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云：除了修鐵路，中國幫非洲搞“種菜”也是一把好手
過去幾年來，筆者所在團隊一直在非洲實地從事中國對外援助的研究，本文是對既往研究的一個階段性總結。首先需要説明的是，儘管對於近代中國的演化，存在不同角度的理論構建，但是中國被動捲入現代化的理論觀點一直佔據主要位置，這也是我們研究中國對外援助的基本假設。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域外的急劇擴展，從規模到戰略都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中國由被動捲入向主動把握世界轉變。這種主動性當然不是當前中國才具備的，1950年代中國開始的對外援助已經具備了明顯的主動把握世界的特點。
很多人都把這個階段的對外援助理解為國際共產主義和中國戰略利益的產物，但是，正如周恩來所言，中國的對外援助不全是國際共產主義的東西，也包含某些中國文化自身的因素。這些似乎都暗示了過去60年裏中國在全球地位的某種轉變，而援助則是這個轉變過程中的重要變量之一。這也是我們研究對外援助的一個很重要的理論關懷。
為什麼選擇非洲
我們選擇在非洲進行研究的主要原因，一是非洲一直都是西方援助的重點對象，是殖民和後殖民發展問題的集中地；二是非洲也是中國對外援助的重點地區，是中國支持被壓迫民族實現“民族獨立”的主要場域，也是近年來踐行“互利雙贏”以及所謂“新殖民主義”爭論的集中地，這樣的地域有助於我們反思西方的“殖民”“後殖民”和“新殖民”的範式，並按照“前發展”“發展”“後發展”和“新發展”的框架，將不同的歷史事件串成一個連續體進行觀察和研究。
我們的研究對象主要是援非農業技術示範中心，這主要是考慮到農業技術一直是中國援助非洲的重點，同時，“農業”“技術”“示範”“中心”等又承載着中國自身發展的敍事，與歐洲早期在非洲的“農業開發”及其後援助非洲的“綠色革命”“農業研究和推廣”和“綜合農業發展”等，以及非洲的“糧食安全”“農業發展和經濟增長”等本土戰略，共同構成了援助場域的三元遭遇。我們選擇“新發展的示範”作為討論中國援非農業示範中心的一個視角，把“發展”和“新發展”作為討論的議題，而將“示範”視作與“干預”相對應的文化形態，由此勾勒出中國對外援助的歷史和現實，進而廓清近代中國的變遷軌跡和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
中國專家在援剛果(布)農業技術示範中心
“新發展的示範”：中國對外援助的基本框架
近十年來，我們先後訪問位於坦桑尼亞、埃塞俄比亞、津巴布韋、莫桑比克等國的中國援非農業技術示範中心，與那裏的中國援非工作人員一起討論中國的對外援助，觀察他們如何管理農業技術示範中心，在此過程中發現，他們的做法與我們瞭解的西方發展援助的方式有很多不同。埃塞俄比亞外交與國際合作部負責管理發展援助的常務秘書對我們説，中國的做法和西方不同，西方更熱衷於幫助當地人制定發展計劃和政策，而中國人更像企業家，他們忙着找市場，找合作，找當地政府幫忙解決其在項目中遇到的具體問題，中國援外人員更喜歡和自己人呆在一起，而西方人更喜歡和當地人打成一片。
非洲朋友顯然感覺到了中國和西方在發展援助上的差異。用西方援助者的話説，中國援助者更像“生意人”，而中國的援非工作人員則認為，西方援助者才是真正的“援助者”。即便在西方世界內部，不同國家（如英國、美國、德國）的援助方式也有所差異，不同視角反映出的中西方對外援助的差異意味着什麼？我們還不能斷言。但正如DeHart所説的“全球發展已不再由西方國家所控制”，[1]而且，中印等國有着完全不同於西方的援助歷史和框架，但時至今日，我們才關注到這個差異。[2]隨着中國對外援助規模的擴大和援助方式的日益多元化，我們有必要從深層次上回應這個問題。
