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國：克服實體經濟困難 還得靠中國經驗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杜建國】

剛剛過去的兩會上，實體經濟發展遇到困難成為一個熱點議題。中國實體經濟的發展確實遇到了不小的困難。這些困難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該如何解決？有哪些錯誤觀念誤導了大家對實際情況的認識？下面筆者嘗試着予以解答。

實體經濟的困難源自經濟放緩

雖然去年下半年以來，經濟有見底復甦的跡象，但從大的宏觀環境來看，當前實體經濟發展遇到的困難仍在。而實體經濟的困難，最主要、最基本的原因，毫無疑問就是經濟增速放緩。

儘管中國經濟增速明顯放緩，但2016年中國GDP增量，差不多跟印尼當年的GDP相當。

經濟的晴雨表就是增長速度，當經濟保持高速增長時，包括實體經濟在內的所有經濟領域都會受到帶動，反之，當經濟持續下滑甚至陷入蕭條時，實體經濟首當其衝最容易受到拖累。

經濟放緩，意味着需求減少、利潤被擠壓，企業活力自然受影響，在這種大背景下，實體經濟想獨善其身、保持繁榮，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要想緩解以及從根本上改善實體經濟的處境，就需要維持一定的經濟增速。

進入21世紀後，中國經濟開始超高速增長，平均百分之十以上的增速接連保持了十餘年。

自2012年起，中國經濟開始明顯放緩，當年增速首次跌破8%。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是衡量整個經濟同時也是實體經濟景氣與否的一個重要指標，自2012年3月份起，中國的PPI開始負增長，直到2016年9月才由負轉正。

PPI負增長接連持續54個月，實體經濟面臨的困難可見一斑。

2016年年初，經濟學家餘永定的態度轉變，很有代表性地説明了增速持續下滑所引發的擔憂：

“直到2015年初，我對中國經濟增速的下降並不十分擔心，認為這是經濟結構調整必須付出的代價。但是，PPI和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持續下降，以及這種下降對國內、外市場信心的巨大破壞，迫使我不得不重新考慮PPI負增長和中國經濟增速下降的性質。”（《餘永定：我為什麼主張出台新刺激政策》，財新網2016年2月9日）

“降速提質論”誤導了中國經濟

中國實體經濟不夠景氣，與“降速提質論”的誤導有關。近年來，“降低經濟增速有利於提高經濟質量”這一觀點已成為中國經濟輿論的主流。這一觀點儘管被普遍接受，但其實是講不通的，既缺乏實踐經驗支撐，也缺乏嚴格的邏輯或理論論證。

從中國經驗來看，過去中國的高速增長期其實也是質量快速提高期，從能源到通訊、從裝備製造到集成電路，中國工業在全球產業鏈的各個環節，已大都站在先進甚至領先行列。可惜這一點被輿論忽視了。

從國際經驗來看，慢增速期從來就沒能比快增速期更有效地促進經濟質量的提高。

二戰之後昔日的世界工廠英國，其經濟增速一直低於德國，按照‘低增長若有益於產業升級或提高經濟質量’這一邏輯，它的產業競爭力應該高於德國才是，不過事實卻正好相反。

再看2008年以來，整個西方世界經濟陷入蕭條，他們的產業升級難道因此而突飛猛進了？事實依舊恰恰相反，如經濟下滑最嚴重的經濟體希臘西班牙等，絲毫看不出產業升級的跡象來。相反，經濟質效最高的德國，則是西歐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

不僅西方的經驗不支持‘低增長能夠促進產業升級’之説，東亞日台新韓四個國家與地區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經驗也是如此。

截止上世紀九十年代，日台新韓經歷了長期高速增長，這也是其完成產業升級、進入發達國家或地區行列的時期。進入九十年代後期、尤其是二十一世紀以來，日台經濟增長大幅放緩、甚至近乎停滯，韓新相對來講繼續維持較高的增長速度，一快一慢的結果是日台在全球的經濟地位和產業水平都開始下滑，而韓新的經濟地位與產業水平則持續提高。

