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伊文：市場的悄然大轉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尹伊文】

目前關於市場配置資源的流行觀念是：

市場資源配置最為合理——在理想的環境中，市場配置資源可以實現帕累托最優：在不使任何人的境況變壞的情況下，已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境況變得更好了。

這個觀念在現代經濟學中不僅被廣泛接受，而且也能找到支持這種觀點的不少實例。不過細看這個觀念的表述，則會發現有陳述不周的地方，這主要表現在對“境況”的時間性定義方面，所謂使人的境況變好或者變壞，都沒有説明是當前的境況，還是未來的境況，是當前利益的最優境況，還是未來利益的最優境況。

本文對市場的分析正是從“利益的時間性”角度展開的。首先將分析由於利益時間性的問題使市場在不同發展階段具有了不同屬性，繼而論述市場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其資源配置特點的相關變化，最後探討在市場配置資源的屬性發生變化後的發展階段，應該如何配置資源才是理性的、才是有利於社會可持續的未來發展。

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

當談到經濟發展階段的時候，很多人會想到農業、工業、機械化、自動化等等的分類階段，但本文使用的分類指標是“温飽”。之所以要用温飽作分類指標，是因為温飽直接與消費相關，而消費信號是牽動市場配置資源的無形之手的重要動力。温飽滿足前與滿足後，人們的消費結構不同，發出的總體消費信號不同，因此對無形之手的牽引形成了不同的影響，使無形之手的屬性發生了悄然微妙的變化。

無形之手的概念是亞當·斯密在18世紀提出的，他指出，個人在市場上的逐利行為會“受一隻無形之手的指導，達到一個並非這些個人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往往他們追求自己的利益，能夠達到促進社會利益的目的，而且比他們有意追求社會利益時更有效率。”[1]

這個無形之手能使社會資源合理配置的理念，成為了自亞當·斯密以來很多經濟學理論的核心觀念。其邏輯是，人是理性的，知道購買什麼東西才能夠滿足自己的利益，他們會根據自己的利益需要在市場上發出消費需求的購買信號，當某種商品的消費需求增大，該商品的價格也會增高，生產該商品的利潤回報就會增加，追逐自我利益的理性會使生產者把更多的資源投入該商品的生產；當該商品的供給增加之後，其價格會降低，利潤回報會減少，生產者也會逐漸減少對該商品的投入，轉而把資源投入其它需求大、價格高、利潤好的商品。如此基於個人追逐利益的理性而形成的資源配置，正是無形之手通過市場的價格機制所造就的，最終使消費者得到了想消費的東西，使生產者得到了想獲取的利潤，是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

亞當·斯密在18世紀提出“無形的手”

在這個理論敍述中，關於市場配置資源所涉及的“利益”沒有作“時間性”的説明，無論是消費者的利益、生產者的利益，還是社會的利益，都沒有明確地説明是現時利益，還是未來利益。不過可以諒解的是，由於已經假設人是理性的，消費者和生產者都是理性人，都是理性地追逐自己的利益，其追逐應該是會理性地平衡現時和未來，因此，所述的“利益”也就不需要細分為現時利益和未來利益，就可以統而稱之。

這種統而稱之的敍述以及分析方法，對某些產品是基本沒有問題的，尤其是温飽滿足之前的、與温飽相關的產品。因為温飽相關產品是要滿足人的現時温飽利益，而人只有滿足了温飽，才能生存，才能有未來的發展，才能有未來利益的滿足，所以在消費和生產這類產品時，現時利益和未來利益基本是統一的，不必細分。

但是，這種温飽相關產品所表現出的統一性，在其它的許多產品和服務方面，就未必如此，譬如“教育”，接受教育往往需要寒窗苦讀，是一件現時利益要減損的事情，但未來利益卻會增加；又譬如“抽煙”，享受了現時利益，卻損害了未來利益。

