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鳴：特麗莎·梅怎麼清掃烏煙瘴氣的脱歐公投實驗室？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一鳴】
最近的一週之內，特麗莎·梅完好地履行了她的個人承諾：下議院否決了議會對英國脱歐協議擁有最終發言權的提案，並且同時否決了上議院的脱歐法案修正案。
16日上午，女王從唐寧街遞來的小紅箱中取出了幾張即將決定英國命運的A4紙，輕輕簽上自己的名字。最終，英國正式啓動脱離歐盟的程序，這個國家正在如願重新回到18、19世紀的那種渴望已久的自由。
保持與歐陸關係的一種曖昧不明是英國幾個世紀以來歷史習得的一項重要傳統。這項傳統深植於一種舊時代的帝國信仰，即英國的安全、利益和外交應該展現出一種普世意義的全球關懷，而非僅僅維繫於歐洲。帝國的野心與信心愈發豐滿，這種刻意的疏遠便會更加明顯。
作為西方近代自由精神的源生地，英國長時間以來對於任何具有束縛性觸感的契約帶有一種本能的提防。為了避免深陷歐陸中心地帶幾個世紀以來紛雜細碎的權勢纏鬥，英國總是在徹底孤立與離岸平衡之間小心搖擺，除了幾次不得不參與的體系性大戰，從未多踏出過任何一步。
即便是在二戰結束的第二年，當丘吉爾以畢生名望在蘇黎世發表演説呼籲建立歐羅巴共和國時，他在力勸法德之間建立互信，凝聚各國向他設想的新歐洲邁進的同時，仍然極有保留地宣稱，英國、英聯邦不過是同美國、蘇聯一道，成為這項計劃的“支持者和贊助者”，用他自己的話説，“我們與歐洲在一起，但並非其中一員”。
這項傳統因以繼續沿襲。1974年，哈羅德·威爾遜開創性地將國民對於英國與歐洲距離的爭辯定量化，決意舉行歷史上第一次全民公投。在那段時間裏，作為英國思辨精神的聖地，牛津大學充滿了沸騰的年輕夢想，有關英國外交和安全的政策辯論遍佈街頭巷尾。
在壓倒性的男性荷爾蒙氛圍裏，一名來自聖休斯女院的姑娘被這種政治關懷深深感染，她是特麗莎·梅。比她低一年級的好朋友柯林森記得，在一次早飯時，梅和她提及了自己希望能夠成為大英帝國的首相。
特麗莎·梅的偉大抱負
特麗莎·梅出生於英國薩塞克斯郡伊斯特本市的一個天主教社區牧師家庭，她懵懂的政治意識也正是這樣的環境下被塑造起來的。她曾經和傳記作者講起，記得自己從小就注視着那些祈求命途垂憐的人們從房門出出入入，面向她的父親，傾訴着不同的故事。
到了晚上，一家人經常會和來訪的陌生人共同坐在餐桌前，吃着東西談論時事，在特麗莎·梅看來，“那是一種滋生政治意識的自然環境，父親不會談及自身，重點永遠是別人，我時常感到心中的利他主義情結被極大地喚醒”。
天主教信仰伴隨着她整個一生，即便在最為忙碌的時候，她仍然會找時間參加教會活動，在她看來，政治存在一種先驗性的神啓，是與傾聽、分憂、解難等高貴的品格永遠伴隨的，“政治是一種召喚、一個旅程，而非一項工作”。她曾多次表示，這種信仰深刻構成了自己成為自己的一部分，並且將永遠引導着她接觸任何事物的方式。
一如英國政壇大部分精英，特麗莎·梅的大學在牛津度過，她在當時唯一的女院聖休斯學院主修地理學。在回憶這一段生活時，特麗莎·梅曾經提及，與其他女孩子相比，她在應有的年齡下顯得個子有些過高了，她對於這一點極為敏感，甚至有些自卑，所以總是習慣於彎着腰走路。她把所有的與周圍環境的不適感轉入學習，並逐漸獲得一種與高個子較為相稱的清高感。