日台韓新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證明了高增長而非低增長才能提高經濟質量、促進產業升級。”（見筆者觀察者網專稿《低增長無助於提高經濟的質量和效益【二】》）

中國與國際經驗證明：經濟增速與經濟質量完全呈正相關關係，而不是相反。

從理論上來説，增速放緩後，企業盈利空間變小，生存困難，普遍缺乏通過投資來提高效率的意願與能力，質量提高也就無從談起。（筆者並非馬後炮。從2011年起，筆者就明確指出中國的高增長其實是既有速度也有質量；隨後又指出通過“降速”是無法實現“提質”這一目標的，將“穩增長”與“調結構”對立起來是不對的。）

如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觀察者網專欄作者陳平教授所言，能否提質，關鍵是看企業能否把利潤的相當大部分轉化為研發創新。如果經濟下行擠壓企業生存空間，只能死的更快，哪有提質的機會？很多經濟學家自己不做企業，常常停留在紙上談兵。

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反覆強調不能忽視經濟增長，比如，在十三五規劃説明中，他就明確指出：

“”到2020年翻一番，按照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的要求，十三五時期經濟年均增長至少也要達到6.5%。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有利於改善民生，讓人民羣眾更加切實感受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成果。”

十三五年均經濟增速不低於6.5%，這既是完成兩個翻番目標的前提，也正是實體經濟不進一步陷入困境的保證。只有增長穩住了，實體經濟才能恢復活力。

習近平號召學習的毛澤東的《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一文，闡明瞭數量與質量或速度與質量的辯證關係：“任何質量都表現為一定的數量，沒有數量也就沒有質量。”這一判斷，不只是一個抽象的哲學原則或邏輯原則，它同時也適用於經濟發展。速度與質量，其實是不可分的。

那種企圖拋開速度單純追求質量的觀點，是不可行的，現實經濟中只可能存在高速高質、又快又好，不可能存在低速高質、又慢又好。

“降速提質論”被拔高的同時，以往中國促進經濟增長的一些具體有效的政策、措施或手段，則普遍遭到了貶低甚至被妖魔化了。

如，正常的有效的宏觀調控被醜化為“強刺激”；正常的貨幣政策如降息降準，被污名化為“大水漫灌”、“貨幣超發”；從奧巴馬到特朗普都對之羨慕不已的中國的高質量的基礎設施建設，被稱作“粗放低效的投資拉動”；為促進地方經濟與基建建設而發售的安全的地方政府債務，被誇大為“地方債務危機”，等等。

2016年中國經濟穩定在了6.7%，再次成為世界第一，令全球一片羨慕，但是，在國內卻有不少人要求中國經濟進一步下滑，甚至明確説跌破4-5%才好。

還有人説，中國經濟不必在乎速度，要破除“硬着陸恐懼症”，敢於接受“創造性破壞”，經過破壞後，經濟就會具備創造性。問題在於，遭受破壞後萬一只有破壞而沒有創造呢？2007年次貸危機起，美國經濟遭受破壞快十年了，哪有什麼“創造性”可言呢？

關於中國經濟，市場上比較流行的一種觀點。

3月2日兩會前夕，英國金融時報發表社評《中國仍需警惕“殭屍國企之患”》，明確稱“創造性破壞”就是“休克療法”，並要求中國放棄穩增長而實行休克療法。蘇聯實行休克療法的前車之鑑有目共睹，西媒與國內大量媒體人卻聯手大力向中國推銷打着創造性破壞幌子的休克療法，這到底為了啥？

中國實體經濟要想繼續保持繁榮，必須得摒棄這些貶低速度的流行觀點的誤導。

媒體妖魔化“四萬億”，鼓吹脱實向虛

本來，過去中國高增長的經驗，就是重視實體經濟、依靠實體經濟的經驗。中國過去的三十餘年的高增長，主要依靠的是實體經濟。

2007年之後，西方陷入金融危機，並禍及全球。中國卻一枝獨秀，將影響降至最小，並通過一攬子計劃（俗稱“四萬億”）而迅速恢復了高增長，這充分説明，中國經濟在全球是最健康的。

