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楠：傍上“反中”，太陽花學運才能搞個大新聞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林楠】
三年前的3月18日，由於反對國民黨在“立法院”30秒“黑箱”通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清大學生陳為廷、台大學生林飛帆帶領學生佔領“立法院”，展開了為期24天的“太陽花學運”。這次學運喚醒了原先對政治冷感的台灣年輕人，大學生對公共議題的參與度也明顯提高，同時點燃了台灣民眾對過度依靠大陸的疑慮甚至恐懼，更預示了台灣政治生態根本的、甚至不可逆的改變。
漸進改變的學運主軸：反黑箱→恐中→反中
3·18學運本身夾雜了許多成分，最重要的三項是：一是對國民黨違反程序正義的不滿（反黑箱）；二是對兩岸經貿互動持續熱絡的擔憂，以及台灣可能因此被大陸“吞併”的恐懼（恐中）；三是以“維護台灣主權”為名，反對與大陸過多的經貿聯結（反中，即恐中的升級）。
持平而論，台灣的社運若要造成足夠的社會影響力，其訴求一定要不斷加碼（擴大影響+媒體對其有新鮮感），並最終一定上升到“統獨”的意識形態之爭上，若僅僅靠“反黑箱”這個點，學生佔領“立法院”的正當性則弱了很多，一旦上升到“台灣保衞戰”這種高度，那正當性則強多了。因此，學運的主軸要從一開始的“反黑箱”，進而上升到“恐中”，最後才到“反中”。
學運實際參與者和支持者大多是在校學生或是年輕的在職者。當時除了在“立法院”周邊每天各種人士的開講，在大學裏討論最多的也是這個事情。以“服貿協議”為主題展開的許多演講、討論，許多相關課程（特別是人文社科領域的）也因為這則重大時事而對課程內容做了改變，甚至有些課就直接在“立法院”附近上，讓學生們能夠直接與現場的民眾互動，把那個場域作為教育現場。
儘管當時幾乎全民都在關注服貿協議的議題，也有許多學生參與其中，但大部分學生並不瞭解、甚至沒看過服貿協議全文，也不具備基本的國際經貿知識，更多是被一些帶有偏見的“懶人包”所影響，影響力最大的莫過於前台灣大學經濟學系系主任鄭秀玲教授所做的PPT《兩岸服貿協議對“我國”的衝擊》，儘管有許多人指出了PPT內容中的常識性謬誤，但在那個社會氛圍下，對此議題有興趣的年輕人大多選擇了相信“懶人包”。
當時學運的訊息透過媒體傳回大陸，家人馬上聯繫我詢問狀況，他們擔心“台獨”、“反中”的氛圍會影響到在校陸生的人身安全。其實真正的運動範圍也就是“立法院”周邊，而在學校裏，或許大家對於服貿協議的認識、態度有落差，甚至“統獨”的觀念不同，但還沒聽説過因為這些直接造成在校陸生安全出狀況的事情。當然，有個別鄉民在網絡上的語言暴力也是無可避免，最好的方式就是當作沒看見。
有一次上課，我的老師主動把課堂設在了“立法院”邊上的青島東路，希望學生能夠跟在場的民眾對話，儘管收到了大陸方面傳來“不要到現場”的訊息，但我還是覺得有必要去。當我在現場發表了自己支持台灣籤服貿的論述後，老師還鼓勵我帶着一些感興趣的學生和現場民眾一起討論。當時的氛圍還是蠻理性的，並不像電視畫面裏那樣劍拔弩張。
台灣青年：“大陸讓利，與我何干？”
3·18學運得以發生，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台灣青年一代並沒有直接感受到大陸的讓利。而當時執政者聲稱的台灣可以因服貿協議從大陸更多獲利的論述，並不被台灣大多數青年人所相信，因為他們不認為這些獲利跟自己有關。而在大陸民眾一端則會覺得不解、甚至生氣：我都讓利給你們了，你們還有什麼好反對的？那我們不讓不就好了？
上述所描述的現象其實反映了兩岸經貿互動過程中的一個盲點：大陸確實在給台灣讓利，兩岸民眾並不懷疑這部分，但是誰真正獲得了這些讓利？何以大陸讓了利，而台灣民眾普遍感受不到呢？
這跟過去大陸長期依靠特定的政黨和相關團體來作為自己在台灣的“代理人”有關，很多讓利都是通過他們來往下發放，換句話説非這個羣體的支持者，就很可能無法真正“共享兩岸發展成果”。古語云，人不患寡患不均，沒有直接感受到兩岸經貿往來紅利的台灣民眾當然不滿這種利益分配方式，只要機會和理由充分，自然就“揭竿而起”。