由於温飽相關產品具有的現時利益和未來利益的統一性，當人們消費的大部分產品是這類温飽產品時，他們發出的市場消費信號會使市場的無形之手把資源配置到生產這些產品的地方，如此的資源配置，既有利於現時利益，也有利於未來利益，是合理的資源配置。在亞當·斯密提出無形之手概念後的很長時期內，社會中大部分人的消費是以温飽產品為主，這可以從歷史上的恩格爾係數資料中看到。恩格爾係數是食品消費支出佔總支出的百分數比重，雖然食品消費並不包括所有的温飽相關消費，而且有些食品消費也未必一定是為温飽（譬如有人温飽滿足後為了“炫富”而消費奢侈食品），但是恩格爾係數是一個與温飽消費關係很密切的指數，在沒有其它更好的歷史指數的情況下，恩格爾係數是一個很有參考價值的指數。

考察歷史上的恩格爾係數可以看到，直至19世紀後期，許多西歐國家的恩格爾係數都還在60%以上，即60%以上的消費是食品。譬如當恩格爾在1857年發表其著名的有關恩格爾係數論文的時候，比利時一般家庭的恩格爾係數是在60% 以上。恩格爾使用當時蒐集到的比利時153個家庭的收支數據來計算恩格爾係數，這些家庭的收入狀況被分為低中高三組：最低組是需要倚賴公共援助的窮困家庭，中等組是不倚賴公共援助但其收入僅夠維持生活的家庭，高等組是生活狀況舒適的家庭。這低中高三組的恩格爾係數分別是：70.9% 、67.4%、62.4%，都在60%以上。[2]至於亞當·斯密在18世紀寫《國富論》、提出無形之手概念時，歐洲大多數家庭的恩格爾係數大概都會比19世紀的比利時家庭更高。以後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生產力的提高，西方國家的恩格爾係數逐漸降低，譬如在1900年至1910年期間，美國家庭的食品支出在總消費中的比例是在40%-45%之間，到了1920年代，此比例已降為30%或以下。[3]1996年的恩格爾係數，美國是9.73%，德國是13.09%，墨西哥是26.63%。[4]

從世界上很多國家的實證經驗中可以看到，隨着生產力的提高和經濟的發展，恩格爾係數會逐漸降低。恩格爾係數的變化，反應了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恩格爾係數高的時候，是大多數人温飽沒有被滿足的貧困階段，恩格爾係數低的時候，是大多數人的温飽已經被滿足的豐裕階段。在這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市場無形之手對社會資源的配置會有不同嗎？此處所關注的“不同”，着眼點是對社會未來發展的影響。根據亞當·斯密的理論，在市場無形之手的指導下，人們追求自己的利益“能夠達到促進社會利益的目的”。

也就是説，市場配置資源是能夠“促進社會利益”的，而這種社會利益，既包括現時利益，也包括未來利益。本文要探討的是，在温飽滿足前和温飽滿足後的這兩個不同的階段，市場配置資源是否都能夠促進社會利益，尤其是促進社會的未來利益。

温飽滿足前後的市場性質變化

當經濟發展之後，社會逐漸從貧困變得豐裕，大多數人的温飽逐漸得到了滿足，此時生活必需品的消費也逐漸成為總消費中的小部分，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費成為總消費中的大部分。這種消費結構的改變會對社會發展產生影響嗎？這種影響對社會羣體的未來利益是有利還是有弊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來看生活必需品的消費會對未來發展產生的影響，其次再看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費會對未來發展產生的影響，然後比較兩者影響之間的差異。生活必需品消費的影響比較簡單，一般來説，消費生活必需品會對未來發展有利，因為生活必需品是維持生存的必要條件，而生存是發展的基礎，沒有生存也就不可能有發展，不可能有未來。但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費對未來發展的影響則相當複雜，有的會有利，有的會無利，有的甚至會有害。譬如教育的消費是對未來發展有利的，買奢侈品的消費對未來發展就未必有利，消費對健康有害的產品、對環境有高污染的產品則對未來發展是有害的。