這座校園是所有人政治意識和精英意識成熟的地方，是卡梅倫、約翰遜、戈夫之流的天堂。那些對於未來充滿競逐慾望的年輕心靈都會在這裏參加牛津辯論社，醉心於文字間的高級修辭與複雜幽默，當對話有變得激動、無聊或者太專業的苗頭時，人們紛紛祭出自己的幽默來打哈哈，肆意地嘲笑那些不明所以的中產蠢蛋，在他們看來，演講術是最為高貴的品格。
普通英國學生幾乎不學歷史（正如退歐辯論中所顯示的，無數選民對於歐盟幾乎一無所知），而辯論社的未來政客們則不斷地抬頭仰望威斯特敏斯特的議會大廈，而後低下頭拼命地大量涉獵英國曆史，向卡斯累裏、帕默斯頓和邱吉爾等先賢致敬。每臨辯論社選舉新的領袖時，他們會踏遍牛津的每一寸土地，攔住任何一名路過的普通學生問道：“你可以投票給我嗎？”
然而這不是特麗莎·梅的校園生活。她也是辯論社的一員，並且曾經參與一場題為“性是美好的，但成功更好”的辯論，但是彼時她並不擅長演講，她缺乏那種流暢表達自己時應有的率性。
在一次歷史課堂上，老師讓大家隨便選擇一個主題進行一次2分鐘的即興演講，特麗莎·梅抽到的題目是“校服”，由於準備的時間不是很充分，她發現自己愣在那裏很長時間不知道應該説些什麼。她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埃德蒙·伯克協會，她曾經擔任這一協會的主席，推動了很多具有極為艱辛的思辨，這裏的人們習慣於自負地認為是協會對於更深層次的智識追逐為辯論社的瘋狂活動提供瞭解藥。
最終，她還是成為了一名不錯的辯手，在一場有關墮胎的辯論當中，人們發現她的紅色裙子裏面彷彿盛滿了情感的火焰。她的一名好友認為，她沒有在辯論社混出頭來完全是因為她不是一名傳統的機械式政客，她並不喜歡曲意迎合不同方面的支持，她比較真實，並不是一個分裂的個體。
的確，傾聽特麗莎·梅的議會辯論，常常會有一種真實的敍述感，而非很多政客一樣已經不由自主養成了一種偽善的政治套話的宣泄。當反對派提出的質疑引起了全場起鬨的時候，特麗莎·梅會用一隻胳膊輕輕倚柱發言台，微微側身等待，靜靜思考接下來的策略，而後再通過暴風驟雨般的反擊還以顏色。
這期間，她不時會露出狡黠和不屑的面部表情，這顯示出她還沒有達到一名傳統政客應有的圓滑修為。在議會，她也以獨有的梅式怒視而聞名，在議題爭執時她從來不會掩飾其他部長的不滿，一股憤怒的眼神會在整個會場內來回逡巡。對於很多人而言，特麗莎·梅讓人尊敬，但絕不讓人喜歡，這一點剛好與約翰遜反過來。
絕大部分時候，她甚至過於真實，顯得有些自我。在她的自傳裏，對於她一直以來的獨立穿着有這樣一段精彩的描寫：“她很高，總是把自己苗條的身材置於棕色有斑點的毛呢大衣裏，下半身總是配上一件鉛筆裙，穿着標誌性的中跟鞋，在議會開會的時候剛好露出修長雙腿的最好部分”。
在勝選後的一次《泰晤士報》的採訪中，她的一條價值995歐元的皮褲引發了政壇的軒然大波，英國前教育大臣尼基·摩根就曾表示：“我沒有什麼皮褲。我甚至想不出，除了我的婚禮禮服外，是否買過這麼貴的服裝”。
特麗莎·梅的反應也很直接，隨後不久，摩根就在一個有關脱歐問題的會議上被“取消邀請”，梅的聯席幕僚長希爾給另一名保守黨前部長發短信，讓他“不要把那個女人（摩根）帶進來”。
在特麗莎·梅看來，政治正確不是普世的，政治與生活無關。對她服裝品位的質疑是對於其個體合法性的重要挑戰。
2014年接受BBC著名節目《荒島唱片》節目的採訪時，她曾經表示如果自己只能攜帶一件奢侈品在荒島上度日，那將一定會是一本Vogue雜誌的終身訂閲版。時尚以外，她另一大個人愛好是逛超市下廚房，這是她個人生活的難能享受。她是《主婦廚房》節目的瘋狂粉絲，不像邁克爾·戈夫，只知道沉迷於《權力的遊戲》。
