答覆。
外交部的回應不是無的放矢,前幾天的“3·11地震”六週年紀念日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就一反前例,在致辭中不言及“核事故”、只講災區復興,希望將“3·11地震”作為歷史的一頁輕輕翻過。但在災區復興遲遲不見進展,福島縣10萬核災災民在外流浪的現實之下,此舉只能被受災地的福島人民理解為“冷血無情”。
另一方面,日本重啓停運核電站的進程卻在堂而皇之地進行之中。2011年3月的福島核電站事故讓日本社會陷入了空前的反核、恐核情緒之中,日本政府不得不暫時停運全國所有的核電站並對核電站重新進行安全檢查。時任民主黨首相野田佳彥還表示,在2030年為止將會關閉全日本的所有核電站。
2012年重返執政之後,安倍晉三暫時也不敢公然對抗輿論重啓核電站,但在政權逐漸穩固的2014年4月,日本在內閣決議的能源基本計劃中,悄然將核能重新定位為“重要的基本負載電源”,顛覆了原有的“2030 0核電”計劃。

操作人員正在控制室內重啓川內核電站一號機組反應堆
2015年8月,九州電力所屬的位於鹿兒島縣的川內核電站1、2號機率先重新啓動。2016年5月四國電力位於愛媛縣的伊方核電站也悄然恢復運行。關西電力所屬的位於福井縣的高濱核電站3、4號機雖然在2016年1月一度艱難恢復運營,但天算地算沒算到福井縣鄰縣滋賀縣居民會提起訴訟,並在3月得到了日本大津地方法院的認可,因此被迫停運。
雖然在“3·11地震”之後日本政府宣佈停止了大多數新核電站的建設計劃,並廢除了一部分老舊和安全存在缺陷的核電站。即便如此,在2015年日本保有的核電機組仍有44台,這個數字位居世界第三。從2014年起陸續有24台核電機組向日本“原子能規制委員會”提出重啓核電站的申請,除了仍在運行的三座核電站和通過審核的五座之外,半數已經進入了安全審查的尾期,可不日投入運行。
考慮到距離“3·11地震”不過數年時間,日本國民對於核災記憶仍歷歷在目,甚至全世界反核之風也正在日益盛行,因此日本政府重啓核電站之神速實在令人詫異。那麼日本政府為什麼能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韙,陸續重啓核電站呢?

日本民眾在核電廠前集會示威,以表明反核的決心
背後推手——“核電村”
我們甚至可以斷言,在世界上可能不存在比日本更不適合發展核電的國家。首先,日本領土面積狹小,地震、颱風等自然災害多發,本土所缺乏鈾礦資源嚴重依賴進口。其次,考慮到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曾經受到原子彈攻擊的國家,以及戰後國民情緒對於核的敏感性,因此核能在日本得到的巨大發展可謂是一大奇蹟。
曾經預言過“3·11地震”的地震專家、神户大學名譽教授石橋克彥,曾一語道破戰後日本是一個“核電主義”國家的本質:“若戰前日本是軍國主義國家的話,戰後日本便是一個核電主義國家”。而其背後的推手便是無孔不入的推動核能的利益集團——“核電村”的存在。
所謂“核電村”是一個由推動核能中獲利的利益相關者組成的、橫跨“官、政、產、學”的巨大封閉團體,其中包括意在推動核能的政治家、官僚(負責實際政策的經濟產業省、資源能源廳和負責研究計劃的文部科學省);核能研究人員;電力公司職員;媒體;負責核能工程的企業;甚至御用知識分子等。
其中“核電村”對於媒體的控制尤為突出,以至於在“3·11地震”地震之前,日本五大全國性媒體(朝日新聞、讀賣新聞、每日新聞、產經新聞、日本經濟新聞)無一敢旗幟鮮明地挑戰“核電村”集團,在報紙上整版出現核電公司廣告的狀況也屢見不鮮。即使是在“3·11地震”之後,《朝日新聞》發佈了“核電和媒體”特輯,進行自我批判,《每日新聞》也明確表達了自己反核的態度,但是媒體主流仍是支持核能的論調。
