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本德爾:班農是如何成為經濟民族主義者的
2008年10月7日,馬蒂·班農坐在簡陋而擁擠的家中,驚恐地盯着電視屏幕上美國股市大盤跳水,拉低他持有的AT&T(美國電話電報公司)股票。馬蒂·班農在這家公司工作了50年,這些股票是他為自己精心準備的養老金。
他生於大蕭條的時代,育有五個孩子,其中包括現任白宮顧問和首席戰略家史蒂夫·班農。班農和其他孩子經常揶揄父親,説他寧肯放棄自己的天主教信仰,也不願拋售手中的股票。這些股票既象徵着他對公司堅定的信任,也相當於買給孩子們的人壽保險。
他不斷地切換電視頻道,幾乎所有金融分析師都在警告經濟即將崩潰,而華盛頓的政客們與他同樣一頭霧水。因此他做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拋掉了手裏的股票。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美國股市崩盤
今年95歲的馬蒂·班農仍然為當初的決定感到後悔,華盛頓當局應對經濟危機的方式使他至今充滿怨恨。他的兒子史蒂夫·班農説,自己的反建制派世界觀從那時起開始變得清晰,隨着近十年來美國政治硬化,他得以成功進入白宮西翼,距離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只有幾步之遙。
“除了他的小屋子之外,我父親僅有的淨資產就是那些AT&T的股票,但(發生這樣的事)竟然無人被追責?”63歲的史蒂夫·班農在近期一次採訪中説道:“這些公司全都獲得了政府紓困,但沒有哪個高管的股份被削減,也沒有人坐牢。這些公司的槓桿率都高的不像話,但人們卻裝作視而不見。”
在許多政治議題上,史蒂夫·班農的影響力勝過其他所有白宮官員,他也成為了人們認識特朗普政府的指示劑。對於特朗普的支持者而言,他正在幫助總統先生履行其民粹主義承諾,着重懲治非法移民以及整頓那些向海外轉移就業崗位的美國公司。左派把班農描繪成一名孤立主義者、性別歧視者和反移民主義者。
許多因素使史蒂夫·班農成為製造分歧的政治煽動家。但他表示,自己之所以決定擁抱“經濟民族主義”,激烈反對全球化勢力和相關機制,都源於他的成長經歷、與父親的關係以及那些AT&T股票對全家的意義。
“後來所有事情都緣起於此”,他強調稱:“所有事情。”
自從2016年8月加入特朗普的競選團隊,史蒂夫·班農開始主導打造共和黨傳遞的信息,包括尖鋭抨擊開放邊境政策、主流媒體、華爾街和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等。除了幫助特朗普撰寫重要的演講稿,他實際上也是特朗普簽發“禁穆令”以及敲定內閣人選背後的關鍵角色。

史蒂夫·班農在特朗普政府中扮演關鍵角色,甚至有媒體認為他才是美國真正的總統
長期以來,班農對全球各處的民族主義運動充滿敬意,而對歐盟則感到嫌惡。2016年11月,他在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説:“強有力的國家造就強有力的鄰國”。
史蒂夫·班農把大公司的黃金時代看的過於理想化,他自己從未像父親那樣體驗過那個時代帶給人的穩定感。馬蒂·班農投票給特朗普,是希望過上安定的生活;而對離婚三次的史蒂夫·班農來説,天下大亂則形勢大好。班農曾在海軍服役,搞過小額股票投機投資,也曾領導過早夭的“生物圈2號”——一個位於亞利桑那州的人工生態循環系統項目。
在投資銀行界獲得成功後,班農開始送父親飛去新奧爾良和加利福尼亞度假。近年來,他每個月都會從華盛頓飛回里士滿探望父親,而且每天都會與他交流。
“他是我們國家的脊樑,是遵守規矩的好公民,是為了家庭吃苦在前、享樂在後的好父親,”班農説:“世界上95%的人可能是像我父親這樣的,剩下5%是我這樣的。也許這樣才能構成穩定的社會。”
離開高盛集團後,史蒂夫·班農在好萊塢當製片人,並曾獲得奧斯卡獎提名。在這個自由派大本營裏,他是傾向於自由意志主義的保守派。
經過2008年金融危機的洗禮,尤其是父親做出拋售股票的決定後,班農的電影作品表現出越來越強烈的黨派色彩。他開始拍攝紀錄片,包括在2010年正面反映阿拉斯加州長薩拉·佩林的編年紀錄片——她曾是2008年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這部影片引起了著名保守派、布賴特巴特新聞網創始人安德魯·布賴特巴特的主意。

