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強：經濟學人為何普遍反對有為政府説：田國強林毅夫爭論思考之五
一、現代經濟學人的偏執性思維
識別和勘定政府和市場的作用邊界是保障現代社會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但學術界似乎迄今依然沒有形成基本共識。穆勒當年就説：“支持政府幹預的人，只是滿足於堅持説，只要干預是有用的，政府就有權也有職責進行干預；而屬於自由放任學派的人們，則力圖明確限定政府的職權範圍，往往把政府的職權範圍限定為保護人身和財產的安全，使其免受暴力和欺詐的危害，但如果仔細想一想的話，無論他們自己還是其他人都不會同意這種限定，因為……它排除了某些必不可少的、為人們一致承認的政府職責。”
為何會出現這種狀態呢？根本上就在於，我們還缺乏對政府和市場本質特性及其內在缺陷的認識；同時也在於，我們迄今還沒有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來保障兩者能夠充分發展其效能並抑制其內在的“惡”。
尤其是，在當前中國經濟學界，學者們也往往以政治性和實用性思維而非學術性和哲理性思維來理解政府和市場等術語，以致論戰往往不是縮小而是加大對事物認知的原有分歧，乃至出現對立和兩極的態度。
譬如，田國強一再強調，“一個有效的市場的必要條件是有限政府而不是有為政府”， 因為“有限政府和有為政府的本質差別就在於，是着眼中長期發展還是着眼短期發展，是強調改革還是不強調改革，是靠制度還是靠政策，是落腳於國家治理還是不落腳於國家治理。” 很大程度上，這就是源自田國強的個人理解，而且還是一種錯誤認知。
林毅夫、田國強之辯
究其原因，(1)有為政府根本不是不要改革，只不過是要認識和彌補市場的缺陷，而不是“唯市場化”的改革；(2)有為政府也不是隻關注短期問題，相反恰恰是集中於中長期發展，儘管也會採用實用主義態度去關注和解決現實世界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問題；(3)相應地，有為政府根本上就不僅僅是政策性的而更主要是制度性，致力於探尋一個促進政府機制和市場機制間互補共進的制度安排。
事實上，僅僅由市場失靈就可以推論出政府功能的合理存在，現代經濟學教材中也常常承認存在市場失靈問題。譬如，即使被新古典經濟學、奧地利學派以及其他自由主義經濟學派共同視為思想教父的哈耶克，也指出，“大凡在能夠用市場為人們提供所需服務的場合，訴諸市場可以説是最為有效的方法；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在市場無法提供這些服務的場合，我們就不可以訴諸其他方法了。”
更不要説，被現代主流經濟學奉為自由主義先驅和市場學説締造者的斯密，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被視為有為政府的支持者，至少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最小政府的鼓吹者；因為他主張政府應該舉辦和維護那些私營企業、無利可圖的公共福利事業和公共設施，也主張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對不同產品和行業徵收不同的税收。
在斯密看來，政府承擔的工作內容至少包括：
(1)管制紙幣類的銀行業務，包括在允許部分準備金制度的銀行業務以後，禁止小面額銀行券發行；
(2)舉辦公共交通企業，包括公路、橋樑和港口等公共工程，因為私人企業將沒有以適當方式從事這些活動的“動機”；
(3)鑄造貨幣和建立郵政局，因為這些是有利可圖的；
(4)建立有限期的專利和版權制度；
(5)設立高利貸法，主張設立稍微高於對初始借貸者收取的利率的5%的利息率上限，使信貸能夠達到樸素的初始接待人手裏，而遠離那些投資者和“鋪張浪費的”消費者；
(6)對抵押貸款實行強制登記，竭力使經濟轉向有利於更多“生產勞動”的資本投資和更少的消費；
(7)對“穀物”出口實行某些限制，並允許某些暫時特許的壟斷公司；
(8)建立公共教育，斯密特別強調公共教育的作用，認為這些作用雖然有限但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抵消勞動分工使人變愚蠢這一結果；
(9)通過差別性税收來引導產業發展、貿易競爭、消費取向、財富分配以及資源配置。
然而，新古典經濟學尤其是奧地利學派總體上還是反對政府主導的經濟活動和產業政策，其直接的理由就是，政府同樣存在失靈，甚至比市場失靈更嚴重。那麼，承襲新古典經濟學思維的經濟學人為何極力反對政府在產業政策上的作用進而否定有為政府説呢？除了根基於個人主義的政治哲學和自然主義的分析思維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他們的認知結構，很大程度上，認識和信念是比利益更能深刻地左右學者政策主張的東西。