在校園時代，她的最大收穫或許應該是找到了一生的伴侶菲利浦·梅，他和約翰遜們一樣，都做過辯論社的主席。所以很大意義上，這對夫婦能夠毫無障礙地分享很多屬於高智商羣體的複雜隱喻。他們都是極其幽默的人，總是能夠説出有趣的俏皮話和雙關語。
當選首相後，特麗莎·梅令人意外地選擇了約翰遜作為外交大臣，在議會質詢時一名議員激動地提出為什麼要選擇一個經常被人罵“Fuck Off”的人擔任外交大臣，特麗莎·梅一連説了三個“Fine, Fine, Fine”，並順勢而為地替約翰遜解圍，説他是有三個“F”（Fuck Off中恰好有三個F）的極好人選。
牛津辯論的良好訓練與多年的內閣經歷已經使得特麗莎·梅掌握了在英國政壇混跡所必需的政治修辭。
然而伴隨着複雜而艱辛的政治生活的逐步展開，特麗莎·梅不得不常常刻意掩飾自己的真實屬性。據她所説，她和菲利浦的所有幽默靈感都來自於那個年代最為著名的喜劇“The Goodies”。這部劇從1970年播到1982年，在最後的兩年裏，梅的父母接連死去，他們也相繼離開校園開啓了真正的政治生活。
朋友們逐漸發現，特麗莎·梅開始嚴肅了起來，她不會再肆意地開玩笑，如果有人講一個笑話，她會在旁邊笑，但她永遠不會再是那個主動挑逗的人了。在一次美國訪問中，她被東道主邀請模仿一個標準的美式動作“你不行”來搞個笑，所有人都知道她做得到的，然而她偏偏做出為難的姿態並且只是稍稍應付了下，在提及此事的時候，很多人都認為她有些過於提防了。
然而這種防範心理是極其自然的。特麗莎·梅不是一名傳統意義上的政客，英國政壇的權力鬥爭夾雜着階級出身、立場派系、精英意識等不同層面的複雜因素，加之當今時代複雜的經濟與移民問題、與歐盟若即若離的關係，很多尺度的把握需要極其小心，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言蜚語。
特麗莎·梅患有糖尿病，必須每天定時注射胰島素，這也使得她要非常注意自身的飲食。2013年，她決定適當減肥，當時便立即有很多留言傳出，認為她是在為取代卡梅倫的位置作形象準備。梅對於這種説法怒不可遏，斥責他們是“馬基雅維裏式的陰謀”。
話雖如此，然而事實上，特麗莎·梅對於政治生活的確一向是嚴肅而認真的。她的一名朋友弗蘭克蘭德曾經告訴BBC，他很難想起任何一個時候，特里莎·梅不是充滿政治抱負的樣子。她非常篤定並且總是刻苦為之努力，她永遠在做她認為是正確的事情，總是會在大家都喝醉的時候還在繼續工作。他依稀記得當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當上首相的時候，她甚至表現得有些憤怒，在她看來，這個女人先於她達到了目的。
特麗莎·梅的歷史機運
為了實現自己的遠大抱負，特麗莎·梅多年來兢兢業業，小心積蓄自己的政治能力和政治名望。在其所負責的內政部，需要應對“包括毒品、洗錢、詐騙、金融犯罪、知識產權、移民、網絡犯罪等在內的有組織犯罪行為帶來的威脅”，個個都是深入選民生活的敏感議題，一旦處理不當很容易毀掉自己的政治前途。
在特麗莎·梅以前，這個位置從來沒有人任職時間超過三年，而她一坐就是六年，併成為近50年來在任時間最長的部長。她掌控這一位置的辦法其實也很簡單，就是強硬、強硬再強硬，最大限度地保障本國公民的權益。
