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中國在幫助埃及“改革開放”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文】
埃及是尼羅河流域、擁有着七千年曆史的文明古國，與黃河流域的中國、恆河流域的印度、兩河流域的巴比倫被史學界視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爆發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使埃及政權更迭、社會失序，原本是中東大國的埃及也一度陷入衰退。
近年來，埃及逐漸恢復元氣，中埃兩國關係也得以升温，中國經驗與經濟投資給埃及發展帶來了新希望。近日，筆者訪問埃及，調研開羅、紅海沿岸等地，着實感覺到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給予埃及帶來的實際利益，無疑是一輪對埃及版“改革開放”的大幫扶。
“1%的中國海外遊客到埃及，埃及就有救了”
筆者乘坐航班午夜降落埃及。20多分鐘的降落過程，鳥瞰首都開羅，燈火通明，街市如晝，世界最長河流尼羅河兩岸霓虹閃爍，如一條火龍穿城而過。全團人員紛紛感嘆，開羅比想像中更繁華、更氣派，而此時有人提醒才想起，開羅是阿拉伯世界與整個非洲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
從國際太空站拍攝到的夜晚中的尼羅河
不過，接機朋友很快提醒道，開羅是“夜晚比白天好，地下比地上好”的城市，意思是“晚上看像香港，白天看像磚廠”，且文明古國埃及仍有大量文物深埋地下，尚未發掘，也暗喻這個國家還有待開發。
果不其然，第二天就看到了開羅年久失修的一面：除了尼羅河兩邊少數的酒店建築外，全城幾乎都是不超過十層的老房矮樓。而外交部領保中心發來的短信“近期埃及北西奈地區發生多次政府軍與恐怖分子激戰，暫勿前往北西奈、達阿卜地區。如遇緊急情況 ……”，也提醒着這個國家仍未從“阿拉伯之春”中完全走出。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埃及在前總統穆巴拉克的長期執政下，一度是“中東一霸”，保持着連續30年平均增長5％左右的增長率。不過，埃及深陷“拉美陷阱”，貧富差距擴大、失業率飆升、官商勾結，2011年國家動盪更是嚴重衝擊了國民經濟。更糟糕的是，過去10多年埃及人口猛增，近1億人口卻擠在僅佔國土（多為沙漠）5%的可居住土地上（面積略大於中國海南），貧困人口高達40%。
新任總統塞西推進改革，政局恢復穩定，經濟逐漸從下滑陰影中走出，經濟增速從2011年的1.8%回升到2015年的4.2%。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評估，埃及在2016年一度趕超南非，躍升為非洲第二大經濟體，並很有可能在未來成為非洲第一經濟體。埃及官員對筆者説，塞西積極“向東看”是國家發展恢復正軌的重要原因。
塞西總統2014年6月上任不久，就在年內兩次訪問中國，與習近平主席簽署建立中埃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係聯合聲明。據一位當時隨訪埃及外交官回憶，塞西當面向習近平主席感謝中國在埃及最困難時期伸出援手，希望決心同中方發展全面戰略伙伴關係，加強政治、經濟、人文、軍事、安全等各個領域友好合作。
埃及總統塞西
塞西希望一同與中國合作開發蘇伊士運河走廊和蘇伊士經貿合作區等項目，吸引中國企業赴埃及投資，希望更多埃及學生來中國留學、更多中國公民到埃及旅遊，字裏行間流露出真誠和謙虛地向中國學習的意願。
這位外交官透露，塞西總統見到習主席時有一句話令他印象深刻：“中國人口比埃及多10多倍，習主席是怎樣治國理政的？”他還告訴筆者，2015年塞西訪華出席了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紀念活動，2016年再次訪華參加G20領導人峯會，2017年還將訪問中國。
每一次訪華結束，帶回的不僅是許多對華交流合作的務實項目，還有許多中國發展經驗，“比如打擊腐敗、改善民生、招商引資、設開發區等，都是從中國學的。”這位曾擔任過埃及駐多國大使的資深外交者雖已退休，但近年來還在努力學習漢語，他悄悄告訴筆者，“這就像中國30多年前的改革開放。埃及也在改革開放，埃及人很努力，但這還需要中國人的幫助。”
正是由於塞西的全力推動，中國已躍升為埃及人心目中最受歡迎、最重要的國家之一。2011年至2015年，埃及吸引外資額從負4.8億美元增長到68.8億美元，其中來自中國的投資達6.6億美元；埃及商品進出口從793.6億美元增長到976.4億美元，其中中國達128.7億美元。目前中國已成為埃及最大的貿易伙伴。