哈耶克就曾寫道：“凡是不抱這種偏見的人應當坦率面對的第一點是，決定着知識分子觀點的，既不是自私的利益，更不是罪惡的動機，而是一些最為真誠的信念和良好的意圖。”當然，哈耶克將這句話主要是針對當時的社會主義者的，他説，“必須承認，大體而言，今天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越是受着良好的願望和理智的引導，他就越有可能成為社會主義者。” 但是，這句話實際上適用於所有學者，尤其是適用於那種信守傳統智慧並以此來駁斥他人的“經院主義學者”。
其實，任何具有強烈人本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真正學者，都應該先於普通社會大眾去洞識社會存在的問題並積極探尋改進的途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所指的正是此類人。相應地，在市場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中，好的經濟學家就應該更多地關注市場失靈問題，進而積極探尋真實市場機制及其缺陷；而在計劃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中，好的經濟學家則應該更多地關注政府失靈問題，進而積極探究政府運行機制及其缺陷。
然而，在大眾學術時代，現代經濟學人更傾向於接受而不是反思傳統智慧。傳統智慧的基本特點就是它具有可接受性，需要為大多數人所認同，或者與流行的保持一致，或者可以得到更著名人物的支持。
相反，那些對傳統智慧構成挑戰的思維往往很難被人所接受，往往會被批評為沒有掌握傳統智慧的複雜性，而這種精微之處只有那些始終如一、中規中矩、耐心細緻的人才能理解，也即只有與傳統智慧密切關係的人才能理解它。顯然，自斯密奠立古典經濟學體系以來，自由放任就逐漸成為傳統智慧，那些堅持這種傳統智慧的人就被視為主流經濟學家，而對此進行挑戰的則被視為非主流而受到漠視和貶斥。
二、新古典經濟學人反對有為政府的思維基礎
就對國家性質和政府功能的認知而言，學術界至少提出過四種假設：(1)仙女模型，它認為，公共品供給者只解決市場不能和不願解決的問題，而不會與民爭利，更不會損害任何個體的利益；(2)半仙女模型，它認為，公共品的供給者不是着眼於每個個體的利益決定公共品的供給，而是從總體上考慮整個公利的增長；(3)不確定世界模型，它認為，公共品供給者的行為也可能是沒有效率或者造成更大損害的，但這並非供給者的本意，而是由於信息的不確定性和不完全性；(4)女巫模型，它認為，公共品的供給者是追求最大化功利的經濟人，他們可能促成任何有助於保住或獲得職位的活動。
但是，自休謨的政治學將每個人都設想為一個無賴以來，西方主流學術就將國家和政府視為“惡棍”來提防，進而規定了“守夜人”角色。相應地，主流的經濟模型大多都根基於理性選擇框架，它將任何個體以及組織都視為“惡棍”，會千方百計地追求其獨自的利益和偏好。
結果，政府失靈的危害就比市場失靈的危害得到更大程度的宣揚，經過這種反覆的宣傳否定政府基本作用的輿論就盛行開來。進而，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傳統在經濟學中就得到繼承和發揚，它將國家和政府視為統治階級維護其統治的暴力機關，依靠“政治方式”而非“經濟方式”為統治階級謀取財富，從而最終取消政府。這裏簡要説明如下。
首先，新古典經濟學靜態地承襲了前現代政府功能。前現代政府很少承擔經濟功能，而主要執行一種統治功能，其徵收的税收主要是用於維護統治秩序而不是實現分配正義，轉移支付的對象主要是統治階級而不是弱勢羣體。19世紀早期美國著名政治家卡爾霍恩寫道：“政府代理人和僱員構成了對税收利益的獨佔性接受者這樣一個社會團體。以税收的名義從社會中得到的無論多少，如果不失去，就會以支出或支付的名義流入他們身上”。
相應地，“政府不公平的財政行為的必然結果是將社會劃分為兩個主要階級：一方面是實際上支付税收從而當然地單獨承擔支持政府責任的這些人，另一方面是通過支付而成為税收利益接受者的那些人，他們實際上是被政府支持的。
或者簡單地説，社會被分成了税收支付者和税收消費者兩個階級”，從而造成的效果是“在政府的財政活動和所有與之相關的政策方面，他們成為了敵對的關係，因為税收和支付越多，一方的收入就越多而另外一方的損失也越多……那麼，税收的每次增加都會使一方變得富裕和強大，而使得另一方變得貧窮和軟弱。”
事實上，斯密當初之所以宣揚自由放任主義，主要也是為了限制當時國王及其政府官僚的貪婪和掠奪。問題是，無論是現代政府的職能還是財政轉移支付的對象都已經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從而需要重新理解財政税收的意義。
其次，新古典經濟學構設了傳統的“利維坦”國家形象。原始契約説認為，國家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基於契約而形成社會機構，或者人民通過契約而創造出一個合法的政治權威，這個國家或政治權威一經產生就不受個體的制約而擁有至高無上的主權，這就是“利維坦”國家。
