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攻愚：習主席到訪的芬蘭有何不同於其他北歐國的地方？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潘攻愚】
北京時間4月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啓程前往芬蘭進行國事訪問，而且這也是習主席赴美國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同特朗普舉行舉世矚目的中美元首會晤的第一站。
早在差不多兩年前，也就是2015年10月份，中芬兩國建交六十五週年大慶上，兩國官方和民間、媒體、和各大商團都曾掀起過追溯兩國友好歷史的小高潮。而且習主席這次訪芬前，在芬蘭《赫爾辛基時報》發表題為《穿越歷史的友誼》的署名文章，更是有着承上啓下，繼往開來的重要意義。
3月31日，芬蘭媒體對習主席訪芬作了報道
習主席這次訪芬前，在芬蘭《赫爾辛基時報》發表題為《穿越歷史的友誼》的署名文章
這個人口不到六百萬，有着聖誕老人故鄉之稱的北歐小國進入到國內媒體和大眾視野的時候，也許我們才發現她是如此的看似熟悉卻又很陌生。在筆者看來，在這幾個“北歐”國家中，芬蘭也許是最奇葩、最特殊的一個。
我們不妨先來區分兩個概念：“北歐國家”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其實在漢語語境裏，“北歐”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由於後者的使用率較前者很低，所以很多人也就不怎麼加以區分。
從北歐五國國旗的圖案中可以看到他們之間的內在聯繫
“北歐”對應的詞是Nordic，這個語境可以基本和漢語語境基本重疊，文化意義和地理意義也重疊：包括瑞典、挪威、丹麥、芬蘭、法羅羣島、格陵蘭等國家和區域。而斯堪的納維亞則比較複雜了，僅限於地理來講，斯堪的納維亞“半島”（Scandinavia）包括瑞典、挪威和芬蘭北部的一部分（畢竟丹麥和瑞典隔海相望嘛）。
唔，芬蘭，我們斯堪的納維亞三國不帶你玩
但文化概念往往是地理概念的延伸，目前一個不太勉強的共識是，斯堪的納維亞就是指北歐三國瑞典、挪威和丹麥，但不包括芬蘭。原因其實並不複雜，瑞挪丹三國是真正的親戚，無論從人種起源上（以筆者個人的經歷而言，芬蘭人金髮碧眼的比例相對於其他三國是比較少的）還是語言的相近性來説，用個不恰當的比方就相當於天朝的冀魯豫三省。其他的，冰島遠離大陸不用説了，芬蘭奇葩的語源已經夠語言學史家們喝一壺了。
我們用“我愛你”這句話做例子就足夠了，瑞典語Jag älskar dig，丹麥語：Jeg elsker dig，挪威語：Jeg elsker deg，作為賓格的“你”和謂語“愛”的人稱變化大同小異，但芬蘭語是這副腔調的：Rakastan sinua。（看到stan了嗎？有沒有聞到孜然烤羊肉的味道？）
但芬蘭的奇葩還不僅僅是這個，無論從歷史文化還是現今的政府組織形式，芬蘭都和其他北歐三兄弟顯得格格不入。雖然史上瑞芬兩國也有很深的“姦情”，500多年的同牀共枕之後還是被俄國強行拆散了（形成了瑞俄芬“兩夫一妻”的奇妙格局）。拋開“野孩子”冰島不算，瑞挪丹芬四國中，芬蘭是唯一一個沒有實行君主制的共和國，而且芬蘭也是唯一一個在歐元區的北歐國家（即便把冰島算在內）。
也許沒有王室的芬蘭人對其他北歐國家的王室成員很好奇。2012年2月，芬蘭前女總統哈洛寧的丈夫阿拉耶爾維在與丹麥王室國宴時，疑似偷窺丹麥王妃瑪麗的胸部
下面我們結合中芬關係史，着重談談芬蘭這個國家為何是北歐各國中最異類的。
也許是北歐人祖上比較嚴酷的生存環境造就了這羣苦寒之地人民的實用理性的性格（海盜的特點就是，能搶就搶，搶不了就跑，跑不了跪下喊饒命，饒命了回去休養生息準備下一次搶），在新中國成立，“中華民國”偏安島內已成為既成事實的情況下，北歐三兄弟瑞典、丹麥和芬蘭成為第一批承認並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西方國家。