在剛剛擔任內務部長職務之時，美國曾經發來通緝令要求引渡一名叫作加里·麥金農的男子，他涉嫌入侵了美國軍方和國家航空航天局共97台電腦。在特麗莎·梅看來，美國沒有拿出足夠有信服力的合理根據，同時麥金農患有阿斯波哥爾綜合徵，不善交際、極其內向，如果將他引渡至美國，他很有可能自殺。
英國法院已經明確表示，如果由他們來決定的話，他們不會阻止美國引渡麥金農，特麗莎·梅在最後一刻制止了這一切的發生，拒絕了盟友的要求，這帶給了她在初涉政壇時的極大加分。
多年以來，英國簽證的辦理總是備受詬病，與申根國家簽證的手續相比，英國簽證的流程更繁瑣、費用更高且耗時更長。
教育大臣亨特曾經對此進行過計算，“一個來自中國的四口之家，如果把倫敦增加為歐洲之旅的最後一站，簽證費和機場税總共需要花費576英鎊，事實上，大多數中國人會希望整個度假之旅只花這麼多費用，而把錢省下來進行購物”。
然而這些經貿上的恩惠在特麗莎•梅眼裏不值一顧，一項能夠使中國遊客能夠同時申請申根國家簽證和英國簽證的“平行流程”多次被內政部否定。
在移民問題上，特麗莎•梅早在任職之初就確立了自己的三個基本原則：“到這兒來的人必須擁有真正的親屬關係；必須自己支付路費；必須能夠融入英國社會”。在她看來，那170萬從敍利亞戰爭中逃離出來的難民正在祈求幫助，是的沒錯，但是這種幫助更應該被施與那些仍然困在約旦、黎巴嫩和土耳其難民營裏的人，而不是這些擁有能力逃出來的人。
她堅持英國接納難民數字每年不能超過5000人，並強烈抨擊默克爾在德國的慈善行為。為了能夠最大限度減少移民，那些從印度、中國和中東來的留學生成為了她的目標，她提出了工作簽證的申請者年薪必須達到至少20500英鎊的標準門檻，這使得高校入學的印度留學生大幅減少了將近50%。
近期，她多次重申將淨移民數量削減三分之二以上，從每年逾32萬人降至不足10萬人。而這個目標在實踐中意味着：即便完全禁止歐盟國家公民移民英國，也得同時將印度、中國、美國以及澳大利亞等國家的移民數量削減一半，而這一點就連最強硬的歐洲懷疑論者也從來沒有這麼要求過。
在公投問題上，特麗莎•梅總是表現出一種不甚明顯的留歐傾向，但是在移民問題上，她的強硬立場是一貫始終的。她的著名格言之一就是“不要讓那些混蛋（滋事移民）折磨你”，恰恰是這樣的姿態贏得了選民的信任。
在整場脱歐運動中，她幾乎全程隱匿在角落，某種意義上，她甚至過於無視這項革命性的運動了，她曾多次表示英國是世界上的第五大經濟強國，脱歐還是留歐都不會對英國造成實質性的影響。
她不温不火的態度受到了很多批評，一名支持留歐的部長曾經指責到，“特麗莎總是在一旁隱匿，並高貴地希望着這一切結束時不會有任何一滴血液濺到她身上”。
對於這一點，特麗莎•梅從未否認，在就職典禮演講結束後，有記者問到她是也能夠感覺到自己否同德國總理默克爾一樣讓人乏味，她坦誠地回答道，“我知道我不是一個長於展示自己政客，我不去參加那些電視秀節目，不和大家在午飯時聊天八卦，不去議會的吧枱喝酒，是的，我很少把自己的心放在外面讓人們看到，我只是去做好現在在我眼前的事”。
某種意義上，這是特麗莎•梅與約翰遜之流之間最為重要的區別，這種區別使得選民在驚慌失措時傾向於對她產生一種先天的信任和踏實。脱歐目標實現的當日，約翰遜輕描淡寫地告訴選民們，移民終究還將繼續，彷彿這與他曾經聲嘶力竭捍衞的脱歐立場毫無關係一般。