第一，中國的對外援助經歷了從50年代至今的一系列變化，特別是金磚國家新發展銀行、亞州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啓動，標誌着中國的對外援助由雙邊行為向多邊制度化行為的轉變。這在某種程度上標誌着中國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開始由“被迫性捲入”向“主動性把握”轉化。
第二，上述轉變不僅是話語層面的，“一帶一路”戰略還使得中國和世界在“新發展”框架下連為一體。當然，這並不意味着中國即將主導國際發展事務，但至少説明中國嘗試在國際事務中尋求更加重要的位置。
我們在2014年發表的一篇英文論文中暗示到，中國對外援助實際上一直是其國內發展方式在海外的延伸。[3]很多國內外的學者也都注意到了這一點，[4]但卻沒有人揭示這個邏輯的具體內涵。很多學者假設，中國在非洲的呈現與西方有着某種本質的不同，那麼，我們把中國的援非示範中心作為“發展”的示範，似乎意味着中國在示範如何按照西方模式發展的經驗。因為，雖然很多西方學者認為中國現在做的很多事情與20世紀50〜60年代西方的做法相差不大，[5]但是在技術層面上的相近並不代表背後的政治和社會邏輯一致。上面提到的非洲國家管理援助的官員針對中西援助的體會，在某種程度上正反映出了這種差異。
中國的發展實踐在很大程度上是屬於“新發展”的實踐，中國的現代性似乎不同於西方以思想啓蒙為基礎的表徵。這雖不能説是共識，但也有很強的經驗支撐。所以，中國援非農業示範中心不僅是在示範農業技術，也是在示範一個非規範的變遷經驗。在研究中，我們深切地感受到示範中心呈現了一個新的主客體關係及其建構方式；在示範中心，我們感覺到中國的專家與當地農民的互動、政府官員與中國國內的機構的互動、西方的援助專家與其在非洲建立的社會關係的互動，三者呈現出很大的差異。所從，我們把這個示範稱作“新發展的示範”。
發展研究在學術上一直存在經典發展研究和批判發展研究的爭議，[6]前者強調工業資本主義主導的文化模式由西方逐漸傳播到世界各地的過程，這種文化模式宣揚人類理性的力量，倡導以自然科學為工具來認識和改造世界；它同時主張在發展中國家建立一套與工業化相適應的政治經濟體系。[7]西方之所以發展出了充滿活力的資本主義經濟是源於新教倫理和一套由強大的國家、法治和責任制組成的現代政治制度。[8]西方發展援助的核心就是在發展中國家踐行這套政治經濟體系，而新自由主義和新制度主義結合的發展援助的理論框架，則是這一理論在當代的具體呈現。
西方發展援助的核心就是在發展中國家踐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
這一理論框架強調全球的貧困和暴力是糟糕的政治治理體制所致，而要想改變這一狀況併為窮人提供服務，則依賴於一個強大的制度。[9]從工業資本主義形成至今，工業資本主義文化逐步在全球範圍內擴張，衝擊世界各地，中國自然也不例外。工業資本主義已經演化成了全球資本主義，並形成了通過國際發展援助進一步強化這種文化擴張的局面。隨着不同文化之間的頻繁交流，特別是在今天高度發達的交通和通訊條件下，物質和文化相互影響的程度越來越高，從表面上看，工業化的文化形態充斥世界各地。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問題可能不在於工業文化擴張這一事實是否存在，而在於如何看待非歐洲國家在工業文化衝擊下的各種反應，這就是我們所説的“文化的遭遇”。
第一，工業資本主義在宗教的配合下，侵入了世界各地，改變了這些地區的本土文化，比如在非洲。因為西方社會科學對於社會演變的認識是不可逆的、由低級向高級的進化。因此，從農業封建主義向工業資本主義的變化也是不可避免的，這就是經典發展理論的歷史邏輯，其為西方的殖民主義做了很好的辯護——殖民主義是在幫助野蠻社會進入文明社會，作為“現代殖民主義”的西方發展援助也從中獲得了合法性。