不過從次序上來説，瑞典第一，丹麥第二，芬蘭則稍慢了半拍，排三兄弟之尾。究其原因，首先瑞典和丹麥本身在遠東就有比較完備的外交體系和外事人員儲備，而芬蘭當時不但沒有駐華代表，而且連新中國的開國大典的消息還是通過瑞典得來的二手消息。直到1950年中芬兩國就建交達成協議的時候，駐華公使還不得不用駐印度公使瓦爾萬尼兼任（這已經是芬蘭在遠東的唯一使節了）。
第一屆駐華公使瓦爾萬尼Hugo Valvanne (1894 - 1961)
回顧中芬建交的歷程，有兩個事實非常值得注意：一，該國是唯一與新中國不經談判即正式建交的西方國家，主要原因就是芬蘭當時還不是聯合國的成員國，就談不上和蔣介石政權的很多瓜葛，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時就少了很多麻煩。二，芬蘭外交部主管官員有意將中芬建交的時間拖後，壓住了有關文件。
所以這裏牽扯到很有意味的兩個問題，為何芬蘭遲至1950年還不是聯合國的成員國？在兩國最高首腦都有意達成正式外交關係的意向下，芬蘭外交部顯得有些猶豫不決又是為什麼？
其實這兩個問題本質是一個問題，這就觸及到本文所談的芬蘭“特殊論”的核心：芬蘭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典型的“西方”國家，芬蘭還是北歐諸國中，歷史、文化、地緣政治等各方面最糾結的國家，甚至放眼二戰後冷戰開啓後的時代，也很難找出像芬蘭一樣如此小心翼翼地、殫精竭慮地在各大國之間周旋算計，騰挪閃轉而顧慮重重的國家。
一妻二夫——美還是蘇？
在二戰甚至一戰爆發前，芬蘭本身是一個公民社會體系和公民政治架構發育比較完備的國家，1906年就開始推行全民普選，並且有了相當成熟的中小學義務教育系統。前文中講到，歷史傳承上看，芬蘭帶有嚴重“瑞典化”的痕跡，但鄰居又是個不好惹的貨——俄國。在俄國人西進拓土的過程中，他們往往會把芬蘭和波羅的海三國劃歸於“西部屏障國”而頻頻向芬蘭施壓滲透，所以19世紀中期以來，芬蘭人尤其是芬蘭知識分子也帶有某種的“俄化”傾向。
蘇芬戰爭期間，芬蘭的“雪橇戰隊”
到了30年代末期，隨着戰爭威脅的加重，芬蘭的糾結感幾乎達到峯值。如果從1939年的蘇芬戰爭開始算到二戰結束，這6年的時間內，芬蘭成為了北歐諸國中受戰爭破壞最嚴重的國家；而且該國還不是單純地和某一國開戰，按照其自身的歷史裁定，這6年的戰爭主要分三個時間段：冬季戰爭：1939-1940（蘇芬戰爭）；1941-1944芬蘭和納粹德國並肩作戰時期；1944-1945，既和納粹又和蘇聯紅軍作戰時期。
問題是芬蘭有給納粹當帶路黨的污點，所以二戰後的戰勝國蘇聯按照雅爾塔體系劃定的原則，對芬蘭進行懲罰也是一種必然：芬蘭喪失了6年戰爭前11%的國土，戰死了全國2%的人口，首都的腹地，赫爾辛基西南35公里處的Portkkala，被迫割讓給蘇聯 50年；戰爭賠款6年內（後來改為8年）要賠給蘇聯3億美元。
早在二戰結束之前，蘇聯就有意把芬蘭綁向自己推進的戰車中。1945年3月的芬蘭大選時期，芬蘭共產黨（SKP）存在感十足，和芬蘭人民民主聯盟聯手贏得200個議會席位中的49個，而且七大內閣成員中也有了芬蘭共產黨的身影。
嗅到不良氣息的山姆大叔也不是吃素的，二戰後美國新任駐芬蘭大使（John Moors Cabot）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芬蘭表面上看起來“俄化”的“西方化”因素，在蘇聯政治上拉攏芬蘭的同時，美國不斷地試圖用經濟手段滲透芬蘭，到1947年1月份，美國一共向芬蘭提供低息貸款達6700萬美元。
芬蘭共產黨黨徽
這裏還值得一提的是芬蘭出於不敢公然冒犯蘇聯的考慮（畢竟蘇聯是鄰居，而美國遠在大洋開外），拒絕了戰後把自身納入到美國的“馬歇爾計劃”的軌道上的，但美國並沒有像懲罰同樣當時拒絕馬歇爾計劃的捷克斯洛伐克那樣去懲罰芬蘭，杜魯門的幕僚的一句話可謂一針見血：“芬蘭是尚未但能夠刺穿‘鐵幕’的利器（the only penetration yet achieved in any part of the Iron Curtain）。”所以美國對芬蘭的經濟援助從未停止。
綜上所述，芬蘭既有屬俄的一面，也有屬西方的一面，這是芬蘭不同於其他北歐國家最主要的歷史因素之一。
