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爾森基金會於2013年5月就評估過保定和白洋淀-亨利·保爾森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河北省保定市所轄雄縣、容城、安新3縣設立雄安新區，以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新模式，調整優化京津冀城市佈局和空間結構，培育創新驅動發展新引擎。
本文節選自亨利·保爾森（Henry M. Paulson）《與中國打交道》一書中第16章天際線和江岸線，其中提到保爾森基金會於2013年5月就對保定和白洋淀地區做過評估，提出將一部分功能分化給保定以減少首都擁堵並改善周邊地區經濟發展，並提到習近平於2014年7月曾在見面時向他提到過這個設想。】
《與中國打交道》
保爾森基金會在保定也做過一次評估，這個有着1,100多萬人口的河北省的城市位於北京西南約100英里處。這次評估極好地詮釋了在處理中國環境問題時要做出適當的權衡有多麼困難。
據中國環保部評測，保定被評為2014年全國空氣質量最差城市，但它也是全世界領先的可再生能源設備生產基地。世界第二大太陽能電池板生產商英利綠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和其他幾十個類似公司的總部都坐落於此。河北省就像一個馬的項圈似的環繞着北京，是中國重工業的採煤和鍊鋼中心，全國十大最污染城市中的七個都在這兒。地理因素也是造成污染的原因之一：河北大部地處肥沃的華北平原，北邊和西邊羣山環繞，東臨渤海，頻繁的氣温變化使霧霾一聚就是好幾天。
從十年前開始，保定就不遺餘力地推行有利於吸引可再生能源設備如風能渦輪機和太陽能電池板等生產商的政策。依靠中央政府的支持，保定成為了全國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工業基地。2010年被挑選為八大試點城市之一，展示在嚴格限制碳排放的情況下以不同的方式取得低碳增長，同時達到嚴格碳排放目標。
亨利·保爾森（資料圖）
保定最初在推動替代能源發展方面是非常成功的。從2005年到2008年這裏可再生能源公司的數目翻了三番達到200家，總收入激增五倍達到35億美元，創造了1.35萬個工作崗位。聯合國將保定命名為世界上第一個“碳益”城市，表明它生產的產品，如果安裝起來，能夠在產品壽命期內節約比保定碳排放還要多的碳。
接着全球金融危機襲來，中國的可再生產品充斥世界市場，導致價格急劇下降。美國和歐盟馬上向中國的太陽能電池板出口徵收關税，地方企業急劇萎縮，許多大的生產廠家，包括英利，在2012年損失了四分之一的利潤。不久這個城市的第一家納税大户變成了長城汽車公司，中國最大的SUV生產商，自1984年成立以來就是地方的經濟支柱。
由於想讓其城市中心擴張三倍以容納300萬居民，保定和其他的中國城市一樣走上了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以自我為中心的發展模式：龐大的居民樓羣中間穿插着寬闊的大道。雖然許多大樓都安裝了太陽能電池板和風能渦輪機，但是大多數的電力還得依靠傳統的煤炭和天然氣資源來供應。
對於保定來説，其正在推進的城鎮化朝正確的方向發展是很關鍵的。它正翹首以待能受益於習近平的宏偉計劃，這個計劃將擁有1.3億人口的北京、天津和河北納入一個巨大的經濟圈，這需要地方領導更好地做好協調工作。中央政府正在計劃一部分行政和後勤功能劃撥給保定以減少首都的擁堵，並有可能改善這些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隨着北京、天津和河北的城市羣、或者按其流行的中文簡稱“京津冀一體化”規劃的提出，習近平將區域化方式破解發展難題視為其將來的遺產之一。正如他2014年7月簡單地告訴我的那樣：“這是我個人的設想。”
京津冀意在成為一種可持續發展的模式。這個區域糟糕的空氣表明，需要更好的協調工作。空氣污染是北京的汽車、河北的燃煤工廠和天津的化工廠討厭的副產品，但是這三個地方政府競相追求發展政策。
當北京的空氣在2013年冬季變得一連幾天幾乎無法呼吸時，中央政府命令河北和其他幾個省份關停工廠。這樣做當然會影響那些地區的財政收入，當地官員自然會抵制。這個區域的發展一直很不平衡，其中北京居民的人均收入是河北人的2.5倍。