這是辯論社的偉大傳統之一，技巧本身才是目的，政策結論根本無人關心，波蘭人、孟加拉人是不是住在倫敦以外的土氣城鎮，對他們來説根本無所謂。這些辯論精英們從一開始到最後都沒有一個將脱歐付諸實施的計劃，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個乏味的治理問題，最好留給埋頭苦幹的公務員。
在退歐公投後，他們可以繼續忙着去競選保守黨領導人，競選本身比承擔責任有趣味得多。越是到後來，人們越是看出，特麗莎•梅的態度是格外認真的，她嚴肅的批評約翰遜之流，“政府不是一場遊戲，而是對人民生活產生真正影響的嚴肅的事”。
在評述這次運動時，《衞報》總結到，“對一個急於洗刷自身精英風貌、學院派色彩和可笑的名望意識的政黨而言，特麗莎•梅呈現出一種政治家的不同風貌，她好如一名管理着淘氣的男孩子們的女校長，即便面對很多詰難她也未曾動搖。她從不會在骯髒不堪的商業交易和污穢遍地的政治陷阱中弄髒自己的雙手，她總是會派出自己的團隊，以最簡潔的方式對抗她的對手們”。
現在特麗莎•梅取得了這場政治纏鬥的勝利，她在選民們慌張而驚恐的眼神中被擁戴到前台，擋眼是一個全新而陌生的時代，從未有過的不確定性，從未有過的使命承載。相比之下，蘇伊士運河危機和馬爾維納斯羣島戰爭都不過是二戰以來極不起眼的小波瀾。
很多時候，身處關鍵的歷史節點，卻永遠説不好是自己選擇了機運，還是機運選擇了自己。
特麗莎•梅深深知道此刻走向唐寧街10號是怎樣的含義。59歲出任首相在英國政壇已屬高齡，有時站在議會的演講台放眼望去，那些自詡年富力強、出類拔萃的校園精英仍然稚氣未脱，滿目皆是向上競逐的慾望。
如果不是這次將永遠改寫歷史的公投，如果不是卡梅倫玩脱了的民主試驗，或許特麗莎•梅唯一能做的就是再在內政部的位置上多坐幾年，把這項紀錄延長下去，而後永遠的放下自己年輕時曾經擁有的遠大抱負。
對於約翰遜而言，他的政治道路過於順利，這場脱歐運動已經為他累積了足夠的能量，將來有的是時間把這份政治資本變現，他看得到卡梅倫年紀輕輕過早離任其實也無事可做，他可以等下去，等到一切事情好轉再説，像自己的偶像卡斯累裏一樣成為一代名相。
對於特麗莎•梅而言，機運只有一次，沒有選擇。
特麗莎•梅的玻璃懸崖
英國的米歇爾•瑞恩與亞歷克斯•哈斯拉姆教授通過對首席執行官、律師、準議會成員、甚至中學生代表等羣體的研究顯示出，女性常常被分派棘手的任務、高風險的案件以及（對英國大選的分析顯示出）較難贏下的選區。
在他們看來，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於被推上危險的職位，他們給這種充滿挑戰的誘惑起了個名字，叫作“玻璃懸崖”。很多時候，女性走上政治生活的前台並非源自性別的力量，而僅僅是由於男性政客的世界正在進行派系妥協、看不清前行的路向或是需要更換政治口味，女性在這樣的意義下將起到緩衝、轉承甚至替罪的作用。
所有人都明白，退歐談判是一場無盡之途，未來幾年的英國領導人很有可能是自丘吉爾以來最為不幸的角色，他將註定在歐盟與國內反對派之間腹背受敵，深受委屈卻無處發泄。
最終，特麗莎•梅穿着Vivian Westwood的豹紋高跟鞋果斷地踏上了玻璃懸崖，如果説卡梅倫的政治遺產是開啓了一場史詩般的民主試驗，那麼她將做的就是耐心地等待試管內的化學反應，宣佈一個個令人震驚的試驗結果，而後拿起掃把，清掃這個烏煙瘴氣的民主實驗室。
特麗莎•梅第一時間迅速成立了內閣，儘管她堅定地保留了脱歐承諾，然而最終內閣裏支持留歐的佔到18人，支持脱歐的僅有7人，特別是在與脱歐談判相關的重要位子上，她有意安排了這次脱歐運動的各位領袖。