在開羅各大景區，到處都能看到中國遊客。隨行的導遊是一位地道的埃及姑娘，在本國學的漢語，但講得相當流利，各類歷史名詞典故用漢語表達得如數家珍。她説，“至少一半旅遊者都來自中國，全開羅有300位會講漢語的埃及導遊，但據説還缺1000位”。在埃及國家博物館內唯一的仿製品（真品珍藏在倫敦不列顛博物館)、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羅賽塔碑前，這位導遊順勢控訴道：“太多國家佔領過埃及了，但中國沒有。中國人旅遊與投資帶來埃及發展。沒有中國人，我就沒飯吃了。”
在開羅市郊景區，隨處有埃及小販用“你好”、“便宜”、“朋友”等中文詞與你打招呼；小朋友們像是見了明星一樣，奔擁過來要與中國人合影。更令人驚訝的是，人民幣是硬通貨，直接給10元可以找人幫助取景，拍到像“手抓金字塔”、“身卧獅身人面像”的擺拍照片，直接給100元，可以買到七八件不錯的紀念品。
圖片來自網絡
開羅一位官員似乎很瞭解中國旅遊業。他有點“抱怨”：2015年中國出境旅遊有1.2億人次，來埃及的才12萬，不到0.1%，“太少啦！如果有1%，那埃及就有救。”筆者橫向比較，2015年中國赴日遊客約500萬人次，在日本消費約123億美元，約佔埃及當年GDP的3.7%。以此推算，如果1%中國出境遊客赴埃及，將使埃及GDP額外增長近1個百分點。開羅官員此言不虛啊。
埃及官員像領市長指示一樣地聽講
在開羅的埃及外交官俱樂部，筆者參加了一整天的中埃“一帶一路框架下的中國－西非北非合作”國際研討會。埃及前總理沙拉夫到場主旨演講，他專門做了數十頁的PPT，系統地講述“一帶一路”的全球重要性：“一帶一路不只是經濟項目，更是一種發展哲學”，並以數軸模型的方式論證，“一帶一路將從文化、生活質量、命運共同體、可持續發展、相互依存等多個方面調適全球化，推進古老文明的復興。”
在開幕式上，埃及外交事務委員會主任伊扎特大使更是熱情洋溢。他説：“一帶一路提供了一種新的經濟發展範式，成為所有參與方經濟發展的發動機。一帶一路不只是表達了推動區域一體化的集體決心，更是通過實現互聯互通、進一步實現不同區域間和諧與深度全球化的世界強烈意願。”
來自埃及外交界、智庫界、產業界的許多高層代表都在研討會上，最關心的問題是，“一帶一路下一步有哪些新舉措？”“對埃及來講，一帶一路的項目哪些能對接？”“中國有哪些方面值得埃及學習甚至複製的？”還有人問道：“埃及怎麼做，才能像巴基斯坦那樣得到那麼多的中國投資？”
筆者在研討會上講了近20分鐘，介紹一帶一路的理念，尤其是講述到“強大政府”、“有效市場”、“基建先行”等三個中國發展的有效經驗時，在場所有人都紛紛點頭並認真做了記錄。
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在會議閉幕環節，中聯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金鑫博士做了近一個小時的總結。他用埃方能夠聽得懂、聽得進的語言，從中國為什麼倡導“一帶一路”、“一帶一路”給沿線國家帶來哪些機遇、中國哪些發展經驗可以與沿線國家分享等多個角度，生動鮮活地闡釋“一帶一路”的內涵和世界意義，並對埃及政府部門、經濟開發區、工商界、智庫如何與一帶一路進行有效對接，共同把中埃合作的蛋糕做大做優提出了誠懇建議。
中聯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金鑫
一位埃及外交官很瞭解中國情況，也知道金鑫博士曾當過地方官的經歷。他調侃道，此情此景很像是“中國某市長在做工作部署，各部門官員在領指示”，足見埃及方面對融入一帶一路、搭乘中國經濟發展快車的盼望與重視。
更重要的還是會後次日，筆者與同行者赴120公里外的紅海沿岸經濟區調研。埃及三位老大使提前一個小時就在酒店大堂等候，這對生活習慣常會不守時的非洲人來講，是相當難得的事情。整整一天的車程顛覆，三位埃及老大使一路相隨，介紹着埃及最新的政治、經濟發展狀況，講述着近年來埃及國內先後經歷了兩次“革命”、六次公投的前因後因，但那並不影響中埃兩國的合作關係和埃及的前景，希望中國投資能重拾對埃及的信心。直到筆者回京後幾天，他們還發信送來埃及相關的最新資料。
在紅海岸邊、埃及第三大海港因蘇哈納港緊鄰區，我們驚訝地發現了一個與中國國內多數成功的經濟開發區的複製樣板“中埃－泰達蘇伊士經貿合作區”：遠期規劃面積20平方公里，以工業項目為主，涵蓋加工製造、物流、保税、技術開發、商貿和現代服務等主要產業，融居住、商業、金融等功能區為一體的國際產業基地和現代化新城。