第二，工業資本主義及其文化形態，在世界不同地區所遭遇的命運有所差別。中國是其中的一個典型案例。中國既沒有像非洲那樣被完全地殖民，工業資本主義文化沒有完全改變中國的本土文化；中國同時也沒能完全避免工業資本主義的衝擊。因此，對於中國所經歷的變化，學術界形成兩個維度的思想分野：或是將中西分野放置在落後/進步的話語譜系中討論；[10]或是將中國視作一個獨立的文明整體，強調中國發展道路的獨立性和特殊性。中國在海外的呈現，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研究中國變遷的場域。
坦桑尼亞種植中國品種Q優6號水稻 大獲豐收
我們這項研究還有一個經驗性的預設：一個主導性的文化模式，其實踐在國際和國內層面應能一致性地呈現出來。例如，在大中華文化圈中的日本和韓國，雖然也創造出東亞經驗，但沒有發展出在本質上有別於西方的發展模式。特別是日本這樣一個全盤西化的國家，其不僅經歷了與歐洲類似的工業化在其內部的深化，也延續了西方通過殖民主義侵略和工業產品對外擴張的過程。這不僅反映在日本國內的政治實踐中，也反映在日本的對外援助上。日本的對外援助非常西化，但在社會文化上卻很糾結。最近，日本提出1000億美元的亞洲基礎建設的基金，其背後是爭取在國際事務上的“主導性”，但是這主要還不是錢的問題。[11]韓國也是一樣。
日本與韓國的援助項目和西方一樣，都強調性別與發展、參與式發展，但和他們的援助專家聊天，會發現他們骨子裏好像沒有這些東西。我問韓國的一位專家：“你們新農村建設時期也搞性別與發展和參與式發展嗎？”這位專家半天都無語對答，我接着問：“你們為什麼不給非洲的朋友講朴正熙時代農村建設的真實情況啊？”他説：“那是獨裁的事，不好啊！”
即便如此，日本與韓國的對外援助和中國的也有許多共同特點，比如都強調不干預內政，強調經濟合作，利他的成分少，日本和韓國的學者將這種趨同稱為東亞發展合作模式。[12]很多西方學者覺得日本和中國的對外援助沒有西方的時間長，西方也走過和日本與中國相同的階段，[13]但他們還是忽略了一些帶有本質性的差異。日本國際發展機構的一位資深官員曾經講：日本很希望中國能參加到經合組織發展委員會，日本的對外援助和西方不同，在這個組織中，日本很孤單，和西方沒有共同語言。韓國在加入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以後的處境也反映了與日本同樣的遭遇。“社會文化價值”和“政治文化價值”的不一致是日本在和平時期難以主導世界的主要原因。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中國內部的變遷與歐洲在大的方面有很多的共同點，如工業化、城市化、農民向工業和城市的流動等，但是，這種變遷明顯地呈現了中國的特異性。在對外援助上，中國與西方也有很多的共同點，但是，中國所謂“不干預內政”的方式不同於西方通過發展援助在發展中國家建立符合工業資本主義的制度。如前所述，其中也包含有中國傳統的成分。
基於此，我們希望從中國的對外援助的實踐來看中國變遷的意義，進而觀察這種變遷在內部深化和外部彰顯上是否一致。很顯然，僅從話語層面來比較，很難回答這一問題，只有通過比較系統的實地研究才能有所答案。
中國援非的歷史經驗與微觀實踐
在中國快速發展和轉型的過程中，其存在已經遠遠越過了自己的邊界，延伸到了世界各地。在全球化條件下，相較於近代中國與西方的遭遇，中國與世界的遭遇，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情況；中國與非洲的遭遇，也不同於西方與非洲的遭遇；更重要的是，今天中國與非洲的遭遇，也不同於20世紀非洲國家獨立後與中國的遭遇。