保定市市長馬譽峯2012年向我們求助時，他迫切地想使用保爾森基金會的評估工具，但是當地的局長們不願意分享信息，怕影響自己的政績。保爾森基金會不得不説服那些傳統上不相往來的部委一塊兒合作。幸運的是，在中國我們有我的好朋友前副總理曾培炎領導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CCIEE）作為合作伙伴。這是一個頻繁地在外國人和本國人之間牽線搭橋的精明合作伙伴，曾在幫助規劃和推動中國不同凡響的城鎮化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保定如果能圍繞水進行創新性思考肯定會受益匪淺。正如我們評估工具所確定的那樣，保定在資源保護方面一直做得很到位。可是它像整個華北地區一樣，嚴重缺水。由於是白洋淀的所在地，保定的缺水則尤為嚴峻。白洋淀由143個湖泊組成，是華北最大的淡水區，也是北京最主要的水源地。在乾旱、開發和北京準備2008年奧運會需水量加大等壓力下，白洋淀的水面在不斷縮小，受到的污染也越來越嚴重。當地曾經在2006年和2008年不得不從黃河引水過來以拯救這裏的濕地和生活在岸邊的人民，包括遠近聞名、用自養鸕鷀捉魚的當地漁民。中國浩大的、充滿爭議的南水北調工程完工，保定一定會從中受益。這項工程會將長江盆地的水引到北京和華北平原的其他城市。2014年12月中旬南水北調中線第一期工程開始向河北輸水。
白洋淀的困境對中國，甚至全世界來説都不陌生。從海邊的灘塗到淡水湖和沼澤地，中國的主要濕地在迅速的消失。為了城市和工業發展，它們被抽乾並填平，由於砍伐森林而被淤積，由於上游建壩而失去了水源，或者為了擴大農業用地而被填埋。從1994年到2010年，河北邊上渤海灣原來灘塗區的三分之一都不見了。
保護濕地之所以對我和温蒂如此重要，這些重要區域的迅速消失是其中一個原因。濕地是我們這個星球生活保障的關鍵部分，它們保護着我們免受風暴的侵襲，幫助預防洪災。海邊濕地作為地球上最多樣化、最多產的生態體系，是許多海洋動物的保育院，包括我們習以為常的魚類、貝類和甲殼動物等。這些富饒的棲息地裏的生物是極其重要的碳池。這些灘地上的泥土、沙礫和沉積物混合起來後就是淨化水源和幫助清潔空氣的過濾器。正如習近平主席在2013年4月的一次會面中對我説的，“我們應該建設更多的濕地，它們將是地球的腎臟。”
我和温蒂都是狂熱的鳥迷，再沒有比濕地更好的地方來觀察造物的神奇和多樣性了。濕地是遷徙物種從它們的繁殖地到過冬地長途跋涉過程中尋找庇護、休憩和補給的中繼站。但是隨着這些棲息地的消失，水鳥們也不見了，它們的數量在以驚人的速度下降。很多年前還在大量繁殖的世界物種今天正瀕臨滅絕。在亞洲這種威脅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嚴重。
值得慶幸的是，越來越多的、來自各行各業的中國人開始關注環境問題。相關的抗議活動越來越常見，就像2014年在廣東發生的針對建造石油化工廠計劃的抗議。這個廠將生產二甲苯，一種用於生產滌綸織物和塑料瓶的有害的化工產品；還有發生在杭州的針對建造垃圾焚燒爐的抗議活動。普通市民走上街頭呼籲保護他們的人身健康和安全。
你也可以在其他方面看到中國人對環保表現出的關切。例如，雖然鳥類的數量日益受到威脅，但中國的鳥類觀察者數量卻在急劇上升。這是一個健康的發展趨勢，因為鳥迷會是鐵桿的保護主義者。
我在鳥類生命國際大會就遇見了這樣一個新的中國鳥迷。我和温蒂都參加了2013年6月在加拿大渥太華召開的這個會議。蒂娜·林（Tina Lin）也就只有12歲，還在上小學，可愛而認真。她站在講台上別人幾乎看不到她，可她卻利用無可挑剔的英語談論怎樣把世界上的青年人與大自然聯繫起來。
蒂娜來自福州，一個有着290萬人口的中國東南部城市。那兒氣候温暖多雨，出產世界上最好的幾種烏龍茶。她通過當地組織的一個項目發現了觀鳥的樂趣，並且由於發現了八種瀕危勺嘴鷸一下子成為了觀鳥圈裏的名人。
“我希望我們能夠建立更多的自然保護區來保護鳥類的棲息地，”我們在渥太華同台演説時她告訴我，“這樣人們就可以停止捕殺鳥類了。”
我和温蒂計劃好年底在中國與蒂娜和她媽媽一起觀鳥。我們想到一個具體地點：北大港，一塊位於天津市區的海岸濕地。天津市是中國第四大城市，也是繁忙的工業中心，位於北京東南約80英里處。天津比鄰黃海最西端的渤海灣，這兒曾經到處都是灘塗，聚集着海洋生物和鳥類。由於發展，這些濕地都消失了，鳥類也隨之大量死亡。