類似這種全盤複製中國經濟開發區的商貿區最早始於1994年。當時埃及政府多次訪華提出希望中國能幫助埃及建立經濟自由區，1997年兩國商定後中國逐漸開始為埃及提供經濟特區建設經驗。2008年中國商務部通過公開招標，決定在非洲建設6個經貿合作區，中埃－泰達蘇伊士經貿合作區就是其中之一。
目前，整個園區有商務商業綜合服務中心，餐廳、商場、超市、體育場一應俱全，已有中國製造型企業32家、服務企業33家入駐，累計投資超過9億美元，為當地創造1萬多個就業崗位，其中10%左右的中國人基本都以企業高管為主。尤其是新蘇伊士運河改造完成後，“一帶一路”與蘇伊士經貿合作區開展的項目將全面對接，正如塞西總統所説，“（一帶一路）宏偉藍圖是對偉大的古絲綢之路的復興，同時也為中埃合作提供了良好契機”。
走進全球最大玻纖生產製造企業巨石集團在這個經貿區的碩大車間，看到數百位非洲工人在生產線上忙碌。繼巨石埃及副總經理楊繼祥介紹，自2014年投產以來，巨石埃及已成為本集團第4大生產基地，近1000名員工，90%是埃及本地人，產品直接銷往歐盟，覆蓋整個中東和非洲地區，且在勞工、關税等方面降低了15-30%的成本。“看到了嗎？這就是我們發自內心要感謝中國人的地方！”埃及前駐日本大使希薩姆不禁感嘆道。
埃及人覺醒，在重新思考中國
同為四大文明古國的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迅速，令埃及人民十分驚訝。埃及意識到必須要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路線才能走出經濟持續下滑的困境，並開始思考中國的改革發展經驗。兩國都是發展中大國，相似的生活習性、歷史底藴以及地緣關係等，為埃及借鑑中國發展模式做了很好的鋪墊。
埃及著名學者薩米爾·阿明曾説過，埃及是資本主義邊緣地帶第一個試圖崛起的國家，早在日本和中國之前，19世紀初，埃及就制定了國家振興的改革計劃。在西方的壓制與干預下，埃及“幾起幾落”。在阿明看來，目前埃及人民與廣大第三世界人民一樣，都處在繼20世紀初反對帝國主義之後的第二次覺醒浪潮中。
前埃及駐華大使馬傑迪·阿米爾則説，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團結奮鬥，創造了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奇蹟，這恰恰是非常值得埃及借鑑和學習。
埃及學術界正在總結如何借鑑中國的方式。開羅大學政治經濟學院院長瑪吉達·薩利赫總結道，一是改革要有連續性。改革一旦停止就會落後於社會的發展。二是改革要有漸進性。她用了中國古話“欲速則不達”來形容改革。她還認為，改革不能一蹴而就，不能好大喜功，必須符合當時的經濟社會現狀，堅持可持續的漸進式發展。
埃及的努力得到了其他國家官員的思想共振。前坦桑尼亞駐華大使查爾斯·桑加説，非洲發展需要像中國這樣的改革，而不是像2011年那樣的革命。非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不需要通過革命，而要堅定不移地推動改革現有措施，不斷發展。
事實上，不只是包括埃及在內的所有非洲國家在反思西方模式與中國經驗帶來的截然不同的差異，美國學術界也在反思。幾年前，美國學者黛博拉·布羅蒂加姆在《龍的禮物：中國在非洲的真實故事》中講道，中國龍的禮物是一個象徵，實際上是中國的發展模式本身。
這種模式的特徵就是中國式的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體系，通過市場競爭突破傳統的落後體制，並借用優勝劣汰與榜樣示範來激發市場活力，同時通過政府主導確保改革能夠打破個體利益的阻礙。對此，西方輿論很焦慮，早在201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就刊文稱，非洲有許多國家都在模仿中國發展模式，強調國家帶動經濟增長，這與美國推行的自由市場民主形成了鮮明對照。
不過，公道自在人心。2016年下半年，非洲知名民調機構“非洲風向標”發佈《中國在非形象調查報告》，從地域、國別、影響因素等多個角度對中國在非影響力和形象進行了全面的調查和評估，覆蓋非洲大陸36個國家，受訪民眾達54000人。
調查顯示，中國在非洲影響力與日俱增，形象總體積極正面。63%受訪者認為，中國在本國的影響力是積極的。約54%的受訪民眾認為中國對非發展援助起到了很好或者較好成效。中國發展模式得到了1/4受訪民眾的肯定。很明顯，哪個國家在真正幫助非洲，非洲民眾心裏有一槓秤。
埃及的大學中出現“中國熱”
（任巍對此文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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