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降產能別下指標，要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
4月16日，經濟學家吳敬璉在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SAIF）主辦的“名家講堂”上發表了主題演講“研究中國的真問題”，吳敬璉提出，現在經濟學界常常是就現象答問題的多，對基本問題常常研究的不透。而認識問題，需要把基本問題弄清楚，而不是就事論事，淺嘗輒止。
吳敬璉認為，增長模式的轉型和體制的變革是貫穿着幾十年經濟發展的兩個主要線索。他認為，關於經濟增長模式，過去有很多口號，但往往在解讀和執行的過程中都沒有把基本的認識保留下來。
在談到體制變革時，吳敬璉稱，體制就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政府和市場關係問題。“在二十世紀初期，帕累託證明了計劃經濟可以和市場經濟一樣有效率……在信息充分的情況下計劃經濟，通過計算得出來，能夠跟市場經濟達到同樣的水平”，他説，“但是後來哈耶克給了這個論證致命的一擊，他證明這樣的信息機制是不可能建立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
在演講後的圓桌討論環節，主持人秦朔拋出一個問題：“相比於我們見到的無論是低收入的經濟體還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體，中國在很多方面的表現顯然還是更加優異的。如果一個市場化程度更高的國家表現還不如中國，如何解釋中國的體制就是不行？”
吳敬璉回答，他沒有説中國體制不行，而是可以做得更好。他説，改革可以進得更快一點，會比現在好。他表示，這個階段中國跟日本、韓國比較，可能覺得我們比他們好一點，但是積累起來的問題如果不去解決的話，結果會比日本要壞。“日本崩盤的時候已經是一個高收入國家，我們不是這樣。如果我們出現像他們的危機的話，我們會有大量的成億的人在生活中是過不下去的”，吳敬璉説。
以下是演講全文，觀察者網根據現場速記整理，未經演講者審訂：
把基本問題弄清楚
這兩年我參加一些論壇，我常常説這麼三句話：開拓思想市場，研究基本問題，探索中國長期發展的路徑。核心是研究基本問題，我覺得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經濟學界的同仁們對於改革開放做出了很多貢獻。但是有一個問題始終困擾着我們，就是常常是就現象答問題的多，對基本問題常常研究的不透。
現象這個東西是多種規定的集合，而且是千變萬化的。一個新的現象出現以後就熱鬧一通，但是淺嘗輒止，沒有把這個基本問題弄明白。過了兩天以後，有某些因素髮生了變化，有可能是一種很偶然的因素、很次要的因素、很短期的因素，於是他的現象表現就往往有所不同，於是又來一次浪潮。這個浪潮又是這樣，就事論事，淺嘗輒止。過了幾天，因為現象的變化很快，所以這個事情好像又變成人們不關注了。當同樣的事情以稍有不同的面貌出現的時候。又覺得是一個新問題了，當出現新形勢的時候原來已經有了的認識倒很模糊了，甚至內容想不起來了，又重新來。每次都從零點開始，每次都走不遠。於是我們對於一個問題的認識就差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需要在每一次浪潮來的時候，我們都要把基本問題弄清楚。這樣因為本質的東西是比較穩定的，比較長期的存在的，這樣認識才有步步的深入，以前的成果向前發展，而不至於每一次都回到零點再來。據説這次還做了篩選，有幾十個，上百個問題，那麼這麼多的問題我們今天討論就很難，哪一個問題弄清楚就很不容易了。但是我們如果能夠繼承原來取得的成果，再做一些假設，把新的現象加進來，這樣我們就能夠步步的深入來理解這個問題。
這些問題我舉幾個例子，就是來參加與會者預先提出的問題，有上百個問題，隨便拿一個來説，要把他弄清楚，如果從現在我們再來給他答案其實是給不出來了。但是我們似乎有這個習慣，他要的就是答案，而不是把這個過程弄的技術上更好，然後我們自己來找到答案。