第一，今日多中心的全球結構不同於以往的兩極或單極世界。發展與欠發展之間的權力關係遠比之前的全球關係更為複雜。單一的中心-邊緣關係已不復存在。後殖民知識體系中的“第三世界”的概念已經不再令人信服，[14]過去作為邊緣的中國和印度等，正在成長為新興國家，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正在形成某種新的中心-邊緣的關係。
第二，新興國家和發達國家在資本和技術方面仍然存在着依附關係。新興國家在傳統的不發達和發達之間，呈現出了中心和邊緣的雙重身份。
第三，與過去的世界經濟格局不同，今日資本和技術的流動不再是單向的，新興國家在發達國家的投資日益增長。中國在美國37個州的投資從2008年的年均10億美元增長到2010年的50億美元。[15]依照傳統的西方-非西方的結構主義理論，已經難以確切把握中國與非洲新遭遇的時代意義。中國作為發展援助提供者的成長，挑戰了殖民主義中心-邊緣歷史框架下的西方後殖民主義發展理論。
非洲有助於我們反思西方的“殖民”“後殖民”和“新殖民”的範式
立足於此，我們團隊從下述角度，詳細展開了對中國援助非洲的研究。
一是中國援助非洲農業的歷史敍事，這個敍事展示了中國的發展方式如何以平行流動的形式與非洲產生互動。從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期，中國迫切希望逐步推行農業合作化和規模化，改造傳統農業從而快速實現工業化，其中建設國營農場成為在農區之外發展農業的重要措施。因此，在60〜70年代期間，農業合作化和國營農場建設已成為了中國援非農業的主要形式。
70年代末期，農業生產高度合作化和集體化的制度障礙導致中國農業發展陷入困境，調動個體積極性的承包責任制成為中國農業發展道路的新選擇。1985年，中國選派農業專家幫助改造早先在布基納法索援建的三個水稻墾區，參照中國國內承包責任制的做法，農田的所有權歸國家，經營權則分給農民，採取“分田到户、個體經營、收穫歸己”的經營方式，將農民的收益和農田的經營管理結合起來。
進入1990年代，市場逐漸取代政府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中國一方面進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實行政企分開；另一方面通過獨資、合資和合作經營三種途徑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尤其是外商投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包括合資經營在內的中國國內企業、包括農業科技推廣服務體系的市場化改革，自然被運用到中國對非洲的農業援助項目中。進入新世紀以後,“科技興農”成為的援非農業的主要形式，以援非農業示範中心和技術培訓為主導的模式開始成為中國援非農業的主要方式。
二是中國援非農業示範中心的微觀運行模式。任何機構的邊界都呈現出某種“清晰”與“模糊”的特點，這也反映在中國援非示範中心的運行上。國際上經常採用“行動者”（actor）和“代理人”（broker）框架來討論國際發展援助機構的行為和功能，在行動者分析框架中，強調行動者如何利用“能動性”（agency）來促使不同社會生活、知識和權力不同“界面”（interface）之間的協商（negotiation），強調不同行動者在微觀層面的互動；代理人分析框架則更加突出分析發展干預機構是如何通過“代理”（brokerage）和“翻譯”（translation），將援助資金提供者和受益者鏈接起來。這一框架的基礎是各個行動者邊界的清晰。
非洲學員在中國援坦桑尼亞農業技術示範中心參觀學習
