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拉格·康納：信息國家——新時代創新戰略的推動者

【有人認為，創新是企業家面對挑戰尋求機遇時迸發出的靈感，是私有部門活力的標誌，而政府作為企業的對立面，只要不對創新橫加干預即可。然而隨着國際競爭趨於複雜化，缺乏國家力量全面規劃、扶持、協調的創新，幾乎註定難以為繼。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與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帕拉格·康納在新著《美國的專主制：信息國家的崛起》中，以瑞士和新加坡為原型，提出一種無關民主、重視治理質量、由專家集體領導的治理範式——“專主制”。

經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翻譯全書並將在近期陸續以連載的形式刊登中文版，本文節選自原書第二章“如何治理一個國家”的第四節“作為創新國家的信息國家”。觀察者網楊晗軼譯。****】

《美國的專主制：信息國家的崛起》

信息國家絕不輕易放過每一個獲利的機會，在規劃硬件設施和經濟前景時，力求每一筆基礎設施投資都能發揮多種功用，使中央政府、企業和教育機構協調一致，集體致力於建設與全球供應鏈相關的行業。

與許多廣為流傳的版本不同，硅谷的崛起並非是美好氣候與風險投資聯姻的意外產物，相反，高度清晰的戰略發展主線至始至終貫穿其中。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斯坦福大學看準美國西海岸的產業繁榮，不僅提供產學研一條龍服務，而且在二戰後為瓦里安聯合公司等軍用雷達設備製造商提供科研空間。20世紀50年代，它在孵化出硅谷第一批半導體公司以及惠普等計算機巨頭的同時，也接受施樂帕克研究中心的財政支持。1969年，斯坦福大學成為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署網絡開發的四個節點之一。

從核電到互聯網到GPS，許多真正具有前瞻性的創新都起源於美國政府的研究計劃。如果美國政府當初不支持企業創新，硅谷所在的聖何塞市今天就不會雄踞於全球價值鏈的頂端。

美國當前的現實是，許多人把政府和私有部門看成冤家對頭，這種心態在政策討論中流毒甚廣。 在信息國家裏，政府應該學習私有企業的冒險精神，最好能達成政企合作。對私有領域的冒險而言，來自公共領域的支持至關重要，只有這樣，企業的科技創新才能服務於國家利益。

近幾十年來，日本和韓國通過戰略規劃和健康的國內競爭，成功打造出大規模創新集羣。荷蘭科技公司飛利浦擁有超過130,000項專利，韓國三星集團擁有近50萬名員工，2014年營業額達3000億美元。在這些成功案例的背後，政府毋庸置疑扮演了重要角色，需要關注的是政府在什麼階段發揮怎樣的作用。

在發展關鍵產業方面，瑞士走在世界前列。該國時刻確保企業、勞動力市場和教育部門同步協調發展，維持着充分就業水平，為高利潤產業培養高熟練度和高生產力的產業工人。

從表面上看，瑞士似乎沒有總體經濟規劃。但實際上正因為瑞士思想高度活躍，創業氛圍濃厚，教育遵循產業技術導向，每個人都有一套戰略。從手錶到刀具，從藥品到巧克力，從高精工具到加密硬件，幾乎所有的“瑞士製造”都優於競爭對手的產品。

瑞士不排斥職業教育，絕大多數人傾向於採用靠學徒制培養面向全球市場的技術人才。截至2016年，瑞士公司已在美國設立學徒制職業培訓機構，幫助美國“技能升級”，增強投資吸引力。這種深厚的歷史文化基礎，決定了瑞士的人均獲諾貝爾獎數量領先全球。

瑞士的成功雖不易複製，但新加坡正在努力嘗試——它試圖提升職業技術教育地位，使理工學院成為學生們的第一目標，而非保底之選。一個重要舉措是為學生創建“學習護照”，記錄個人在各種機構接受教育和培訓的經歷，包括在線課程。新加坡的職業教育與地區產業協會緊密合作，提供適應新時代需求的職業培訓，例如數據驅動的物流學、基礎設施金融學等。

此外，每所新加坡職業學校都與瑞士和德國的院校結成姊妹學校，引進各領域最先進的課程。按照全球創新指數排名，世界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前三甲分別是瑞士、韓國和新加坡，而這幾個國家都具有較完備的職業教育體系和工人再就業培訓項目，失業率接近於零。

因此，信息國家對教育的重視，絕不僅在於選舉時喊喊口號，而是把它作為國家級目標來優先達成。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是計算機專業出身，兩位副總理都曾經擔任教育部長。尊師重教是信息國家的標誌性現象，在新加坡，教師受到社會高度尊重和薪酬待遇相當優厚，直追專家型官員。

美國光提供失業福利，缺少職業培訓機制幫助工人習得新崗位必需的技能。反觀丹麥等歐洲國家，100%確保失業四個月以上的工人獲得培訓崗位。因造船廠關閉失業的丹麥工人，很快就轉入了風電巨頭維斯塔斯公司。

此外，美國資本主義過度強調向股東負責，公司傾向於壓縮研發和員工培訓成本，以期季度財報數字能更亮眼；而在歐洲公司裏，勞工代表在管理層有話語權，這樣的治理結構決定了公司更樂意投資提升員工技能。歐洲付出的代價是略低的增長速度，但取得的效果是社會更加平等。

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在地理空間、資本市場縱深、工業迭代創新和人才規模等方面，都難望美國項背，因此它們無法隨意調整工業基礎進行傷筋動骨的試驗。它們必須找準戰略定位，針對特定行業，結合外國資本、人才和本地勞動力與物流鏈，開展表面看上去自相矛盾的“管理式創新”，逐步建立競爭優勢。這正是新加坡的成功之道。

創新國家捨得在研發領域投入巨資。新加坡以瑞士和北歐國家為榜樣，準備將全國研發支出提高到GDP的3.5％。新加坡國家研究基金會直接受總理領導，它不但協助政府制定國家創新議程，而且每年向企業提供50億新加坡元的研發補助金。該政策的初衷不是創造谷歌和IBM等世界級的技術公司，而是利用受補助企業的新技術，來升級產能並解決新加坡面臨的實際問題。有人把這種策略稱為“後發優勢”。

新加坡政府與外國公司和高校（特別是麻省理工學院和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合作，把自己變成一個活生生的實驗室，測試無人駕駛汽車、環境監測傳感網絡和數據安全程序。新加坡用嶄新的實驗室吸引了一批製藥公司在這裏進行研究和臨牀試驗。製造業公司只要在激烈的地區競爭中提升了生產力，便可找政府申領1000萬新加坡元的獎金。創業公司與科技相關的成本，如購置計算機、網頁設計和應用開發等，均可獲得政府報銷。

政府注資建立的緯壹科技城坐落於新加坡國立大學附近，這裏的建築被命名為“研究”、“創新”和“進取”——都是一個高產生態系統必須具備的條件。

或許沒有哪個創新產業集羣能取得硅谷那樣的成功，但信息國家仍能通過複製某些必要條件，為創新戰略爭取先機。

（觀察者網楊晗軼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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