一流的政治家巴錫基維（Paasikivi）
在和美蘇鬥智鬥勇的過程中，能在雙方頭上都拿好處，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當時的芬蘭總統巴錫基維功不可沒，同時他也是中芬建交的重要推動者和見證者。
在蘇聯和美國為首的西方的撕扯下，在巴錫基維絞盡腦汁的精確算計下，我們可以解開前文中的兩個謎，一個是為何芬蘭加入聯合國的時間比較晚，一個是為何中芬建交的時間受到過人為的拖延。其中的歷史慣性，使得筆者不得不提1948年對芬蘭劃時代的“蘇芬條約”的締結（FCMA）：芬蘭承諾自己充當阻擋德國入侵蘇聯的馬前卒，表面上卑躬屈膝其實獲得了更大的外交自主性，因為條約着重強調了互不干涉內政，以及芬蘭保證自身不陷於大國衝突之中。
當時的芬蘭總統 巴錫基維（Juho Kusti Paasikivi）
首先，芬蘭以這個條約換取了內政中的“大換血”，一舉將芬蘭共產黨驅逐出了政壇核心，從此芬蘭共產黨逐漸被邊緣化，而蘇聯也默許了芬蘭的這一決策（本身斯大林對芬蘭共產黨一直拉大旗扯虎皮的做法也不是很滿意），外交上也意味着芬蘭不可能在近期加入聯合國，因為“聯合國安理會”在當時就是一個選邊站隊的俱樂部，一旦芬蘭加入聯合國，就意味着其必須在各種軍事行動上有所表態，這與蘇芬條約的主旨是相悖的。
其二，1950年上半年，杜魯門在北歐的得力干將沃倫（Avra Warren）和芬蘭談成了一筆大買賣：為芬蘭提供4000萬美元的鉅額貸款，在此敏感點上，芬蘭的經濟政策上與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集團保持一定距離也就順利成章了，這也是為什麼中芬建交一直在1950年的下半年才敲定的重要原因。筆者斗膽分析，巴錫基維總統不可能對外交部門的有意遲滯完全不清楚，他事後表達的不滿情緒很可能是一種政治修辭。
1952年，第15屆奧運會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召開。政治上獲得更大自主權的芬蘭翻開了歷史上新的一頁。重在參與的中國代表團受邀參加，五星紅旗和《義勇軍進行曲》第一次在奧運賽場上飄揚和奏響
結語
擁有波蘭法國雙重國籍的歷史學家Krzysztof Pomian認為，在蘇聯解體之後，芬蘭應該和天主教和新教傳統治下的中東歐，如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脱維亞、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後社會主義國家”劃歸為一類。
但其特有的北歐元素讓芬蘭天然地傾向於政治上更加開放自由、經濟上更有活力的英美一方，在夾縫中生存的芬蘭其實沒有他們老東家瑞典那樣好運：有着更寬鬆的國際環境。但其中的生存之道讓他們反而有了一種“奇異”的獨立性，那就是，在當代政治學術語中，有專門的一個詞叫“芬蘭化”（Finlandization），而沒有“瑞典化”或者“丹麥化”，也可以反證芬蘭走出了一條很有特色的外交道路。
文本就以下面另一則芬蘭政治智慧的展現結束本文：
1997年和1999年中國完成了對香港和澳門的主權交接，一國兩制從理論走向了實踐。當時最頂尖的芬蘭政治學知識分子們馬上就把港澳的經驗推介到了國內：赫爾辛基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Risto Alapuro領銜，將港澳“一國兩制”的核心精神寫進了字典中有關“芬蘭化”的詞條中，在他看來，一國兩制和芬蘭化一樣，代表了靈活而又有原則的政治理念。
在Alapuro“芬蘭被拋向世界”一文中，他引用了Pomian將“芬蘭化”和港澳一國兩制相提並論的觀點
雖然今天的芬蘭和瑞典同樣是被聯合國承認的“永久中立國”，但他們的中立性和瑞典還不太一樣，這是用無數芬蘭人的鮮血和汗水換來的。筆者相信，鮮血和汗水不但培育出了芬蘭人的“異類”品質，也能澆灌出中芬兩國一種別樣的友誼之樹。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