中國農業技術示範中心框架下形成的中國商務部、受援國相關政府部門和中國國內公司三方主體共同介入的管理結構，實際上讓示範中心本身突破了行動者和代理人獨立的身份。造成了身份和功能邊界的模糊，示範中心既是援助者又是受助者，既是公共服務部門又是公司企業。從示範中心的運行來看，三方主體的介入管理雖然使得示範中心經常會面臨“選擇”的困難，但是三方主體的角力使得示範中心的行動卻難以偏離各方的利益訴求，示範中心目前所開展的所有行動幾乎都是圍繞三方主體的目標進行。
示範中心這種模糊的邊界特點源於中國政府、受援國政府和承建公司在維護各自核心利益目標時謹慎的協調和博弈，是社會互動構建的戰略性安排，這與在身份和功能邊界清晰的語境下國際發展援助中出現的偏離、妥協和翻譯等功能有很大的差異。我們把這些特點也看作是新發展主義的特徵。
三是中國發展經驗通過平行流動的方式如何進入非洲的地方性體系中。西方援助攜帶着西方文化，以直接的附加條件的形式、援助項目實施中的原則或發展知識等方式強勢進入受援國，西方援助可被視作西方文化擴張的重要途徑之一。
我們在田野調查中發現，與中國農業援助項目在同一個非洲小村莊中正在實施的美國農業援助項目，其將文化要素直接強加在受援助農户的選擇上。美國項目規定，在所有村民中選出一定數量的受援助農户，選擇過程要遵循男女人數相同的性別要求，以及全員投票選舉的民主要求。這種文化擴張方式直達受援國一方，迫使其接受。
與西方援助不同，中國援助的文化影響是一種非強制性的經驗嵌入，其嵌入在援助中的中國一方的制度和知識之上，對受援國一方並沒有強制要求，當然，中國專家與受援國人員在項目互動中，源自不同文化和客觀環境的經驗不可避免會發生碰撞和交融。中國的援助實踐是中國發展經驗跨國再生產和地方化的過程，中國與受援國的能動主體根據自身政治、經濟等利益訴求，在實踐互動中共同形塑着中國發展經驗的再生產和地方化過程。
中國發展經驗在進入受援國地方的過程中不可能保持原有的完整文化形態，中國發展經驗不斷接受地方文化和知識的修改，最終以改造後的變體形態存在於受援國地方。將中國援建的農業技術項目看做一個援助場域，它是歷史條件的產物、文化的載體和實踐的空間。在這個援助場域中，歷史條件、文化和實踐得以聚合。眾多來自中國及受援國的行動者（機構）在這個援助場域內運作各種經濟、文化、社會、象徵資本，使用各種策略互動，從而為自身謀求利益。
四是兩種文化遭遇後的合作邏輯問題，即從中國人的視角深入瞭解了示範中心的實施過程，以發掘中非農業合作的本質特徵。一些研究者已經分析了中國和非洲農業合作在具體運行中的真實情況，不僅考慮具體項目或政策運行的成敗，更關注其實施過程。例如，Buckley在塞內加爾的研究中，分析了土地管理的不同方式如何經由不同的主體談判及重塑，像不同主體臨時編織的舞蹈，個人的即興創作導向未曾預期的項目結果。Buckley認為對非洲土地採取的中國農業管理的制度，在充滿衝突的同時，也有着充分的合作，從而使小農户受益。[16]
中國援助的特徵更傾向於避免某些標準的解決方案。而且常常需要回應合作國的特別要求，展示自己的發展經驗，而不是建設體系化的政治或經濟模式。[17]中非農業合作的過程，並不必然遵循OECD-DAC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援助的規範。[18]示範中心運行所遵循的制度，正如杜克海姆所提到的，它由知識、信仰和“集體情感和集體觀念”系統所構成，[19]這些系統是人類互動的共同產物，但又為個人以客觀和“強制”的方式所經驗。[20]
五是分析了科技理性在過去50多年的時間裏逐步滲入到中國對非農業援助的過程中，它直接反映了中國人對非洲農業發展陷阱和發展機遇的認知。需要説明的是，這裏的我們以科技理性抽象概括中國農業發展的核心要素，其具有以下特質：以現代科技為手段，將生產力的提高置於首要位置，注重國家的引領作用，並在市場化改革的背景下注重吸收商業化的手段以提高發展的可持續性。