其含義很明瞭，一方面，利用他們在競選中所呼籲的，最大限度地物盡其用、發揮特長；另一方面，將來如果有任何事情做得太過而無法收場，約翰遜們將繼續揹負由其自身引發的詰難，不要光説不練，大家綁在一條船上，在脱歐這項革命性的歷史選擇中，誰也別想輕易地逃掉責任。
這以後，特麗莎•梅開始直面議題。
首先，從“脱歐”的程序上來看，儘管里斯本條約第50條的設立是為了確定一國如果要退出歐盟後即將會發生什麼，但這遠非一份完整的婚前協議。它根本沒有説清楚一國可以或者應該以怎樣的條件和方式退出歐盟，由於從來沒有被嘗試，所以一切單憑想象。
目前的條款只是簡單規定了程序，一旦第50條被觸發，它將獲得兩年的談判期，在這段極為緊湊的時間裏，特麗莎•梅的政府將務必完成與歐盟關係的重新約定，在各個層面推進大量的談判，簽下無數的法律文本。
一旦無法按時完成，英國將以“斷崖式退歐”的方式與海峽彼岸尷尬地相連，最多會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獲得與其他任何國家一樣的普通待遇。
如此模糊的規則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後果。它讓脱歐支持者得以向選民提供明顯不切實際的希望，激烈地表達目前的訴求是重要的，至於如何以一種合理的方式達成這樣的訴求，可以在啓動程序後用較長的時間自由洽談。
事實上，脱歐派們就是這樣做的，他們幾乎是扯着選民的衣服跳下懸崖，在自由落地運動中告訴大家我們需要在着陸前製造好自己的降落傘。同時，這一規則為英國和其他歐盟成員國製造出一種長期不確定性，原則上，為了穩定目前的混亂局面，英國可以等上一年或更長時間才觸發第50條。
但正如特麗莎•梅多次強調的，“脱歐就是脱歐（Brexit Means Brexit）”，沒什麼可猶豫的，再拖下去，移民問題只會愈來愈糟，歐盟內部只會對新英國愈發不耐煩。在保守黨大會上，她明確提出，將在今年3月底之前觸發脱歐條款。
然而正如歐洲改革中心的查爾斯•格蘭特所指出的，其所引發的將必然是一系列漫長而看不到盡頭的談判，這至少將包括：“與歐盟最終的貿易協定；在英國退出歐盟後、長期協定簽署前臨時發揮作用的過渡性協定；重新以獨立成員身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與現在與歐盟簽有協議的約50個國家談判新的安排（應該還要與美國、中國等國談判新安排）；最後是英國與歐盟在外交與國防政策、警察和司法合作以及反恐方面的關係”。
幾乎註定，這是一場無盡之途，兩年的時間絕對不會夠用，最多隻能達成過渡期的妥協安排，然而特麗莎•梅已經為這一切做好準備。
在達沃斯論壇前的公開講話中，她堅定地傳遞了自己對於可能面對的來自歐盟的重重羈絆的考慮，“英國將竭力尋求避免破壞性的斷崖式退歐……英國希望在兩年的過渡期結束前與歐盟達成合作協議,尋求與歐盟單一市場聯結的最合適道路”。最後的補充極為關鍵，英國沒有什麼可畏懼的，“達不成協議好過達成不好的協議”。
其次，從“脱歐”的內容上來看，她開始在歐洲法院、關税同盟和單一市場這三條門檻線之間小心試探。這場退歐運動的最初動因是移民問題，其所對應的是保留英國的邊境控制權，擺脱歐盟法院的控制是必須的。
同時，關税同盟或單一市場的成員都將使得英國失去經貿領域的立法自主權，無法實施自己的貿易政策，接受單一市場相關的所有監管規定。