但是，中國經濟率先在全球走出金融危機後不久，輿論卻對立下大功的“四萬億”大加貶斥。本來，明明是“四萬億”令中國脱穎而出並“拯救了世界”，對此全球羨慕不已。

但是，國內媒體與學界卻扭轉了輿論走勢，帶頭將四萬億批得一無是處，給四萬億扣上了“國進民退”、“貨幣超發引發通貨膨脹”及“重複建設導致產能過剩”等一系列罪名。

這類批評大都是誇大其詞或無中生有，比如説，作為普通消費者都能看得到的，沒有四萬億的大力投資，何來今天中國笑傲全球的最大高鐵網絡？何來全球頂級的移動通訊網絡？這些全都是促進提質增效的在新領域的投資，怎能是“重複建設”與“落後過剩”。

批臭四萬億的同時，輿論又掀起了一股鼓吹“脱實向虛”、“金融創新”的論調，比如，前幾年，有位在美國獲得過大獎的媒體經濟學家乾脆直接要求“應大力發展虛擬經濟”，這就是典型的一幕。

在這種輿論大潮的脅迫下，政府的政策開始放寬，以所謂的以“互聯網金融”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投機行為，迅速在全國蔓延。這些所謂的金融創新，好多其實就是將傳統的非法集資、龐氏騙局搬到了互聯網上而已。

直到進入2015年，“e租寶”、“泛亞”等集資詐騙大案原形畢露震驚全國後，鼓吹金融創新的輿論才慢慢冷卻下來。經過這幾年的“大力發展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已經造成了相當的危害。而經濟增速的放緩，主業經營利潤下降，又會促使那些本不願放棄實體經濟的企業，不得不嘗試着放棄主業去搞投機來盈利。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很多在抱怨實體經濟困難的人，恰恰是在前幾年鼓吹“大力發展虛擬經濟”最為賣力的。當初，這些人鼓吹降速，鼓吹“金融創新”，等到他們的主張落實了，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了，投機氾濫了，他們又沒事人似地改口説：中國經濟完了，實體經濟完了。

比如，某位當紅的“經濟學家”近期義正辭嚴地指責“P2P是龐氏騙局”、“出來混，總要還的”，可是僅僅還在三四年之前，他的觀點卻截然相反，盛讚P2P 是“符合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具有無比廣闊的前景”、“是擋不住的趨勢”。

經濟脱實向虛，這類人物當初的鼓吹其實是脱不了干係的。

“退二進三”論和“消費拉動論”的危害

“脱實向虛”論之外，“退二進三”論也對實體經濟有不小的影響。實體經濟最重要的領域就是工業或第二產業，這幾年，輿論熱衷於宣揚提高第三產業比重、降低第二產業比重，稱這是產業結構升級、提質增效的表現。這一觀點的誤導性也是很強的。

其實，除了準工業化的現代交通運輸業以及部分高端服務業，第三產業的生產效率普遍低於第二產業。

近幾十年來，西方國家出現了第三產業比重大幅增加、第二產業比重大幅下降的現象，這通常被輿論視為產業現代化的特徵，事實上，這並不是先進的表現，而是西方產業蜕化的表現。

貶低工業或第二產業的作用、誇大第三產業或服務業的作用，對實體經濟的發展是不利的。（早在數年前，筆者就在《中國應該繼續用投資拉動經濟》、《中國的高增長並不粗放低效》、《第三產業佔比高未必是好事》等文章中，指出不可誇大服務業的意義。）