有一個問題是這樣的，前三十多年的改革屬於政府官僚推動型的改革，新一輪改革的動力源在哪裏？這裏面好多事情都不知道，比如説第一句話，前三十多年的改革，前三十多年改革是什麼改革？它的性質是什麼？為什麼它這個改革是官僚推動型的改革呢？好像這些事情都不是已經弄明白了的事情。那麼再跳到最後的問題，就跳不過去了。
那新一輪改革動力源在哪裏？這個問題幾乎是沒法回答的，要回到這個問題要回到源頭上去，那這個改革內容是什麼？我們前三十年的改革是誰推動的？是一個社會力量推動的還是説若干個社會力量推動的？那麼在這個改革過程中可能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期望，有不同的做法，那麼這個不同的做法，不同的期望，不同的目標，是同一個社會力量推動的，還是由不同的社會力量推動的？這些問題如果都不清楚的話，就沒辦法回答。要弄清楚這個問題顯然不是此時此刻能解決的。那就要靠過去在這個問題上有過些什麼？在那個基礎上再往前走，那有可能，也許今天，也許更長一點時間來解決。但是我們的問題是什麼樣的呢？是每一次都是把當前的問題回答了，沒有退回去，那個本質的問題沒弄清楚，所以現在沒法接上，接不上。
再舉一個例子，增長，就是經濟發展，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説生產力發展的問題。這個問題是這樣的，去年的供給側改革主要領域在工業，結果煤、鋼、黑色冶金普遍漲價，其他行業生產未見改觀，到目前為止成效並不令廣大民眾滿意，這是不是一個偽供給側改革？如何才能有效的推動供給側結構改革，其中最大的障礙是什麼？這個問題就是怎麼才能推動，障礙在哪裏。
我們需要研究基本問題，所有現實問題都需要研究，但是要回到基本，從基本那個地方弄清楚，然後一層層的往現象推。我認為馬克思説的是對的，不能從現象出發，為什麼？因為現象是多種規定的集合。所以馬克思提倡抽象法我覺得是對的，他説研究的過程是抽象，抽象的最本質，最稀薄的，當然你抽象的對不對。比如説馬克思把他抽象到最後，從研究資本主義他把他變成商品兩重性、勞動兩重性；亞當·斯密抽象，他認為經濟發展最根本的動力在分工，所以他衝着分工來的。這個還可以討論，到底哪一個抽的最對。但是這個辦法是對的，要通過研究，把本質的東西抽出來，然後一層層的把次要的因素加進去，這樣最後就浮現出整個的現實。而不是急於就現象論現象來就事論事的回答問題。
對於中國來説，貫穿着我們整個幾十年的經濟發展是兩個主要的線索，一個線索就是增長模式的轉型，一個問題就是體制的變革。我想就這兩個問題講一講回到基本問題是什麼。
增長模式的轉型
關於增長模式，我認為我們就現象提出了很多的口號。缺點在哪裏？就這些現象直接解決這些問題，從現象層面上解決問題，提過不同的口號。每一次口號提出以後都經過學習，可是沒有把那個基本的認識留下來。比如説，我們從1981年到2015年提過很多口號，從口號看的都是對的，但是好像問題一直沒有解決。
1981年，改革開放以後，我記得那個時候國務院所屬部門和我們的一些諮詢機構做了很多研究，到了1981年年末的時候就由國務院在《政府工作報告》裏面提出叫十大建設方針，有十方面的方針。比如説要降低重工業的投入，要拯救我們的農業，要發展輕工業，要發展商業，還有很多，如何進行技改等等。它是環繞一箇中心的，就是叫做圍繞提高經濟效益走出一條經濟建設的新路十大方針。那個時候因為我們的經濟學還是跟海外隔絕的，所以效率這個概念很少有，叫做效益，當然效益也不清楚是什麼。我們當時這些人有的人説效益就是利潤，有的人説利潤不能表現效益。但是這個問題是抓準了的，其實就是效率問題。
1995年的時候國家計劃委員會就提出，説我們很多經濟問題都是因為靠投資驅動的這種外延式的增長。就找了一個蘇聯口號，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個是蘇聯人在六十年代後期提出的一個口號，這個口號也是對的口號，他當然用的他的語言。蘇聯在1959年準備用三個五年計劃超過美國。超過美國是按增長率算的，説完全沒有問題。一個五年計劃後發現問題不對了，一個是蘇聯增速下降，因為勞動力緊缺。增長力下降後三個五年計劃總量上就超不過美國。更加麻煩的是技術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於是蘇共中央就要是經濟學界討論發生什麼事。經濟學家得出這個政策的結論，就是蘇聯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投資，而西方國家的經濟增加主要是靠效率提高。