由此來看，以生活必需品為主的消費結構，一般來説會對未來發展有利。而以非生活必需品為主的消費結構對未來發展的影響則需要做進一步的分析，如果其中對未來發展有害的成分很大，就會對未來發展不利；如果其中對未來發展有利的成分很大，就會對未來發展有利。在社會處於貧困的時代，由於消費結構是以生活必需品為主，由這樣的消費結構形成的市場需求，由這樣的消費結構拉動的經濟發展，多數表現得對未來發展有利，能夠推動社會的未來發展。而當社會進入豐裕時代，消費拉動對未來發展的影響就不會這樣簡單，如果消費結構中對未來發展有害的成分很大，這樣的消費拉動很可能給未來發展造成不利的陷阱；而如果消費結構中對未來發展有益的成分很大，則可以為未來發展作出巨大貢獻。

從温飽的角度來看，在温飽問題沒有解決的非豐裕社會里，由於消費結構中的大部分需求是生活必需品，無形之手根據這樣的需求信號來配置資源，是可以如斯密所言“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但是，在温飽滿足後的豐裕社會，無形之手的行為就變得相當複雜，它未必一定能夠“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回顧近年來豐裕社會的經濟發展現實，可以看到不少無形之手錯配資源、損害未來利益的例子。

譬如房地產泡沫，不少國家在市場配置資源的情況下發生了房地產過熱的泡沫。房屋本來與温飽相關，人的生活必需品包括一定數量的房屋，但是超過一定數量的過大居住面積就是非生活必需品了。在豐裕社會中，很多人享有了“必需品”的房屋數量之後，仍會隨着非理性的慣性，追求越來越大的住房，繼續發出市場需求信號。無形之手不能意識到人們的這種過度消費是非理性的，仍然會隨着消費需求信號把過量的資源引入房地產，最終吹出巨大的泡沫。這個泡沫是美國次貸危機的源頭，是日本、愛爾蘭、西班牙等國跌入危機陷阱的重要推手。

在温飽滿足後的豐裕社會，無形之手的行為就變得相當複雜，它未必一定能夠“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

又譬如金融產品的泡沫，這也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自1990年代以來，美國的金融產品創新十分活躍，這些產品在市場上給創新者帶來了快速而巨大的利潤回報。從次貸債券到各種奇異金融衍生品，這些創新產品都受到了無形之手的配置惠顧，獲得了鉅額資源，金融業在美國GDP中的比例這些年來增加迅猛，正反映了無形之手的這種資源配置取向。金融創新產品的崛起一方面使美國的經濟在短期內獲得了增長，但另一方面又給未來的金融海嘯設下了陷阱。2008年的金融海嘯深深地損害了美國以及其它國家的社會羣體長遠利益，無形之手作出的這種資源配置，顯然不是“有效地促進社會利益”的。

電腦、手機等電子產品工業的興起是一個更為複雜的例子。電子產品工業的興起，以及隨之帶動的互聯網等信息產業的發展，一直被視為市場無形之手的成功之作，它促進了新興產業，推動了結構轉型，促進了經濟增長。不過，認真分析電子和信息產業的興起過程，卻可以看到無形之手扮演的角色並不是最關鍵的。不可否認，當消費者對電腦、手機、互聯網表現出巨大消費熱情的時候，是無形之手把大量資源引入了電子和互聯網產業，使這些產業能夠突飛猛進地發展，但是無形之手並不是促成電子產品誕生的根本因素。

什麼是促成電子產品誕生的根本因素呢？科學家指出：是量子力學。美國加州大學的物理教授撰文分析電子產業得以興起的根本原因時寫道：“沒有量子力學，就不會有今天的‘信息時代’。”[5]物理學家是在一百多年前開始研究量子力學的，當時他們並不是受市場無形之手的驅動，他們是為了要認識宇宙的基本原理，要理解微觀世界的規律，才進入了電子世界。無形之手一般不會驅動資源去進行基礎科研，但是一旦發現基礎科研的某些成果可以利用來生產某種有利可圖的消費品，無形之手就會介入。基礎科研是探索基本規律的，當一種規律被認識之後，會開啓一道利用這種規律為人類需要服務的大門，而當這種服務轉換成一種可以消費的商品之後，無形之手就開始活躍起來，把滾滾資源配置到生產這種商品的行業中，無形之手一般不會給實用消費價值仍然渺茫的研究項目配置資源。基礎科學研究是對宇宙基本原理的探索認識，將會對未來的發展產生深刻而巨大的影響，不過，具體影響將會是什麼，市場難以預測，無形之手發不出信號。無形之手擅長髮出的信號，是能夠及時消費的東西，是可以快速獲取利潤的產品。

