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次子董良翮去世 “文革”中曾兩次被囚
據微信公號“觀海解局”（ID：guanhaijieju）4月12日消息，今日（12日），觀海解局記者從董必武（“延安五老”之一）的女兒董良翬（字讀hu）處獲悉，她的弟弟，也就是董必武的次子董良翮（字讀hé），昨天在雲南瑞麗因病去世，享年72歲。她難掩悲痛地表示：“我弟弟得的是白血病，有兩年多了，一直在積極治療。”
在上世紀70年代，董良翮是全國家喻户曉的知青先進典型——他在河北農村插隊落户長達10年，直到父親去世4年後才回城。
而且，他在“文革”期間兩次無故被囚禁，時長達一年多。董必武説“你這是代我坐牢啊”。“林彪、‘四人幫’把我抓起來，為的是逼着父親‘跳出來’。只要父親‘跳’，就打倒他。”董良翮説。
董必武次子董良翮
董必武兒女名字皆有“羽”
董必武，與謝覺哉、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一起被稱為“延安五老”。新中國成立後，他歷任政務院副總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以及代主席等職。1975年4月2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
董必武和妻子何連芝一共有三個孩子。1938年3月，長子董良羽出生時，董必武覺得當時國家的工業太差，希望他們這一代人長大後，國家能造飛機，就取名“良羽”。出於這樣的想法，女兒於1941年出生時，董老繼續在“羽”字上做文章，取名“良翬”，意即羽毛的顏色。次子1945年出生後，得名“良翮”，意即鳥翎的莖。
董必武一家，攝於1962年
至於這一生，董良翮曾有一段自述：“我1945年生於延安……1968年12月，父母決定送我到農村去。1979年，我離開農村，回到北京，在農機部農業機械化服務總公司工作。我沒有按部就班地上大學，只是在幹部學院進行了企業管理專業的培訓。後來，又從農機部調到康華公司，接着又到了海南，後來在廣州經商。”
去年是董必武誕辰130週年，在《董必武家書》出版首發式上，觀海解局記者見到了董良翬以及董必武的長孫董紹壬（該書的編者）。當時，董良翬向記者介紹：“今天我和我的很多家人都來了，由於弟弟良翮身體不好，沒能來參加今天的發佈會。”
董必武之女董良翬
今天，她表示：“我弟弟得的是白血病，有兩年多了，一直在積極治療，為什麼病情會突然惡化，我還不知道具體的情況。我侄子現在已經趕往雲南，具體的消息馬上就能知道了。”董良翬電話裏難掩悲痛，對於她來説，這個消息太突然了。
據悉，董良翮的遺體告別儀式將於4月16日上午10點在芒市殯儀館舉行。
他曾被樹為知青先進典型
2009年3月，《貴陽日報》曾刊登董良翮接受魯豫採訪的內容。
當時，他談到與父親董必武之間的關係説：“我父親對我哥我姐比較嚴厲，對我例外，對我最寬容。我記得沒上學的時候，我可以到他的辦公室隨便翻，把他的印章鎮紙擺到地毯上，像開坦克、開汽車那樣推着跑，玩他的眼鏡盒，把眼鏡盒的線都撐開了。我哥哥姐姐絕對不敢這麼做，我可以。他有時很晚回來，我也不回自己房裏睡，就在地毯上睡覺，等他回來。”
董必武與董良翮，攝於1946年
據《中國紀檢監察雜誌》（2016年第9期），即便父子如此情深，待到1969年，董良翮高中畢業，還是面臨就業難。當時董必武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要安排孩子去部隊或工廠不是什麼難事。但董必武的態度十分鮮明：“幹部子女不能特殊，良翮還是下鄉插隊去！”
按照父親的要求，董良翮報名下鄉，被安排到河北省晉縣周頭公社賀家寨大隊插隊落户。
這一干就是10年，他虛心向農民學習，爭着幹苦活、累活，得到了當地羣眾的交口稱讚，被樹為知青的先進典型。1973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一篇通訊《革命的好後代——記北京下鄉知識青年董良翮》，詳細報道了他的事蹟。一時間，他成為全國家喻户曉的人物。有關他的身世，文章中只披露了他是“革命幹部的後代”。
2010年，董良翮回河北插隊地
正當此時，卻傳來父親患上肝癌的消息。1974年，董良翮請假回京，來到父親身邊侍奉，前後陪伴了半年多的時間。1975年3月5日為董必武虛歲90誕辰，此時他已沉痾不起。4月2日，董必武病情惡化，在北京逝世。4年後，董良翮才離開河北農村回到北京。
代父坐牢：“文革”中兩次被囚
去年7月，董良翮的姐姐董良翬曾接受觀海解局記者的專訪。她表示，父親曾説起次子在“文革”中兩次無故被囚禁，“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
後來，董良翮曾説過這樣一段話：“林彪、‘四人幫’一夥為了篡黨奪權，整人的手段因人而異。對我父親，因為無權可奪，便對他老人家進行精神折磨。他們把我抓起來，為的是逼着父親‘跳出來’。只要父親‘跳’，就打倒他。但父親就是不理他們那一套。”
董必武與女兒董良翬、次子董良翮
至於兩次被囚的經歷，董良翮在接受採訪時曾有詳細敍述。
1966年12月的一個夜晚，董良翬接到父母從廣州休養地打來的長途電話。説接到中央通知，要董良翮去公安局投案自首、交代問題。
第二天一早，董良翮在姐姐的陪同下，騎着自行車投案。他檢討了自己自“文革”以來的一些行為……説完，公安局的人讓他回家。董良翮原以為這一切都是誤會。然而，1967年1月4日凌晨，公安局打來電話，通知他立即帶牙具去投案報到。21歲的董良翮開始了他的第一次牢獄生活。
“當時關了兩三百人吧，都是學生，還都是我們這些各個學校的頭，大部分還是幹部子女，都在裏頭。”董良翮説，4月22日他們才獲釋回家。經過此事後，董必武的耳朵聾了，身體明顯也差了。那一年他變化很大，像個分水嶺，對他的打擊挺大的。“他最後説，我是為他坐的牢。”
2010年，董良翮回插隊地激動落淚
1968年3月下旬，董良翮準備入伍，誰知就在此時，他再度被捕入獄，一關就是半年多。兩次加起來有一年。
説到第二次入獄的感受，他表示自己被關在單間，精神壓力大。“單間比羣間還恐怖。幾個月都沒人理你，每天能聽到監獄外的喜鵲叫，就非常高興，覺得還有一個聲音能傳進來，是這種感覺。有一次我煩了，一拳打到牆上，整個手全都在流血，破了，但沒有疼的感覺。”
兒子再次入獄，父母無能為力。董必武的耳朵更聾了，步履也有些蹣跚。他作了不少詩，寫在整張報紙上，內容都是關於兒子被捕的。為了不被人認出來，字就橫着寫、豎着寫，大字、小字拌和着寫，把整張報紙塗成墨色。直到1968年年底，在沒有作出任何結論的情形下，董良翮被釋放出來。
（法制晚報記者 陳品 編輯 嶽三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