所以他們和蘇共中央經濟學家都一致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就是要提高效率，他們從《資本論》第二卷找到一個詞，就是主要靠資源投入的增長，叫做外延增長和粗放增長，這是翻譯問題。要不靠效率提高的增長，叫做集約增長或者內涵增長。於是就提出一個口號，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從粗放的轉到集約。我們比較晚，雖然幾位留學蘇聯的都是引進蘇聯的這個説法的，但是在國內沒有引起重視。
1995年的時候國家計委覺得我們也是這個問題了，他就接受了蘇聯的口號，向黨中央提出我們要實現這個轉變。黨中央做了研究，所以我們在第九個五年計劃裏面就説了要實現這個轉變。那次從中央機關來説還進行了一些討論，進行了討論也有比蘇聯要進步，就是研究了蘇聯為什麼沒實現，他當時的認識就是説體制不行。他這個體制你實現不了的。所以我們在九五計劃裏面提的要實現兩個根本轉變，第一個根本轉變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到集約的轉變。第二個根本轉變是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而且説，這個第二個轉變是第一個轉變的基礎。
但是這個在經濟學上什麼意思？叫粗放和集約，因為粗放他可以是另外一個意思，集約可以是另外一個意思。比如説種衞生田就是粗放的，大量施肥就是集約的，這個意思跟剛才講的意思不是同一個因素。所以因為沒有就基本問題把他説的非常清楚，所以這個本身就有點模糊，這個計劃通過以後，過了幾年以後，人們慢慢就不知道這個轉變是從哪轉到哪。三五年以前我在浦東干部學院一個高幹班上我曾經問過學員，我説哪一位給我們講一講這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是從哪裏轉到哪裏？就沒有一個人答出來。
後來我發現一些報道最多的提法是從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這個跟他原來的意思不一樣。就我們經濟學家文獻看，只有科爾奈那個《社會主義體制》這本書裏面專門有一節，説用現代經濟學的語言來解釋這個口號。我一會兒還要講到他這個解釋，現在經濟學很清楚。但是一般人説法叫增長質量、增長數量，這樣説，他的內容其實要用增長函數才能説得清楚。
然後這是1995年，1995年的九五計劃還可以，因為那個時候改革跨了一個大步。十五就不行了，這次不是用斯大林的有限發展重工業了，叫赫夫曼，赫夫曼有一個經驗定理，就是説工業化的後期是重化工業化時期。他這個經驗定理，他是從工業化的前期外推的，他中間已經隔了一個第二次技術革命，這個是有問題的，但是一下子就風靡全國，就是全國都搞重工學化，十五計劃的特別就是重工學化。用大量的投資去做重工業和化學工業，因為他就是資本密集的。於是十五計劃整個期間的增長模式是往後退，到了十五計劃後期各種問題就出來了，就是2005年以後。
所以十一五的時候又一次大討論，到底還是走那條路線呢？還是回到九五計劃？最後回到九五計劃的意見佔了上風，這本書就是《中國增長模式的抉擇》就是這個大討論的產物。這些我是在國家信息化專家委做了一個很短的討論，然後引起了很大的爭論。然後我要答辯，就寫的長，寫的長最後就寫成了一本書。十一五提了一個口號叫做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十一五的主線。
總結十五的時候就知道為什麼九五計劃方針貫徹不下去，原因是因為有幾個執行障礙，而雖然2003年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做出一個決定，叫推進改革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這個決定基本上沒有執行。所以十一五雖然做了規定，但是進展很小。以後提出的幾個口號，其實內容都是一樣。