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到，在温飽問題解決之後，當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費比重加大之後，市場消費信號呈現了複雜性，無形之手的運作表現出了異於貧困時代的特性。

在貧困時代，斯密描述的市場無形之手的特性是，當個人在市場上追求自我利益的時候，無形之手通過價格機制可以使人對自我利益的追求成為對社會利益的促進。這種描述隱含着一個假設：人會理性地追求自我利益。但是，如果人不能做出理性的判斷，而是去追求非理性的“自我利益”，無形之手還能夠通過價格機制使自我利益的追求成為對社會利益的促進嗎？

譬如，人非理性地判斷“購買超大豪宅是自我利益”，因而大肆進行豪宅消費，刺激發展商大量供應豪宅，社會資源被過度配置到豪華住宅的房地產中去，這樣的資源配置會引發房地產泡沫，顯然是不能促進社會利益的。在貧困時代，由於人們維持基本温飽的生活必需品尚很匱乏，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時候，無論個人的理性程度高低，大多數人都會去追求生活必需品。因此，從宏觀的角度來看，貧困時代的追求自我利益大多趨向理性，無形之手隱含的假設就可以省略對理性的考慮和驗證。

但當社會進入豐裕時代之後，理性的利益判斷就變得非常重要，因為大多數人的利益追求已經超越了追求生活必需品。在對非生活必需品的追求中，人們需要用理性來判斷，哪些追求是有利於未來發展的？哪些追求是無利於未來發展的？哪些追求是有害於未來發展的？

有利未來發展的六大行業

在温飽滿足之後，哪些是有利於未來發展的理性目標呢？

如果把“生存發展”視為理性目標的話，克服妨礙生存發展的障礙就是理性的目標。在温飽滿足之前，理性目標是克服温飽匱乏的障礙；在温飽滿足後，克服其它妨礙生存發展的障礙，就是應該追求的理性目標。

當温飽滿足之後，可以看到妨礙生存發展的障礙主要有六類，其中三類主要與妨礙生存的障礙相關，另外三類主要與妨礙發展的障礙相關。當然，生存和發展本身存在着密切聯繫，這六類障礙之間的聯繫是不能斷然切割的。

什麼是妨礙生存的三大障礙呢？第一大障礙是疾病，生老病死直接威脅着人類的生存；第二大障礙是環境污染和資源耗竭，這是對人類生存可持續性的威脅；第三大障礙是外族外國的入侵，這是對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整體生存的顛覆。因此，如何保持健康，如何保護環境，如何防禦侵略，是温飽後迫切需要解決的保障生存的三大問題。市場是否能夠合理地配置資源來解決這三大問題呢？

克服第一大障礙的疾病問題是需要依靠醫療保健服務。由於醫療保健所具有的特點，無形之手在配置資源方面常常表現不佳。醫療保健的需求具有三個與其它需求很不相同的特點。第一。生病兼有不可預測性和急需性，人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生病，一旦生病卻需要馬上醫治，而醫療服務的供給又具有長期性，如果等人生了病向市場發出需求信號，再去培養醫生是根本來不及的，供需之間的這種複雜錯位，往往使得無形之手舉止無措。第二，保健預防的需求必須以消費者的知識性、反惰性、遠瞻性為基礎，知識性是指人需要掌握了相關的衞生知識，才可能產生預防需求；反惰性是指人需要克服自己的惰性，才會身體力行那些“辛苦”的預防消費（譬如到健身房做鍛鍊）；遠瞻性是指人需要有遠瞻的理性，才會把錢用在預防方面而不是及時行樂。要想讓人進行預防性的消費，需要在知識性、反惰性、遠瞻性方面下功夫，但這些功夫無形之手是不易承擔、難以勝任的。第三，收入與疾病具有不對稱性，人在中青年時收入多、生病少，人在老年時收入少、生病多，健康的人收入多，生病的人收入少。這種不對稱，使得醫療需求會被收入壓抑扭曲，而當醫療需求被收入壓抑時，無形之手是不會把資源配置去幫助這些人克服生存障礙的。