根據日本《每日新聞》的最新調查,對於日本政府重啓核電站持反對態度的為55%,贊成為26%,其餘則不持看法。而《朝日新聞》所做的民眾對於“核電0計劃”的看法主張調查中,立刻要求“0核電”的為14%,不能消滅核電的為22%,餘下的民眾則回答“逐漸減少”這個模稜兩可的答案(考慮到《朝日新聞》和《每日新聞》的反核主張,這個數字還有高估之虞)。而就在2009年,日本內閣府進行的“關於核能的輿論調查”中顯示,59.6%的民眾支持“推動核能”,18.8%支持“維持現狀”(當時日本的核電發電總量已經是世界第三,並承擔日本能源消費的三分之一),也就是八成民眾對於核電持肯定的看法。從以上數字中我們甚至可以説即使經歷了福島核災事故,日本民眾對於核能的看法仍未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從主流挺核到勢均力敵。)
民眾此種觀點背後和電力公司多年來對廣告的鉅額投入密不可分。據日本《朝日新聞》統計,日本的電力九大公司(除了沒有核電站的沖繩縣)自1970年代起,40年間投入廣告的經費達到2兆4000億日元。電力集團年度的廣告費甚至可與豐田、索尼這樣的全球型公司相媲美。
照理而言電力公司是在特定地區的壟斷型公司,根本沒有為拓展商路投入鉅額廣告費的必要,其背後的動機很明顯是對民眾進行廣告洗腦,試圖説服民眾接納核電。因此每當發生牽動人心的核電事故時(例如三哩島島事件、切爾諾貝利事件等),電力公司會突然大幅增加廣告費用。正是由於坐擁核電的電力公司的鉅額廣告費投入,對廣告收入具有巨大依賴的媒體也受到了電力公司無形之中的壓力,因此一切對於核電不利的新聞難以被報紙光明正大地刊載。例如在福島核電站事故發生後東京電力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日本經濟新聞》的記者對時任東京電力的勝俁恆久會長提問時本意護航,沒想到弄巧成拙説成敬語“請問勝俁會長大人……”,媒體對於核電利益集團的奴性也是一覽無餘。
但是“核電承擔日本電力的三分之一”、“核電是絕對安全、清潔、可再生的能源”這種類似口號式的宣傳,以及專家坐而論道式的講解似乎難以深入民眾人心。因此在切爾諾貝利事件後反核情緒高漲的社會範圍之下,1991年日本的科學技術廳委託核能文化振興財團制定了“核能公共諒解方策的想法”大綱(其中委員長竟是《讀賣新聞》的社論委員,因此《讀賣新聞》也被戲謔為“核能村”的御用媒體),並就如何精緻“核能村”的宣傳活動進行了討論。有學者認為這次會議堪比納粹德國制定屠殺猶太人政策的“萬湖會議”,並直接導致了後來民眾對於一切核能的風險視而不見,間接引發了福島核災的事故。

東京電力公司舉辦核能和美麗的未來——核能之日作品徵集

東京電力公司宣傳片請來不少日本明星
其中他們煞費苦心的是對婦女以及兒童羣體的宣傳活動,因此在90年代之後除專家之外,大量啓用了演藝界明星來擔任核能廣告的代言人,並推出了諸多兒童繪畫、徵文活動,巧妙地將“核電安全神話”深刻地植入了民眾內心。
核電有利有弊,無論是全壽命成本、還是安全風險及防範措施,每一代核電是什麼情況,向老百姓一一解釋清楚,才是最恰當的做法。一些西方國家盛行“反核”風潮固然有問題,但日本由於“核電村”的操縱,卻將宣傳導向另一極端。這兩種套路都是物極必反。
因此迄今為止很多民眾仍相信“核電安全神話”,以及對於資源貧乏的日本而言核電是不可或缺的,並將福島核災視為天災或者將責任推給負責福島核電站實際運營的東京電力公司,而對在日本發展核電背後的風險充耳不聞。當然正如日本戰後對戰爭犯罪證據的銷燬一般,上述宣傳的痕跡都在“3·11地震”得到了各大公司徹底的銷燬;也正如東京審判的不徹底一般,對於福島核災事故的責任清算到今天為止仍是一筆糊塗賬。因此“核電村”集團即使是在萬夫所指之下仍躲過一劫,它坐擁的巨大權力並未得到徹底的摧毀。
反核之風能吹多久?