在加入布賴特巴特新聞後,史蒂夫·班農開始被扣上“白人至上主義者”的帽子
與史蒂夫·班農共事過的一名同事説,他將布賴特巴特新聞網視作經濟和政治的雙重機會。2012年,由班農協助重新設計的布賴特巴特新聞網成為了保守派狂熱者和另類右翼(即各種極右翼意識形態組成的鬆散同盟)的必讀網站。
在班農的領導下,該網站的新聞標題變得越來越具有爭議,例如“解決網絡性騷擾很簡單:女性退出互聯網”、“科技公司招聘不存在性別歧視,女性的面試技能本來就很糟”,以及“驕傲地升起邦聯旗:宣告我們光榮的遺產”等。
班農希望在非法移民和美國貿易赤字問題上,布賴特巴特新聞網是“最先發聲、聲音最響的”,主編亞歷克斯·馬洛説道:“他認為媒體正在展開‘圈地運動’,因此想要佔據儘可能廣袤的領土。”
被布賴特巴特新聞報道抨擊的人對它恨之入骨。不久前,紐約州眾議員、眾議院民主黨領導團成員哈基姆·傑弗里斯評價班農是個“冷酷的種族主義者,白人至上主義的支持者”,而班農否認了這兩項指控。
史蒂夫·班農説,自己的意識形態不在於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黨派差異,而更關心中產階級與精英階層、民族主義者和全球主義者之間的差異。他表示這正是自己反對開放邊境、政治腐敗和所謂“政治正確”的緣由。
在大選後某次返回里士滿的路上,史蒂夫·班農的哥哥邁克想要請他吃午餐放鬆一會兒,而他則忙着在四部手機之間來回應答。
“其中三部手機是班農用來聯繫朋友的,另外一部手機他一接起來就説‘是,長官’”,邁克回憶道:“我知道電話那頭的長官是誰。”
班農在弗吉尼亞理工學院讀書時,蓬頭垢面的形象總是讓他父親十分操心。前不久馬蒂·班農用拖沓的南部口音回憶道:“他的長髮就像嬉皮士一樣,我有兩年一度認為他是個女孩。”

1975年,史蒂夫·班農在弗吉尼亞理工的學生政府協會擔任主席
馬蒂·班農還拿兒子和他父親相比,他父親讀完三年級便輟學了。他説:“我爸很聰明,很有生活智慧,能夠通過閲讀吸收許多知識,也十分關心政治。”
馬蒂·班農成長於弗吉尼亞州軍事重鎮諾福克,在教會學校接受修女的教育。他曾利用閒暇時間給蔬菜稱重、配送雜貨來賺錢,那時候“天主教徒還把教會當回事兒”。
他認為踏實工作是種美德。九歲時,他開始在附近的高爾夫球場當球童,那時他的夢想是加入紐約揚基棒球隊。
他原本希望成年後當牧師,但很快便遇見了未來的妻子並組建了家庭。他放棄了為華盛頓州參議員工作的機會,最終在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找到了一份助理接線員的工作,在那裏一干就是50年。此前,馬蒂的父親曾在那間公司工作了48年。
馬蒂·班農説他開始時乾的都是髒活、累活,後來終於爬進了公司的中層。在史蒂夫·班農出生後不久,他們舉家搬到華盛頓市郊,1955年終於在里士滿定居下來,當時他的第三個孩子剛滿2歲。
“我曾經堅定看好AT&T,”馬蒂·班農説道:“在頂峯時期,它曾是服務最好的電信公司,從創始之初便是如此,不管發生火災、洪水還是風暴,一個電話打過來你就得去。晚上不管多晚,都得幹完所有工作才能離開。”
在里士滿,馬蒂買下一棟三室兩衞的房子,它帶有殖民時期風格,有白色的壁板、黑色的百葉窗和帶頂的門廊。他在那裏一住就是58年,這是他唯一擁有的房產。
在當地社區,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被稱作“金特公園爭奪戰”(譯者注:金特公園是里士滿郊區地名),因為這裏曾是史蒂夫·班農孩提時代的家,而希拉里的競選夥伴、弗吉尼亞州參議院蒂姆·凱恩的家就在一英里外。後來,希拉里和凱恩以壓倒性的優勢拿下了這個選區。
里士滿在美國內戰時期曾是南方聯盟的首都,史蒂夫·班農在那裏渡過了青葱歲月。班農家的朋友、前弗吉尼亞州共和黨主席帕特·麥克斯威尼説,史蒂夫在成長過程中和小夥伴們一直心存芥蒂。白人種族背景決定了班農一家能夠享受一定的特權,但作為愛爾蘭裔天主教徒,他們在南方浸信會教徒中顯得十分突兀。在他們所就讀的本篤會學校,學生的宗教背景並不單一。
“我們面對着大多數人都沒有的障礙,”麥克斯威尼説:“也不過就是40年前,那時候我還是里士滿頭一個在大律師行謀到職位的愛爾蘭佬。”他用了“愛爾蘭佬”(Mick)這個帶有貶義的説法自嘲。