在現實中可以看到很多市場配置醫療資源欠佳的例子，對比美國和英國的醫療制度，就可以看到在克服“生老病死”障礙時，無形之手不能獲得合理高效的結果。美國的醫療制度是充分市場化的私人醫生、私人保險制，英國的醫療制度是非市場化的公費醫療制。從“生老病死”的宏觀指數來看，英國比美國更為優越，英國的預期壽命比美國高（2010年英國是80歲，美國是78歲），英國的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比美國低（2010年英國是千分之5，美國是千分之8）[6]；更為值得注意的是，英國在醫療方面的支出還比美國少，從醫療保健支出佔GDP的百分比來看，2010年美國是17.7%，英國是9.6%[7]。美國的市場無形之手，不僅沒有很好地克服生老病死的生存障礙，而且耗費的資源多，收取的成效少，是不合理的資源配置。

克服第二大障礙是要做好環境保護，市場無形之手在這方面也存在着缺陷和問題，因為環保需求也像醫療一樣，有着與其它眾多消費需求不同的地方，而且環保需求甚至還有與醫療需求不同的特點。醫療的需求是可以排他享用的，一粒藥只能一個人服用，一個手術只能一個人接受。環境保護的需求則很難排他享用，霧霾的空氣全城人都會吸入肺中，治理好霧霾全城人都能共同享用。經濟學家加爾佈雷思[8]在《豐裕社會》一書中對市場的“豐裕供給”與“吝嗇供給”作過精闢分析，指出在市場上豐裕供給的東西，往往是受益排他獨享、外部性成本推給社會的；而吝嗇供給的東西，則是受益不能排他、成本卻要個人負擔的。[9]環保恰恰就是屬於後者，環保的受益者是整個社會，而環保的成本卻需要由個人負擔。購買環保產品個人要多付出金錢、使用公交不開汽車會造成個人不便……這些都是需要個人承擔的成本，但因此可以帶來的環保受益者，是整個社會，而且還是未來的社會。這種受益不僅不能排他，甚至還有可能“排我”，如果全球變暖是100年以後的事情，對於不能再活100年的人豈不是“排我”？這就使得環保成為了市場吝嗇供給的東西。

第三大障礙是外國入侵，一個國家一旦受到侵略，其國民的生存立刻會受到威脅，要克服這個障礙，國防是重要手段。國民需要國防，國防是國民的共同需求。國防這種“消費需求”是非常特殊的，也和環保一樣不能排他，如果外國入侵了，國人都會受到傷害（極少數賣國賊除外）；如果國防強大抵禦了入侵，國人都會受益。由於國防受益不能排他，同時也由於國防對規模要求很高，所以國防幾乎全是由政府供給的。無論國防需求如何強盛，市場也很難提供令人滿意的供給。

在温飽滿足之後，除了要克服生存方面的障礙，還需要克服發展方面的障礙。應對發展方面的障礙，需要的是另外三大類的產品和服務，一是教育，二是科研，三是基建。在提供這三類產品和服務的時候，市場的表現相當複雜。一方面，市場可以提供一些優質的產品和服務；但另一方面，卻也表現出侷限性。