最為關鍵的，這意味着必須繼續支持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甚至需要出錢分擔預算。在種種相互間的方案衝突中，特麗莎•梅試圖尋找到一條能夠在與歐盟的談判中切實可行，又為國內的各派所勉強接受的折中方案，可能的模式無非下列幾種：
一是“挪威式安排”，英國爭取加入目前由歐盟成員國以及挪威、冰島和列支敦士登組成的歐洲經濟區，保留全面進入歐洲單一市場。然而經貿方面的法規監管和人員的自由流動仍然挑戰到了特麗莎•梅設定的紅線。
二是“摩爾多瓦式安排”，這意味着退出歐洲單一市場，同時也徹底隔絕移民，也即所謂的“硬脱歐”。企業界將這個方案視為夢魘，僅僅依靠世界貿易組織規則進入歐盟市場，英國將不會獲得任何優待。
三是“瑞士式安排”，這意味着在全面完成脱歐後，英國將竭力與歐盟達成多項雙邊協議，以便多個不同行業能自由進入歐洲單一市場。這是一項分散而極為繁重的談判任務，人們普遍認為歐盟不會無緣由的輕易讓步。
國內各方面的意見也非常清晰，英國工商業聯合會起草的寫給梅女士的信中明確説明, “無論如何都應將所有不維持與歐洲共同市場特殊聯繫的退歐方式排除在外”，英國最終應當至少達成一項涵蓋商品、或許還包括部分服務的自由貿易安排，更多的人們希望還能達成自由旅行安排。
工黨領袖科爾賓先是在較早的一次採訪中公開暗示，除非特麗莎·梅採納了他的退歐底線，否則工黨將投票反對。對工黨而言，這條底線指的是包括全面保持單一市場準入和保護工人權利。
而瞭解保守黨強硬立場的財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主張，英國應該尋求保留至少一部分關税聯盟身份，目的是讓商品貿易繼續不受邊境檢查和關税的影響。
在特麗莎•梅看來，英國的紅線是國家控制邊境以及終結歐洲法院的司法管轄權。在保守黨大會之後，她的態度變得逐漸明晰且日益堅定，她明確提出，“如果你認為自己是世界公民的話，那你就不屬於任何國家”，她沒有興趣“保留一些歐盟成員國身份”。
在達沃斯論壇前的公開講話中，她進一步明確了“硬退歐”的路線圖，她説英國不會“半退半不退”，不尋求其他國家已採納的模式，退歐中必須得有妥協，她希望“英國與歐盟達成一個大膽且雄心勃勃的自由貿易協定”，並希望保留關税聯盟部分成員國身份，繼續實施零關税報已，為企業在退歐談判中儘可能提供確定性，並安排一個實施階段以避免退歐跌落懸崖。
問題在於，歐盟方面未必會配合。公投後第一時間，我們很難從各國領導人的表態中聽出絲毫同情，特別是長時間以來對於英國在共同安全問題上設置的重重障礙早已厭倦不堪的布魯塞爾，幾乎擺出一幅敦促英國快點兒履行完這場鬧劇，帶着你們自認為高貴的不滿趕緊離開這裏的姿態。
相對而言，默克爾的表態還較有人情味，“歐盟應該給梅時間想清楚她想要什麼，並勾勒出她如何看待英國與歐盟的未來關係，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擁有一個良好的談判過程，開展一場明智和建設性的談判，符合我們所有人的利益”。
然而即便如此，默克爾也多次強調，在里斯本條約第50條觸發前，不會與英國進行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談判，她同時表明，這份耐心是有限的，讓英國在歐盟的身份懸而不決並非英國公民或歐洲成員國想要的局面。而在英國“硬脱歐”的消息傳出後，默克爾明確表示，如果梅堅持結束歐盟公民自由進入英國的安排，她將不會允許英國“選擇性地”進入歐洲單一市場。