“利維坦”國家形象
因此，即使政府確實可以且應該承擔越來越廣泛的經濟職能以及實現市場經濟中不如人意的分配正義，但我們如何保障政府能夠有效做到這一點呢？如何保證政府及其代理人不會通過財政收支而中飽私囊呢？事實上，即使在原始契約觀已經為社會契約所取代的今天，人們普遍認為國家以及政府都源於個人之間的協議，每個人在國家中擁有平等的“發言權”，甚至可以通過契約來更換國家組織以及政府機構，但問題是，我們如何確保政府及其代理人的權力受到制約呢？
阿克頓就提出了廣有影響的腐敗定律：權力會產生腐敗，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 確實，在權力分佈極端不均衡的前現代社會，國有的存在或權威主要依靠軍隊和暴力；而且，在商業經濟普遍發展以及由此帶來權力日益均等化的今天，依然存在相當程度的貪污和腐化現象。但是，我們也不能否定，在絕大多數民主法治比較健全的社會，腐化行為已經得到很大的遏制，日益廣泛的人民參與已經建立起了越來越完善的規章制度以制約政府及其代理人的行為。布倫南和布坎南就説，“所有的立憲規則，都可以被解釋為對潛在的權力的限制。”
再次，新古典經濟學承襲了傳統的肯定性理性思維。肯定性理性思維往往將真理和現實存在等同起來，認定現實存在中體現了人類的理性因素，尤其是沒有人為干預的自然秩序體現上帝的意志和理性精神；相應地，競爭性市場中達致的就是一種“自然”價格，它體現了上帝意志的公正和正義價格。為此，新古典經濟學就極力推崇自由市場，並將自由市場、自發秩序、自然規則和社會正義合為一體，從而也就看不到分配正義的缺失。
與此不同，早期古典經濟學者往往具有更強的批判理性思維，他們往往以理性的眼光審視現實存在與本質之間的脱節，從真理和現實間的差距中產生“是”與“應當”間的緊張；這樣，他們就能夠更深刻地剖析現實世界的問題，乃至將競爭性市場秩序視為只是體現了自由資本主義的正義要素。伊格爾頓就寫道：“馬克思總以陰鬱的眼光看待人類大部分的歷史，是因為歷史不過是一種壓迫和剝削替代另一種壓迫和剝削。
西奧多·阿多諾曾經説，悲觀的思想家對人類解放做出的貢獻比那些盲目樂觀的思想家要大。這是因為他們見證了那些等待我們救贖的社會不公，而如果沒有他們，這些不公早已被我們遺忘。他們向我們展示現實的殘酷，並以此激勵我們着手改變。” 相應地，針對自由市場交易中所顯示出來的機會平等，馬克思評論説，“資本主義交易的正義僅僅在於他們在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在於資本主義的佔有與分配符合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服務的正義標準。”
三、本文的寫作初衷説明
在系列的5篇文章中，筆者對田國強和林毅夫有關有為政府和有限政府之爭做了梳理，並以個人的理論和現實認識做了評述。筆者長期偏居一隅默默地梳理自身的所學、所思和所悟，只在為提升自身認知的“為己之學”，甚少參與時下的學術之爭，而更希求死後能夠為後人留下值得一觀的文字。正是由於偶然的機會，看了林毅夫與張維迎、田國強等人的爭論，引起了原來一些思考的共鳴；同時，也感受到了他們真誠的學術態度和求真的學術精神，因而也就會不揣簡陋而寫下上述東西。
筆者以為，真正的學者往往能夠跳出個人利益關係的束縛而承擔起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道德責任，努力通過知識探究來啓蒙社會大眾和促進社會進步。這意味着，作為一個真正學人，他的學術取向和價值立場與其説取決於他的個人利益，不如説與其知識結構及其相應的社會理念更相關。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當前經濟學界為何對一些最基本的政府功能都存在巨大的分歧和尖鋭的對立，並引起激烈而廣泛的爭論，根本上就在於他們所接受的不同的理論學説。
就當前經濟學界圍繞政府功能及其相應的產業政策所展開的激烈論戰而言，它既可能帶來積極意義，也可能潛含消極因素。
在積極意義方面，如果論戰被很好地限制在學術層面，自由的學術交流和爭論就有助於深化對政府和市場之關係的認識，進而也有助於推動經濟學理論的探究和發展，這就如20世紀30年代的計劃和市場之爭最終帶來的結果。
在消極因素方面，如果論戰被人為地提升到政治和道德層面，相互之間的人身攻擊和政治批判將會扼殺和抑制學術的交流和發展，最終可能使得各自的原有立場更為強化，學説也將更加分化進而日趨極端。筆者希望這次論戰的結果是前者，從而筆者也願意參與討論以提升自身的“為己之學”。
（作者系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文章轉載於第一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