這種複雜性和侷限性在教育服務方面很突出。由於教育具有受益排他性，因此很容易由市場供給，私立學校比比皆是；但是又由於教育具有的另外一些特殊屬性，使得無形之手很難為社會的長遠利益作出高效率的教育資源配置。教育具有的一個特殊屬性是“受益滯後”，消費教育是要“先吃苦、後受益”的，前期要投入金錢方面的費用，還要付出腦力、甚至體力的“辛苦”，要寒窗苦讀若干年後，才有可能獲得收益。這種受益滯後性，使得缺乏遠瞻理性的消費者不願意去消費教育，他們情願更多消費那些能夠及時行樂的東西，若按他們發出的市場消費信號來配置資源，無形之手不會為他們供給教育。教育具有的另一個屬性是“外部性”，教育有溢出效應，教育可以提高人口的素質，能對整個社會溢出有益的影響。正因為教育具有這樣的外部性，許多國家的政府都對教育進行了干涉，而不是聽任無形之手的擺佈。譬如美國就有強迫教育的規定，年齡未及16、17或18歲（各州對年齡的規定有所不同）的未成年人，必須接受教育，否則要受處罰。這樣的強制規定既是為了受教育者個人的未來利益，也是為了社會的共同利益。當政府作出了強迫教育的規定之後，政府還需要提供相關的教育服務，因為很多人沒有經濟能力支付私立學校的教育費用，由政府資助的公立學校就成為了教育的重要供給者。

科研是克服發展障礙的重要手段，而在提供科研服務方面，市場的表現也很複雜。市場為科研配置資源主要通過企業的“研發”，許多新產品的出現是研發的結果，這些產品之中有不少對人類發展極為有益，譬如新的醫藥、節能的機器、環保的設備……不過，這些產品都兼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必須是能夠為生產者帶來利潤的。不能產生利潤回報的研發，無形之手一般不會配置資源去經營。自由主義的經濟學非常讚頌企業在自由市場中的研發以及對發展產生的作用，強調只有自由的市場才能夠給企業以更好的激勵來進行研發，美國的硅谷就是好例子。在市場的自由空間中，在利潤的激勵引導下，的確許多新產品研發出來了，推動了經濟發展。不過，以利潤為導向的研發雖然可以造就一些對人類發展有益的產品，但也會面臨一些問題。

一個突出的問題表現在製藥業中。製藥廠最大的成本支出是研發，美國上市藥物的研發成本大約是一種新藥平均需要10億美元[10]，但一種藥物一旦研發出來，隨後的生產成本則很低了。這種研發成本與生產成本極不對稱的特性，使得利潤導向的醫藥企業必須依靠專利和壟斷保護，它們把新藥的價格訂得很高，用專利和壟斷來保護這種高價，以便能夠支付前期的研發投入，以實現公司利潤最大化。藥物是幫助人類克服生老病死的生存障礙的重要手段，但這種高價卻使很多人無力購買，使生存障礙無法克服，這就是無形之手的侷限性。

正是由於無形之手在這方面有侷限性，很多科研必須由政府資助。如果是政府資助的科研，專利等等的問題就可以避免，可以使科研成果儘快讓社會共享。在很多國家，包括奉行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美國，政府資助都是科研經費的重要來源。由政府資助科研的好處是很明顯的，科研成果由社會分享不僅避免了專利高價的問題，還能使相關項目不必再浪費資源做重複實驗，加速了相關科研項目的發展，而且政府能夠調動跨領域的大量人才進行合作研究，私人機構則很少能夠做到這點。另外，對於實用價值渺茫的基礎科學研究，以及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研究項目，市場化的企業不會有興趣，非牟利的私人基金數量不大，只有政府才可能擔此重任。這類科研對基本規律和基本理論的探討，也許不能營造利潤，但是可以使人類逾越更多的障礙，使人對世界、對自己、對社會、對宇宙有更深刻的認識，有更準確的把握，使人可以減少被無知黑暗掌控，使人能夠進入更高的境界。在温飽滿足之後，人有了更多的精力和資源，更有可能進入這樣的境界，但如果人被利潤最大化所誘惑，執意要把資源按照利潤最大化的取向來配置，那麼人類就很難逾越障礙、很難進入更高的發展境界。

消費者、生產者、政府都需要理性

當温飽滿足之後，市場配置資源很有可能是非理性的，但其非理性的程度在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表現，該程度是取決於市場中的消費者和生產者的理性程度。如果一個社會中的消費者理性程度很高，能夠理性地顧及長期發展和全面福祉來進行消費；如果一個社會中的生產者具有企業社會責任感，能夠理性地顧及社會長期發展和全面福祉來進行生產，那麼，這個社會中的市場無形之手就可以為長遠發展和全面福祉做出理性的資源配置。