北大港本身就是一個處於重工業區濱海新區中心的灘塗綠洲。這個濕地旁邊是大片的油田，周圍全是煉油廠、核電廠和其他的重工業典範。這兒棲息着200多種候鳥，從稀少的東方白鸛和大鵜鶘到小黑鴨和豆雁。但是這個保護區正處在開發商和投機商的重壓之下，並且根據有關報告，這裏還管理不善。我們聽説當地漁民為了每天捕到更多的魚，不惜毒殺一些白鸛，因為白鸛每天要吃掉五磅魚；濕地裏被泵入水使水面被人為地抬高以趕走那些涉禽，增加其捕魚權的價值；此外，在一些地方肥沃的淤泥還被挖出來出售。
中國的濕地保護是保爾森基金會的頭等大事，我們為此制定了兩大目標。一是識別和劃定對生態最為重要的濕地，這樣中國有關部門在為土地開發利用做決策時就可以擁有最科學的信息。我們的目標是在2014年年底之前將這個藍圖遞交給中國政府，同時提出基於國際最佳實踐的改善濕地管理政策的意見和建議。我們希望政府能夠將我們的建議納入其第13個五年計劃之中。這個計劃的實施是從2016到2020年。
我們的第二個目標是同當地官員一起選取一兩個濕地進行保護和管理，以作為其他濕地保護的典範。我們希望把北大港作為其中之一。我們的最初接觸並沒有得到回應。但是有一次在芝加哥我的老朋友和中國通——商人湯·普利茨克（Tom Pritzker）家裏舉行的小型宴會上，我有幸與天津市長黃興國坐在一起。我同黃談得很好，他答應想辦法和我們一起合作。
我們選擇的時機也很好。習近平正在要求省長和市長們注重環境保護，不要只顧GDP增長。雖然我們仍遇到些阻礙，因為天津的基層官員想把我們引向別的地方，但我們還是安排去了一趟北大港。2013年11月的一個晴朗有風的早晨，蒂娜和她媽媽與我與温蒂一起加入了一個至少由六七輛小車組成的、坐滿了當地政府官員的車隊。和我們一起的還有研究所的工作人員泰婭·史密斯（Taiya Smith），自然保護總監牛紅衞，以及研究所新聘的的執行主任辛西婭·澤爾特萬格（Cynthia Zeltwanger）。
出發不久，我們就察覺到走的方向不對。很明顯，這些官員顯然想把我們帶到別的地方去。我們設法讓車隊停在了一條繁忙的高速公路的路肩上，經過一番激烈的爭辯，同主人們説我們感興趣的濕地只有北大港，而不是他們決定要帶我們去的地方。這些官員有可能不理解我們去看保護區的願望，但也有可能是不想讓我們看到那裏正在進行的活動，我們聽説這些活動對生態正在造成巨大破壞。
我們到那兒時已經很晚了。由於我還得趕回去和市長一起吃午飯，所以只能作短暫停留。但是我們還是見到了白鸛，我也看到了北大港能夠變得多麼引人入勝。後來温蒂、蒂娜和她媽媽與當地的導遊和學者們一起留了下來，我一個人返回市區。吃午飯的時候我把自己對北大港的擔憂轉達給了黃市長，他承諾馬上對這個棲息地的管理程序和規則進行一次評估。回國後，我寫信向他保證説保爾森基金會會和天津一道幫助提供專業知識和資金，以世界一流的水平來恢復、保護和管理這個棲息地。他曾説過要採取最好的保護管理實踐，把北大港濕地保護區最終變成一個國家級的生態公園。保爾森基金會正在通過制定保護區的總體規劃來幫助天津和國家林業局實現這一目標。
保爾森一行到北大港觀鳥
北大港和中國——乃至世界上的其他灘塗的未來究竟會是什麼樣？我們已經快到臨界點了，但是如果現在毅然決然的行動起來，我們還會有時間去保護剩餘的濕地環境。看到習近平應對環境問題的緊迫感，以及像黃市長一樣的開明領導者的不斷努力，我倍感鼓舞。我曾見過有遠見卓識的領導人的努力能夠發揮多麼巨大的作用！
1983年，香港的官員們明智地讓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幫助保護位於香港西北部新界北岸的米埔濕地。今天它已經成為面積2700公頃、或者大於十平方英里的受保護的海岸濕地和灘塗的一部分，包括位於大陸和香港之間的深圳一側的后海灣福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香港和深圳在這個方面的合作具有遠見卓識和示範意義。它應該保持下去，並被全中國和世界各地的城市效仿。
（本文由觀察者網節選自《與中國打交道》一書中第16章天際線和江岸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