英國金融時報，至少自2010年起便始終一貫連篇累牘地向中國推銷“降低增速、減少投資、加大服務業在經濟中的比重”這一藥方。

但是如今，它也不得不發文《服務業未能助力中國經濟改革》承認服務業比重的增加，無法取代工業成為新的經濟引擎：“中國領導人對國內服務業的蓬勃發展寄予厚望，但實際上，服務業未能填補製造業低迷留下的空白。服務業接不起重擔使得中國政府推遲早該進行的結構性改革，繼續依賴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

該文還指出，目前的服務業比重的增加並非是“健康的轉型”，因為“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急劇上升並非是服務業突然繁榮的結果，而是其他經濟部門動能衰減造成的。”（《服務業未能助力中國經濟改革》，金融時報2016 年10月20日）

與“退二進三”論一起盛行的，還有“消費拉動”論。

“消費拉動”論認為：過去中國的高增長是片面的投資拉動，粗放低效，為了提高質量，要改為消費拉動，減少投資，增加消費佔GDP總量的比重。實踐結果是：投資增速下降後，消費總量的增速也下降了，“消費拉動”根本就無從談起。（詳細分析見筆者觀察者網專稿《居民收入跑輸GDP，消費驅動還靈嗎？》）

“減税”論於事無補

對實體經濟面臨的困難，許多人熱衷於從“體制”上進行解讀，如從前幾年曾流行過的“國進民退”、“國富民窮”、“融資難”論，到當前流行的“税負重”論，都是如此。

現在很多人主張，中國企業税負太高，實體經濟要想重振雄風，只能通過減税來實現。在筆者看來，這一觀點是不可取的。

首先，如前所述，實體經濟的活力不如以往，主要是因為增速放緩所致，而通過給企業減税，並不能加恢復或快經濟增速，也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改善企業的處境，不能促使企業進行大規模擴大投資與生產即恢復繁榮。

很明顯，既然問題不是因税收而引起的，那麼自然就不可能通過減税來予以解決。其次，早有學者指出，中國的税負常常被誇大了。

如，按照小口徑標準即税收總收入佔GDP的比重來看，2015年中國宏觀税負水平約為18.4%；按照國際通行的IMF統計口徑比較，2015年中國宏觀税負為29.1%，不僅遠低於發達國家平均的42.8%，也低於世界平均的38.8%和發展中國家的34.4%。

近期有位企業家稱自己企業税負太重，結果專業人士仔細分析後卻發現，第一該企業的利潤很高；第二該企業交的税並不算太多，且大頭如增值税等大都轉嫁到下游客户或消費者身上。再者，經濟放緩的背景下如果大幅度減税，政府財政必然減少，這將削弱政府通過財政支出來拉動經濟增長（以及保障民生等）的能力。

“減税能促進實體經濟恢復活力”，不光從理論上講不通，實踐中更是行不通。

眾所周知，美國自里根時代起，就迷信減税政策，認為這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結果，實行了二十多年以後，一方面經濟沒有起色、甚至越來越糟，直至陷入金融危機，另一方面貧富分化加劇，令美國淪為1%與99%的社會（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來説，就是 “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

巴菲特曾批評説，減税變成了對富人、對企業的片面性、偏袒性的減税，廣大民眾與政府都變窮了，只有少數富豪得利。現在有人卻要求中國把希望寄託於減税，這隻能讓中國重蹈美國的覆轍。

實體經濟的困難不能怪“工資太高”

還有一種很流行的觀點認為：“中國勞動力成本增長過快，致使實體企業不堪重負陷入困境”。在筆者看來，這一解讀同樣也是缺乏依據的。

首先，如前所述，中國實體經濟的困難是因為經濟增速放緩，而目前，尚沒看到有人能提供任何充分過硬的證據來證明經濟放緩是由於“工資提升過快”所致的，有的盡是些大而化之的泛泛之談。

其次，過去中國工資水平提升較快的時期，同時也是經濟增長快、實體經濟繁榮的時期。

前些年，最低工資每年調高一次，且漲幅較多，但是，經濟並沒有因此而變糟。反倒是最近這兩年，雖然工資提升變緩了，如各省市區最低工資調高多變為兩年一次且漲幅也變小了，但是，反倒看不到實體經濟有任何因此而好轉的跡象。