古典經濟學中有一個重要的假設：人是理性的，人的經濟決定是理性的。這顯然是對人的理性程度的過高估計，後來的心理學、行為經濟學的研究和實證都顯示，人很多時候是非理性的。雖然人很多時候會處於非理性的狀況，但這並不是説人完全沒有理性。經過人的自覺努力，人可以少一些非理性，多一些理性。如果人不自覺努力，而自認為自己天生就是理性的，人的非理性行為就會膨脹。對於社會資源的配置，在温飽滿足後理性變得更加重要。如果消費者能夠理性地消費對未來發展有益的東西，如果生產者能夠理性地承擔企業社會責任來生產對未來發展有益的產品，這個國家及其國民就都能夠享受到長期和全面的福祉。在温飽後的豐裕階段，理性地配置社會資源不僅更為重要，同時也更為可能，因為温飽後人們有了更充沛的精力、更多的信息資源，可以進行學習，可以通過實證和數據來檢驗和修正自己觀念，使自己的經濟行為更為理性，更有利於長期發展和全面福祉。

雖然消費者和生產者可以通過自我努力提高理性程度，但很多時候仍會表現得非理性，使得市場的資源配置無利於長期發展和全面福祉，此時需要有形之手的理性干預，以便資源配置能夠更為合理。操縱有形之手的是政府，有形之手的理性程度是由政府的理性程度決定的。從歷史上的實證資料來看，政府對資源配置的決策，有時是理性的，有時是非理性的。這種理性程度的差異，往往源於兩個主要的原因，一是決策官員的素質，二是官員能夠掌握的數據信息。如果官員具有為社會的長遠發展和全面福祉服務的情懷，而且具有理性的能力素質來分析解決問題，這樣的官員就很可能作出理性的決策。當然，“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理性的官員還需要有大量翔實準確的供需信息，才能進行符合現實的分析，使其理性決策能有利於長遠發展和全面福祉。隨着“大數據”時代的來臨，數據信息的改進為有形之手理性配置資源提供了巨大的潛力，如果政府官員確實具素質和情懷，就能夠發揮出政府理性干預的良好作用。

正如消費者和生產者都不可能達到完美的理性，政府也難達到完美理性的高度，但是，消費者、生產者、政府都有自我改進的空間，都有進一步優化的可塑性。如果一個社會中的這三者，都能夠自覺地改進自己、優化自己，這個社會的資源就可以配置得越來越合理，越來越有利於長遠發展和全面福祉。但如果這三者都不思進取、不願意自我改進，而是聽憑自己短期狹隘的利益衝動，任由無形之手做出非理性的資源配置，這個國家就可能不斷地陷入危機，難以崛起。

[1]A·斯密（Adam Smith）：《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ed. Kathryn Sutherlan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1998年，第292頁。中文參考郭大力、王亞南的翻譯。

[2]關於恩格爾的比利時數據，參閲Manisha Chakrabarty (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Calcutta, India)和Werner Hildenbrand (University of Bonn, Germany)：“Engel’s Law Reconsidered”，德國波恩大學論文，2009年 。

[3]參閲Stanley Lebergott：《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New Measures and Old Motiv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普林斯頓，1996年。此處的食品支出是包括煙酒的。

[4]參閲Anne Murcott, Warren Belasco, Peter Jackson（編輯）：《The Handbook of Food Research》，Bloomsbury Academic出版，2013年。

[5]參閲Ian P. Bindloss：“Contributions of Physics to the Information Age”，http://www.physics.ucla.edu/~ianb/history/

[6]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7]資料來源：經合組織（OECD）。

[8] J·加爾佈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 - 2006），美國經濟學家。

[9]J·加爾佈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豐裕社會》（The Affluent Society），第14版，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出版社，波士頓，1998年。

[10]參閲Joseph A. DiMasi, Ronald W. Hansen, Henry G. Grabowski：“The price of innovation: new estimates of drug development costs”，載於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2 (2003) 15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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