年輕的時候,史蒂夫·班農老是讓兄弟們捲入鬥毆,但是他也是個“書蟲”,閲讀面遠超學校讀書俱樂部的同學。弟弟克里斯·班農説,史蒂夫買書總是一摞一摞買。
史蒂夫和克里斯住在同一個房間,睡上下鋪,他們都喜歡打棒球。史蒂夫·班農一開始打不出有力的快速球,他就讓弟弟日復一日蹲在後院裏替他撿球,直到他的弧線球打得足夠好,能夠進校隊。“就這麼一路打進了球隊,”克里斯回憶説:“他是一個肯下苦功夫的人。”
他的父親希望他能去打工。他去鋤草,把哥哥6塊草坪的“生意”擴大到了24塊草坪。有一年夏天,他呆在廢品回收站裏,從過境的火車上卸載廢銅爛鐵。
馬蒂·班農説:“每天晚上,他媽媽(即馬蒂的第二任妻子多里斯)會讓他去後院,把水管遞給他(讓他給花草澆水)。”
馬蒂·班農高度重視孩子們的生活保障,因此他開始積攢公司股票,當時AT&T不時會推出員工持股計劃。他傾其所有購買股票,甚至不惜違反保險條例申請貸款來買股票。在他看來,如果自己發生意外,這些股票無異於家庭成員的安全網。
“每一分錢都得精打細算,”他説:“我總是擔心離世時什麼也沒給他們留下。因此我告訴自己絕不能賣掉那些股票。”
因此,孩子們給他起了個綽號“安全的山姆”(譯者注:總想確保安全,卻反而得不到安全的人物形象)。
邁克·班農回憶道:“有時候,史蒂夫和我發現非常不錯的掙錢機會,我們在父親面前把計劃和盤托出,但是他總會反問‘這有什麼好處?’如果好處不夠充分,他就會表示反對。哪怕你從年薪10萬的崗位跳槽到年薪30萬的崗位,仍然要把收入以外的好處一五一十地分析給他聽。”
隨着馬蒂•班農的五個孩子一個個學業有成,工作穩定,生兒育女(他如今有19個孫輩和12個曾孫),他把自己的股票視作留給兒孫的遺產,也相當於一堂人生教育課,告訴他們穩定和奮鬥的價值。
“我本來準備把股票留給孩子們,幫助他們在其他地方開枝散葉,”他説。
不過不久,2008年的市場動盪到來了。“那天我發現,我曾以為的聰明人是多麼愚蠢,”他説:“他們完全控制不了場面,股市一日之內傾瀉而下。我對自己説,這事來得太猛,再這麼下去我就傾家蕩產了。”
馬蒂·班農説,那些股票的拋售價低於買進價,因此他虧損了超過10萬美元。他做出這個決定,沒有諮詢證券經紀人,也沒有徵求家人的意見,兩位在投資界工作的兒子也是許多天後才知道父親拋售了股票。此後不久,這些股票出現反彈,幾乎回到了原來的價位。
“我不是贏家,所以……”馬蒂的聲音逐漸變輕:“我十分羞愧自己做出了那個決定。”
當雷曼兄弟公司申請破產時,華盛頓的政客們在討論如何為華爾街推出一攬子紓困政策。那時史蒂夫·班農每天都與父親互通消息。
那年的10月6日,金融分析師吉姆·克萊姆對《今日》節目的觀眾説,如果未來五年裏他們還想用現金,就得把錢撤出股市。史蒂夫·班農説,克萊姆的警告讓父親感到十分害怕。
“我能感覺到,他對這個體制的信心徹底破滅了,”史蒂夫·班農回憶道:“他80多歲,年事已高,他們這一代出生於大蕭條時代,年輕時目睹過太多悲劇,所以最怕承擔風險。我父親當時簡直坐立難安。”
克里斯·班農説,做出拋售股票的決定對父親而言尤為艱難,因為他對公司有很強的歸屬感。他從來沒有加入過鄉村俱樂部,也不怎麼打高爾夫。他把所有的錢都投在我們身上。”
在史蒂夫·班農看來,正是那些父親高度信任的機構背叛了他。他説正是華爾街的貪婪製造了泡沫,使他父親的投資遭受風險,他還責備華盛頓建制派的不作為,沒有阻止泡沫的產生和破滅。
“我們的問題在於,在經濟蓬勃發展的過程中,像馬蒂·班農這樣的人被硅谷、華爾街和好萊塢所代表的時代潮流所拋棄,沒有人關心他們,”史蒂夫·班農説。
“工作對於他而言就是一切,而薪水是他過上正常公民生活入場券。我們小時候,他從來不曾提起AT&T的股價漲了多少,他聊的都是少年棒球聯盟世界大賽、教會慈善活動和傳統的五朔節慶典。”
史蒂夫·班農認為美國企業應當重新肩負起社區責任。他問道:“為什麼不可以回到黃金時代?可以的。”
他的父親説,與成千上萬的美國人相比,自己還不是被那場危機傷得最慘的,但他最想不通的是,憑什麼精英階層的“肥貓”們得到了特殊照顧,而中產階級卻被丟在一邊任其自生自滅。
“政府製造了這起麻煩,”馬蒂·班農説:“精英們得到了政府紓困,而這個國家的其他人卻什麼都沒有得到,災難發生了就發生了,他們不得不硬着頭皮走下去。”
(觀察者網張成譯自《華爾街日報》,楊晗軼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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