最後，相比於上個世紀，目前中國工資水平雖有了較大提升，但是客觀地説，仍舊是不高的。

日常經驗俯拾皆是，比如前幾天，筆者詢問了北京某快遞公司的快遞員，他自己的收入與工作狀況如下：“吃住在公司，早晨六點起牀，七點開始工作，晚上七點收工；回公司吃完晚飯後，繼續幹分揀整理等活兒，到晚上十二點休息；沒有雙休日；即使這樣，每月收入最多五千左右；沒有社保，有商業保險；送貨電動車出了毛病，維修費要五十塊錢以上的公司才給報銷；員工流動性很大。”

工資收入相比勞動付出，絕對不能説是高了。就連前段時間抱怨中國實體經濟經營成本太高的那位玻璃製造商，也明確承認：目前中國工人的工資只有美國同行的八分之一。

美國的歷史證明，一遇到點兒風吹草動就指望依賴減税、降低員工工資等手段給企業“減負”，以此來解決經濟發展遇到的困難，這種做法是沒有什麼前途的，不僅如此，反而會產生巨大的副作用。四年前筆者就指出：

“里根與撒切爾的極端化減負政策，看似為企業着想，其實損害了企業家精神。里根撒切爾當初宣稱，只要99%做出犧牲，那麼1%就會努力向上，企業就會恢復競爭力，經濟就會好起來，可結果卻是1%通吃了一切，而經濟則是每況愈下。西方的企業家階級，越來越難以擔負起自己應負的技術進步的組織者的天然職責，變成了不講奉獻、只知向員工、向政府索取的食利者。市場經濟中，企業家階級的本職工作首先應該是做大蛋糕，現在西方的企業家卻淨想着分蛋糕（即減負）而不管做蛋糕了。”（見觀察者網專稿《企業要進步，別光靠減負》）

實行減税、壓低工資水平等政策後，並沒有令整體經濟由衰轉盛，並沒有促進全社會財富的增加，只是改變了財富的分配，靠政府與大眾的收入減少來保證少數人的收入。解決現在的問題，要靠的是像以前一樣不斷把蛋糕做大，而不是不做大蛋糕了、只管搶分蛋糕。

要理直氣壯地追求穩增長這一目標

當前，要怎麼辦才能推動中國實體經濟、同時也是推動整個中國經濟更快更好地發展呢？

第一，要要樹立理論自信與道路自信，要重視並繼承發揚中國經濟發展既有的成功經驗，要避免受那些似是而非的流行觀念的誤導，要敢於承認：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與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全球相比，中國的經濟發展才是既有速度也有質量、又快又好的。

在這一高增長時期，中國已經成為全球首屈一指的工業大國以及接近於與美國平起平坐的科技大國；同時期，中國的民生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如通過了新勞動合同法，普及了社保（包括大範圍普及醫保），逐年調高最低工資，學費長期不漲（比如二本及二本以上大學學費從2002年至2012年幾乎沒有增加），等等。

第二，要理直氣壯地追求穩增長這一目標，要堅持做大蛋糕，只有整體經濟保持一定的較高速度，實體經濟才能同步繁榮，才有可能實現提質增效而不是降質減效。沒有速度就沒有一切。

第三，以往促進經濟發展的一些具體政策、措施或手段，如貨幣的、財政的、產業的、基建的、地方政府的，等等，雖然有瑕疵、有不足、並不可不免地帶有副作用，但是其利是遠大於其弊的，這些政策、措施未來仍舊可以繼續發揮其作用，當然，要儘可能地做到趨其利避其害。

第四，堅持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而不是既不做大蛋糕又不分好蛋糕這種下下之策。正如習近平強調的：要堅決如期實現兩個翻番的戰略目標，同時要在這一過程中貫徹“共享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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