不斷爆出的八卦新聞進一步體現了歐盟與英國的嚴重分歧。先是有消息稱這份極其複雜的談判將有可能以法語作為官方語言進行，人們很難理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安排，最多隻能解釋為歐盟在這一次公投中的自尊受到了巨大的傷害，必須要尋找到某種途徑來將心裏的落差贖回，就好像是在説“你們不喜歡我們？很好，我們從來也沒喜歡過你們”。
而後，儘管我們習慣於假定世界政壇的少數女性領導人必定團結互助、彼此傾慕，然而最終人們驚訝地發現特麗莎•梅與默克爾竟然沒有任何私交，這一點在12月期間的一場峯會部分得到了證明，視頻顯示，特麗莎•梅遭遇到了極大的冷遇，在其他成員國領袖相互寒暄時，無人上前理會這位剛剛當選的英國首相。
英國《金融時報》的一篇報道提到，當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被問及跟梅相處得如何時，他也只是頗有不屑地回覆了一句“啐”。
邁向孤立之途
達沃斯論壇前的公開講話後，歐洲單一市場的最後希望被徹底堵死，“硬退歐”夢魘成真。這以後，一切進展的十分順利。
在最近的一週內，特麗莎•梅完好地履行了她的個人承諾，下議院否決了議會對英國脱歐協議擁有最終發言權的提案，並且同時否決了上議院的脱歐法案修正案。然後便是今天上午，女王從唐寧街遞來的小紅箱中取出這幾張即將決定英國命運的A4紙，輕輕簽上自己的名字，在3月底之前，英國如願重新回到了18、19世紀的那種渴望已久的自由。
歷史有一種動能，一旦事情開始沿着某一個方向發生，便一定會延伸下去，直至前行的能量耗盡。比如戰爭，一旦國際主體間的利益齟齬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物質性摩擦，我們大體可以期待在可預知的未來，如果特定的國際機制沒有能夠化解這些潛在的矛盾積怨，註定會轉化為大幹一場的戰爭動能，直至精力耗盡。
歐洲的離散也是如此。不管聚合起來如何艱難，只要邁出第一步，其帶來的折衝是根基性的，傷痛是永恆的，註定無法挽回。
英國脱歐放飛了一個全新而陌生時代的第一隻黑天鵝，並在短時間內產生了意想不到且性質極其惡劣的連鎖反應，一連串的民主國家出現了階級分化和民粹造反，在持續了半年之久的喧囂聲中，樸瑾惠在頑抗中被彈劾，特朗普走上山顛之城，歐盟的兩大支柱法國和德國都在極右勢力的虎視眈眈下戰慄。
特麗莎•梅在脱歐派與留歐派聲嘶力竭的互斥中走上前台，她被先驗地安排好了所有任務，這是大英帝國的選民作出的歷史承諾。這項承諾決意把英國從歐洲繁複的制度體系中撕扯出來，重新回到充滿英式自洽的自然狀態。
沒有退路、沒有曲線、沒有中間選項、沒有選擇餘地，她只能不斷做出強硬的姿態，衝在這條陌生道路的最前面，勇敢地面對這個世界帶給我們的極大複雜和永恆未知。
這注定是一場無盡之途，大英帝國又一次由於畏懼彼岸的荒蠻選擇了獨立，以敏感的嗅覺第一個撕扯掉半個多世紀以來全球化和區域化的虛假幻象，同時奉上的還有代議制民主的優良傳統和整個歐洲幾代人的共同努力，即便有任何不測，歷史將永遠不會允許他們將這一切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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