後來的引領新常態也有這個問題，我們説的新常態跟西方説的新常態好像不太一樣。西方説的新常態就是説進入一個相當長時間的衰退狀態。我們是兩條，所以走向新常態或者是引領新常態他要實現的一個常態是什麼？兩個特點。一個特點，增速下降，第二個特點，效率提高。那次也討論的不徹底，因為從中央領導講都是轉向新常態，走向新常態，到了報刊或者説民眾的討論的時候是説我們已經在新常態裏面了。這個新常態就是第一條，沒有第二條。所以真正要實現一個我們所期望的新常態，他一定要有第二條。所以這個關鍵也還在一個效率問題，然後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了。
在我看來，這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供給側，從供給側找問題、求對策，這是一。二是最終解決這個問題要靠結構性改革。那為什麼會提出要供給側去找問題呢？他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很長一段時間，從2009年以後一段時候都是從需求側找問題的，這是三駕馬車，三駕馬車力氣不夠，怎麼辦？增加需求。當然有很多經濟學家在這個方面發表過意見，説不對，研究長期增長不能從需求方面去研究，要從供給方面因素去研究。這個中央定下來了，要從供給側找問題，去找對策。
另外，如果結構性改革或者説改革推進不夠，效率提不高，也糾正不了資源誤配，結構優化不了，用什麼辦法？用行政命令下指標，比如説鋼鐵下個指標今年降多少萬噸，然後下到省，省下到縣，縣跟企業定合同、責任書，你今年下多少。但這樣的話，距離原意我覺得就有相當的差距了。當然，在市場還不完善的情況下，行政手段是要用的，但無論如何要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哪怕像十四屆三中全會講，起基礎性作用也好，讓市場發揮作用來解決問題。
所以不管是哪一個具體問題都要回到基本。那麼這個發展問題或者説增長模式問題的基本，本質的規定是什麼？我看就是索洛寫的增長函數，這是一個總量，也可以取增量，就是經濟合同的增量，通常用G來表示，那麼就是這三個因素的增量。資本的增量，K的增量，L的增量，還有一個就是A，就是TFP的提高，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那麼我們前面講的所有的問題，其實都在於我們過去的增長是靠的一個是人口紅利，也就是説L的增長，一個靠的是海量的投資，就是K的增長。但是這兩個東西都碰到問題了，人口紅利大概在2005年、2006年已經消失了，現在勞動力總量從去年開始就總量下降，那麼新增勞改力就更加明顯。資本海量投資來支撐已經用不下去了，它發生了兩個問題，一個問題就是回報遞減。2009年那個刺激增長率上去了3個百分點，而且保持了相當長的時間。但是後來的刺激強度不比那個時候差，但是效果遞減，到最近兩年已經沒有作用。另一方面，他的副效應變得非常的大，就是槓桿率，槓桿率的高已經超過了臨界點，特別是去年開始進入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就變得很突出了。所以不能再用海量投資的辦法去做了。
所以現在的問題從供給側的分析其實就是要用索洛的這個增長函數來分析，或者説索洛的新古典增長模式來分析，説到底好像就是這樣的問題。但是我們過去的討論深入到這個程度，除了專家，我剛才講了專家其實計劃經濟都是用這個辦法去分析的。
體制的變革
再講體制，其實體制就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政府和市場關係問題。這個問題沒有弄的很透徹。第一個問題就是市場經濟為什麼優於計劃經濟。這個問題並沒有討論清楚，所以他不斷的提出，然後最好的就是希望把兩者的優點結合起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政府的功能，其實這個就牽扯到像我們老理論經濟學的人，其實我們最基本的問題就是解決這個。但是因為太注意現象層面的就事論事了，所以市場因為整個的爭論歷史的過程很長，你要從現象抽出本質來，哪幾代人。因為人類有一個好處，人類是有語言的，所以可以借鑑前人的成果，像這個問題，到底計劃經濟有沒有效率，也是經過很長的時間。
