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光：解決女初中生被強迫賣淫問題，切勿頭痛醫頭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洪光】

近日，有媒體報道，河南省開封市尉氏縣發生多名未成年中學生被強迫賣淫，受害人至少30餘人，包括多名不滿14歲的幼女。尤其令人震驚的是，這一事件涉及當地知名企業家和人大代表等 “頭面人物”。

事實上，近年來一些基層的“頭面人物”嫖宿未成年少女甚至是幼女的新聞屢見不鮮，比如：2006年中原油田多名領導幹部接受性賄賂，賄賂內容是油田十七中學的幾十名中學女生；2008年8月，貴州省習水縣的多名官員涉嫌強姦多所學校的多名中小女學生；2008年前後，浙江麗水碧湖中學幾十名女生被強姦，施暴者有商人和國家公職人員，其中甚至還有司法人員。

為什麼這些尋常百姓眼中的“體面人”如此嗜好未成年少女甚至幼女？

其直接原因往往是一些官員和商人認為通過與未成年少女尤其是處女發生性關係可以“沖喜”（意為“獲得好運”）。比如在尉氏縣官場，就有不少迷信官員將“破處”引申為“破格提拔為正處級”之意，考慮到在一個縣裏往往只有縣長等極少數人處於正處級，“破處”的誘惑可想而知。此外，由於一些官員和商人的特權思維濃厚，相比一般的嫖娼，嫖宿沒有性經歷的未成年少女甚至幼女無疑更能體現這些人的“身份”和“地位”。再加上這些嫖客比較“重視”衞生問題，也會更青睞性經歷少的女性。

綜合以上幾個原因，導致了在基層部分“頭面人物”產生了對於未成年少女甚至幼女的變態嗜好。這些情況網友也看在眼裏、怒在心裏，相關新聞的評論區無不怒氣衝衝，要求從重從快處理的呼聲不斷。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近年來揭露出的強迫未成年少女賣淫問題，往往有着固定的模式，需求端是迷信官員或商人願意花高價尋求少女“沖喜”，而在供給端，則經常出現校園內或社會上的低齡“大哥大”或“大姐大”牽頭，其手下負責誘騙或威逼鄉鎮至縣一級的中學或技校女生賣淫，並且通過拍照錄像等方式，逼迫受害者在其同學中尋找新的“獵物”，以實現供給端的穩定擴張。這其中暴露出來的問題，絕不是靠頭痛醫頭式地審判幾個涉事官員或商人就能解決的，甚至可以説，解決這些問題將會是一項複雜的系統性社會工程。

首先，與很多出身城市的網友的想象不同，在鄉鎮乃至縣一級，學校並不是純淨的世外桃源，恰恰相反，農村基層的中學經常出現管理不到位、打架成風、校園幫派和性關係混亂等問題。用一位在網絡上頗多爭議的民間歷史學家的話來説，基層中學可謂是“原始豐饒”、“武德充沛”、“自組織資源豐富”。

這其中有《義務教育法》的執行問題，受該法限制，在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幾乎沒有可能開除學生，除非學生觸犯刑法，所以對於一些大罪不犯、小錯不斷的問題學生，學校只能姑息忍之，客觀上損害了校園的安全狀態，沒能將遵紀守法的學生與潛在犯隔離開來。

除了法律的限制，隨着農村撤點並校進程加快，鎮和縣上的中學往往要承擔周圍一整片區域的教育職責，教師人數不足，七十人乃至上百人的巨型班層出不窮，在教師的注意力所不及的陰暗處，就有着滋生黑暗的無數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一些校內的不良學生頭領（也就是人們俗稱的“大哥大”或“大姐大”）勾結校外社會人員，對反抗能力差的少女進行“定點爆破”的現象，幾乎是必然的。

事實上，很多類似案例中，當家長髮現女兒受過性侵找到學校時才發現，學校老師對於發生了什麼一無所知，甚至根本不知道女生有無故離校的問題。

而且，由於教育投入不足，很多基層的中學教師薪資微薄，其中還有不少是沒有編制的臨時工，在講究“拿多少錢辦多少事”的社會大環境下，更加劇了教師人力不足與學生數量爆炸之間的矛盾。

更重要的是，回顧既有案例，我們可以發現受害者往往缺乏父母的關注，其原因要麼是父母長年在外打工，或者是父母在鄉下務農而受害者長期住校很少回家。這一問題可以説是導致基層少女甚至幼女被強迫賣淫或性侵的核心因素。

尉氏縣所屬的河南省本身就是勞務輸出大省，自然也是留守兒童大省，可以想見此類案件少不了，除了前文提到的中原油田案以及本次尉氏縣強迫賣淫案，還在2004年發生過南陽國税局幹部鄧軍“買處”案，而尉氏縣在七年前就已經發生過一次“六·七”嫖宿幼女案。

縱使學校老師管理再嚴格，基層幹部再清正廉潔，缺乏父母關注的少女總是最缺乏自我保護能力的羣體，這樣一羣人在任何居心不良者眼裏都是令人垂涎的“富礦”。何況，父母長年在外打工，使得父母對老師管教不力的問責力度也小了很多，相比於那些家長在身邊的學生，精力有限、疲於應付的老師更有可能選擇少關注甚至不關注這些留守學生，加劇了留守學生面臨的潛在危險。

此外，性教育的缺失，是導致這類案件受害者數目巨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一些報道提到，受害者被姦污時只是“覺得很痛”，由於對“性”缺乏認識，根本不知道自己被性侵了。如果連受害者都不知道自己的權益在被侵犯，自然根本不會想到要告訴父母、老師或警察，東窗事發的可能性也就大大減小。

這裏不得不提到，河南地處中原，觀念相對保守，部分家長甚至以“我孩子什麼都不懂”為榮。這樣的社會風氣下，基層中小學生能接受多少合格的性教育自然是要打個大大的問號的。聯想到前些日子《珍愛生命》性教育讀本中直白地描述如何防範性侵的內容被不少人視為“開車”、“太露骨”，只能説普及性科學任重而道遠。

至於基層法治潰散、執法部門不作為等問題，已經有諸多學者、大拿討論過，這裏不再贅述。

綜上所述，加強法制建設、嚴厲打擊相關違法犯罪分子只是必要措施的一部分。改善基層學校的教學秩序、改變迫使親子長期分居的城鄉二元結構並加強性教育在內的自我防範教育，才是治本之策，畢竟轉型期社會的犯罪問題不可能憑空消失，中小學生也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

事實上，對於鄉鎮縣級學校內少數不良學生“一顆老鼠屎害了一鍋湯”的現象，家長和老師早有怨言。如果能夠適當修改《義務教育法》及其執行標準，允許學校使用“開除”在內的嚴厲手段整頓校風，老師的負擔也將大大減少，配合提高教育投入，校風在短時間內得以改善是可以預見的。

此外，通過就地城鎮化吸引農民進城，改善農民外出務工或在鄉下務農導致的親子分居問題，不僅可以減少學生受侵害的可能，還能有效減少目前已初步凸顯的留守兒童“學壞”問題，進一步改善學校校內的治安環境。當然，這一切的一切，都離不開一個高效能、有作為的基層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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