而大陸方面則在3·18學運後，重新檢視對台政策，將重點工作逐步移至“三中一青”（中小企業、中南部、中低收入、青年人），並希望能夠讓台灣基層民眾直接獲得兩岸，正是對上述問題的回應。其中青年更是這些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去年在政協工作報告中提出，要“開展面向台灣青少年的體驗式交流”，同時大陸各省市的兩岸青創基地如雨後春筍般鋪開，兩岸青年交流活動一個接着一個，各種關於台灣青年來大陸就學、就業、創業的優惠政策不斷釋出。這些舉措所要表達的訊號非常清晰：兩岸關係的未來在青年。
青年交流：少點套路 多點真心
現在的兩岸青年交流活動，已經從最初的“走馬觀花”向“體驗式交流”深入，可以説這樣的變化是為了讓台灣青年可以在交流過程中，更加深入地瞭解大陸發展狀況。大部分行程都是在展示大陸這些年發展的成果，誠如去年暑假我拜訪國台辦時，張志軍主任對在場的台灣青年説的，“去看的都是好的一面”。而台灣青年現在所受的教育、對大陸的印象，更多是負面的，同時他們成長於台灣直接民選領導人的年代，因此他們對於民主、自由有着高度的期待。因此如何針對台灣青年這些特點，設計更有針對性的交流活動是我們需要去思考的。
台灣青年來大陸時，或多或少都帶着對大陸的疑惑，有些可以通過一般的參訪交流得以解決，有些則涉及所謂的“敏感”問題。因此，當台灣青年到大陸時，經常被提醒不要問太敏感的問題。而這樣出於“善意”的提醒，是否也強化了他們對大陸的某些疑慮呢？
大陸的政治體制有別於西方民主國家，這個政治體制對不成長於大陸的台灣青年而言，更多是一片陌生，甚至化約到只用“專制”來形容。既然我們對自己堅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何嘗不試試通過適當方式讓台灣青年瞭解一下呢？
2012年，我剛到台灣時就參加了由台灣陸委會支持、中華青年交流協會主辦的“民主台灣探索研習營”，4天的時間裏，來自兩岸的青年學生通過聆聽演講、看紀錄片、座談等，瞭解台灣的民主發展史，對台灣的中央層級選舉到地方層級選舉，甚至到最基層的村裏長選舉都有了初步的瞭解，通過與一些民意代表的交流互動，瞭解他們平時是如何工作的，這些東西都讓我對台灣的民主制度有了基本的認識。
當然另一方面，大陸更多把兩岸關係的未來寄託在台灣青年身上，而忽視了另一批同樣具有兩岸經驗的年輕人——在台陸生。相較於目前處在對台一線的公務員，在台陸生有着長時間在台灣生活的經歷，而且是與台灣青年共同的成長經驗，這些經驗能夠拉進彼此的距離，因此如何發揮在台陸生的作用，也是需要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此外，在交流過程中，細節設計比追求人多則更重要。我參加過的兩岸交流活動不算很多，但通常各地台辦都希望人多，這樣顯得場面大，有成果。但我卻以為應該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行程的設計上。3年前，我參加某省舉辦的兩岸青年交流活動時，特別跟主辦方説，可以請省人社廳的官員來説明一下兩岸青年到這個省就業、創業的政策。主辦方真的安排了，但人社廳的官員對着文件進行了一小時的政令宣導，既沒有做PPT，也沒有發紙質的政策，原本預期的效果完全沒有達到。
兩岸關係的未來在青年，不止在台灣青年，更在兩岸青年。而面對經歷過3·18學運後“覺醒”的台灣青年，我們如何針對他們這個羣體的特性，發揮在台陸生的作用，在具體政策上不僅僅從經濟層面釋出善意，更要讓他們能夠了解一個真實的中國大陸，瞭解這是一個不是需要“凡事小心”的地方，這樣才能真正影響台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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