在二十世紀初期，帕累託證明了計劃經濟可以和市場經濟一樣有效率，但他引用的是新古典模型，那個模型有個前提，信息是充分的。在信息充分的情況下計劃經濟，通過計算得出來，能夠跟市場經濟達到同樣的水平。但是後來哈耶克給了這個論證致命的一擊，他證明這樣的信息機制是不可能建立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我們自己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條：信息的非對稱性。信息的完全性是不可能做到的，因為信息是分散發生的。在經濟活動中，你怎麼把分散的信息集中到一個重要計劃機關，然後通過他的計算切入呢？計劃委員要把企業的信息集中起來，是要從下面往上報的。
那麼我過去工作就是跟國家計委是在一塊的，計委黨組領導，所以有一年我去參加過計劃制定工作，就是制定價格計劃。你就發現了，你這個信息沒有辦法，他下面報的時候有一個項，就是所有的產出信息都要少報，所有投入的信息都要多報，否則就是給自己找麻煩。因為他有不確定性，他有保險。於是，計委他知道他虛報，所以我就核，就要砍一刀。那麼這個基層知道你要砍刀，所以我比我多報的還要多一點。這個叫做“頭戴三尺帽，不怕砍一刀”。
你説這個東西怎麼解決呢？有人説有個辦法，現在計算技術不是很厲害嗎？這是從蘭格來的，蘭格説如果有電腦的話我不會寫那篇市場社會主義的文章，因為你放進去幾秒鐘就出來了。於是蘇聯也幹過，羅馬尼亞也幹過。就建立全國網絡，重點企業的數據直接到國家計委。蘇聯好像是七十年代這個網絡建成了。他們説蘇聯太大，但是羅馬尼亞不大，也不成。這個問題沒有討論清楚，現在又來，説大數據之後就搞計劃經濟就有效了。
關於政府職能，十八屆三中全會講要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除了市場的決定作用，還有政府的作用。仔細看看，十八屆三中全會是説清楚的，這句話叫：要更好地發揮。就是説過去發揮得不好。那怎麼更好呢？就是校正市場失靈，發揮市場作用，而不是用行政命令發指令性指標。但是那些基本的，為什麼市場有優越性？政府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做什麼？沒有討論清楚。等到要解答的時候，有的人抓住這幾條，有的人抓住那幾條，結果就沒有辦法討論起來。
所以我想總而言之，我們要首先把基本問題研究清楚，因為他是討論的本質性的問題。清華經管學院院長錢穎一教授發了一個文章叫《經濟學原理》，他裏面説的對，就是你把本質的問題抽象起來，你的觀察才能深刻，你的結論才有一般性。因為本質是貫穿在各種的現象中間的，所以你對本質問題研究清楚以後，你觀察的覆蓋面就可以更快。否則你只能就事論事就一些具體的問題做出回答，無法把這個知識遷移到別的現象上去運用。
最後我就不具體説了，就是我們現在最重要的，今年的主線，今年經濟工作的主線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這兩個方面，我們都從基本問題上入手。一個就結構優化，結構優化就是糾正資源的誤配，使得他效率提高。另外一個就是發揮市場的作用，通過改革把這個統一開放競爭，把有序的市場建立起來。
市場就兩個作用，一個作用就是能夠有效的配置資源，能夠糾正資源的誤配，在再配置中提高效率。另外一個他的作用就是建立一個所謂兼容的激勵機制，使得人們有創新和創業的積極性，有推動力，這樣才有可能創新。那麼通過市場的這兩個作用，比如説三去一降一補，就是要通過兩條，一條就是通過獎優懲劣、優勝劣汰，把結構變得更好。一條就是通過激勵機制的改善去激勵創新和創業。通過這樣的辦法，也許我們實現三去一降一補就會比現在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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