在去年日本舉行的地方選舉中,位於重啓核電站前線的新潟縣和鹿兒島縣都由持反核立場的候選人當選。特別是新潟縣,坐擁福島核災事故當事人東京電力所屬的柏崎刈羽核電站,因此被視為一個指標性的地區,事前不被看好的反核候選人米山隆一成功逆轉當選。日本最大的在野黨民進黨也意欲在黨的政策中加入“0核電”主張,即使是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也直接出面批評安倍的重啓核電站政策,希望自民黨早日接過“0核電”政策的大旗。而且國際油價的大跌也讓“核電對於資源貧乏的日本不可或缺”、“廢除核電改用化石能源將掏空日本經濟”之類的宣傳似乎失去了説服力,反核之風似乎一時吹遍日本。
但若就此斷言日本將順利走向廢核似乎也為時過早。首先,核電站去留的決定權並不取決於地方,而在於中央。而在國家級選舉中反核勢力的式微也是尤為明顯。即使是現在最大的在野黨民進黨黨魁蓮舫,也在選舉政策的主張中認為相比反核政策,更看重在野黨之間的團結,因此不敢大聲宣揚本黨的反核政策直接挑戰“核電村”。
此外,另一種支持核電的宣傳邏輯也正在生成之中,那便是“核電站的潛在核威懾力”。早在1969年日本外務省外交政策企畫委員會制定的、印有“極秘·無限期”字樣的《我國外交政策大綱》(2010年被解禁)中“有關安全保障的施政”,就寫道“需時常保持核武器製造的經濟上、技術上的潛力”。因此,日本現在也是為數不多掌握製造核燃料技術的國家,據稱日本國內剩餘的鈈已經達到了45萬噸,可以製造500枚以上的核彈。
日本自民黨大佬石破茂為了支持核電站重新運營,也曾表示“如果維持核電站運營的話,只要想製造核武器,就能在一定時間內造出來”。他認為這是一種“潛在的核威懾力”,因此不應該廢除核電站進而放棄這種潛在威懾力。
更重要的是,雖然日本在戰後進入了美國的核保護傘之下,並廢除了軍隊改稱自衞隊,在原則上不持有進攻性武器,只能持有防禦性武器。但是對於核武器能否算成防禦性武器、核武器是否違憲,日本歷屆內閣都表示核武器並不在憲法禁止的範圍之內,也可以等同於防禦性武器。也就是説日本不進行核武裝的“非核三原則”以及加入核不擴散條約,只是一種政策上的選擇,並不在憲法禁止範圍之列。因此在經濟邏輯之外的國防、安全保障邏輯上,核電站的運營也成為了一種必要,這種邏輯對於保守派、鷹派陣營也具有強大的説服力。
“核電村”這個巨大的利益團體,即使在福島核災之後的風口浪尖上仍是死而不僵,操縱媒體進行欺騙性、誤導性宣傳,讓日本民眾對於核電的實際運行情況和潛在威脅知之甚少。再加上在挺核新邏輯的誕生,以及試圖讓民眾淡忘福島核災記憶的政治家的推動之下,“核電村”正在重新積蓄自身的力量。我不得不悲觀地推測,日本的廢核之路仍是遙遙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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