農業技術示範中心的出現本身就是科技理性從中國向非洲漫遊的升級版，是在原有實踐基礎之上的創新和務實考量的綜合產物。我們一方面系統回溯了農業技術示範中心在宏觀敍事，另一方面又刻畫了示範中心在坦桑尼亞、埃塞俄比亞、津巴布韋和莫桑比克等四個案例國在微觀實踐中的知識遭遇。通過這兩個層面的闡述，揭示了新時期中非農業合作中備受熱議的創新形式（農業技術示範中心）內在勾連的幾個面向：第一，宏觀援助政策設計和微觀實踐之間的斷裂；第二，知識和政治之間的相互作用；第三，示範中心在提供替代性發展援助方式方面的可能性。
莫桑比克農業示範中心
六是援助運行的激勵。在援助項目的實踐過程中，國家為激勵運營單位，將援助款項交給中國的運營機構（企業或科研院所），由運營機構來分配項目款項的用途，選擇項目的具體實施人員。這就為機構和個人提供了發揮能動性的空間。項目實施的過程當中表現出國家、運營單位和個人三方在經濟利益上的博弈。
運營單位的性質決定了項目的日常運行模式，如運營者為企業的項目，其運營目標自然是最大程度的減少運營成本，增加項目收入。激勵項目的執行人利用援助項目進行創收，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在國家使命與經濟利益的雙重激勵下，示範中心與受援國建立了互相依賴、互利共贏的微觀關係，雙方工作人員之間雖充滿着衝突和不信任，但這些都在互利共贏的關係下，通過中方妥協和讓步的形式得到化解，示範中心的示範交流功能得以持續。
示範效果激勵着非洲人開始反思自身的發展問題，對可持續發展的探索也鼓勵示範中心承擔起引導中國企業走進非洲農業領域進行投資，並督促其承擔起規模化技術培訓和示範的國家使命。由此鼓勵非洲政府和人民探索和效仿中國農業發展經驗，探索本國農業發展道路。
七是聚焦中國的援助者。西方國家的援助專家接受專門的全球化的使命教育，帶有西方文化“進步”思想，到非洲帶有傳教士的性質，而中國專家沒有。從中國到非洲，他們帶着恐懼、期待和興奮進入非洲大陸，對於非洲的瞭解也僅限於他們在出發前的粗淺瞭解。他們沒有西方專家那種優越感，甚至還有一種“同鄉”的感覺，看到的更多是中國和非洲國家之間的文化相似性。
由此，政治與國家層面的高度契合與農業專家的技術捆綁在一起，塑造了中國援非農業專家在實踐中的行動、角色和身份。中國農業專家不像西方獨立的、為掙工資而來的發展專家，也不是旨在傳遞文化的西方傳教士，他們作為普通的個體、社會行動者，既有個人的經濟動機，又承載着國家的政治使命，每個人都是國家的一部分，他們是中非國家之間的綠色使者，他們個人利益的驅動屈服於國家的使命，同時，他們的能動性又與國家的使命產生了衝突。
小結
我們把中國援非農業示範中心視作一個交織着中國、非洲和西方文化的“援助田野”（Aid Land），同時把這個“田野”假設為一個在中國政府、非洲政府、援助執行機構和個人利益的目標約束下，具有相對獨立利益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政治戰略、知識、技術得以傳播，藉由交流再生產出具有地方特徵的政治和社會文化符號、話語。通過對這些符號和話語的分析來理解“新發展”範式如何從中國流動到非洲，以此建構一個新的主客體關係的敍事。
這一敍事不是地緣政治的吶喊，而是基於田野的微觀呈現，也是我們對新的全球化思潮模糊的學術理解。這一理解還遠遠達不到解釋的目的，我們還不能在“天理”和“心智”，“理性”與“非理性”之間建構出一個學術的合法性基礎，但我們希望開始這個看似野心勃勃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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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轉載於微信公眾號“文化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