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報文章：馬克思會如何看待當今世界？

據參考消息報道，德國《商報》4月13日發表文章《馬克思今天會怎麼想？》（作者 克里斯蒂安·裏肯斯），內容如下：

《資本論》在150年前問世，到了今天，許多東西已經發生改變。這足以令我們發問：馬克思會如何看待當今的世界？

“伊斯蘭國”組織——趨利的僱傭兵團夥

卡爾·馬克思最為人熟知的一句名言並非出自他本人，實際上最早是列寧擲地有聲地説出了：“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句話。雖然馬克思也對宗教和鴉片問題有所思考，但他援引的大概是海因裏希·海涅的相關表述。

不管這句話出自誰，它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所謂的“伊斯蘭國”組織甚或一般意義上的宗教狂熱呢？對馬克思而言，宗教是遮蓋真實實力對比的上層建築的一部分。他認為，這一對比關係僅通過對生產資料的佔有得以體現。

馬克思指出，宗教和鴉片一樣，令人麻痹並阻礙他們認清現實。實際上，“伊斯蘭國”組織在他們的核心區域敍利亞和伊拉克依照的並非宗教團體法則，而更多的是一種趨利的僱傭兵團夥法則：榨取被佔領地區，比如通過收取保護費，藏匿藝術珍寶或綁架婦女。

宗教上層建築幫助其吸引狂熱的新成員。基於宗教的嚴厲規定和懲罰措施為統治被佔領地區提供保證。因此，“伊斯蘭國”組織至少是一個既唯物又有宗教內涵的組織。

敍利亞貝爾廟，如今只剩下一個石拱門

不過，這無法解釋“伊斯蘭國”組織核心區域以外的恐怖主義。但或許可以使用馬克思主義的另一種思想：生產關係造就集體認同，比如人們都是牧民、農民或工人，一旦生產關係發生改變，這種傳統關係也會被打破，人們就會去尋找新認同。

時事評論員、《資本論》誕生150週年紀念選集編纂者馬蒂亞斯·格雷弗拉特通過這種“社會黏合劑”的喪失來解釋當今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運動的高漲。“伊斯蘭國”組織的襲擊者——大多是年輕男子——最終尋求的也是一種極端形式的歸屬感以及超越死亡的自我證明。

“素食日”——也會成為有力武器

馬克思擅長語言諷刺，他最喜諷刺不向資本主義宣戰、而是寄望於逐步將其馴化的怯懦改革者。難以想象馬克思會用怎樣的長篇大論抨擊2013年聯邦會議選舉中號召“素食日”的綠黨政治家。這些政治家要求食堂和其他商業廚房每週有一天只提供素食，以減少肉類消費帶來的嚴重生態後果。

“素食日”實際上代表着緩和資本主義一個基本矛盾的嘗試：資本主義的運轉依賴持續的經濟增長，而至少迄今為止，經濟增長始終導致資源消耗增加，但地球上的資源是有限的。因此，在所有重要資源被用盡之時，資本主義也將壽終正寢。

在《資本論》的三卷中一再出現對資本主義生態維度的評論，馬克思寫道：“生產和消費的排泄物”。那時他當然還無法認識到全球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的規模。

如果馬克思活到今天，他很可能會參與到這場辯論中，即經濟增長是否也能帶來資源消耗的減少——例如通過自願放棄尤其是污染環境的消費形式，比如無節制的肉類消費。

加入跨越150多年的時空穿梭沒有令馬克思的思維反應變遲鈍，他可能會站在懷疑者一邊。馬克思大概會指出，在資本主義中，雖然經濟增速每提高一個百分點所額外消耗的資源不斷減少，但消耗永遠不會降至零，更不用説出現原本需要的資源消耗的絕對減少。

馬克思今天很可能會論證説，即便出於生態原因，克服資本主義和與之相連的被迫持續增長也是唯一途徑。不過，這樣看來，如今左派圈子討論的大規模拒絕消費是令資本主義崩塌的一條極為有效的途徑。因為幾乎沒有什麼能比缺乏需求更快動搖這一制度了。

我們應意識到：只要抱有正確的革命態度，即便是“素食日”也會成為武器。

“尾氣門”事件——尾氣檢測中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德國聯邦議會“尾氣門”調查委員會主席赫伯特·貝倫斯在被媒體問及汽車工業和國家之間的利益糾纏是否讓他聯想到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不假思索就給出了回答。“是的，絕對如此，”這位左翼黨聯邦議會議員説，“人們絕對應該這麼看。”要知道，貝倫斯在1989年以前是德國共產黨黨員。在闡述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方面，他應該是足夠權威的。

德國沃爾夫斯堡大眾汽車生產線（資料圖）

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要素包括各行業向少數幾個企業的集中。蘇聯革命領導人列寧繼續發展了這一命題：到資本主義末期，餘下的企業集團因規模龐大而極具權勢，國家機構也將淪為其僕人。

確實引人注目的是，有關大眾汽車柴油發動機作弊裝置的傳聞最初出現時，德國政府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充耳不聞。與本土汽車製造商未受牽連的美國相比，德國隨後對此事的調查澄清過程也極其緩慢。

如今人們不一定會立即將此稱作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但如果是馬克思，他肯定會這樣做。

基本收入——要看是否夠多

馬克思會如何看待無條件基本收入？這是一個甚至可能在馬克思主義者中引發激烈爭論的問題。他們中的一些人認為，統一的月工資是共產主義烏托邦社會合乎邏輯的結果。其核心是將人從強制的有報酬工作中解放出來。

按照馬克思的説法，他獲得自由後，可以“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如果工作是依據興趣原則而不是迫於賺錢壓力，那就必須根據其他標準而不是自身的勞動生產力來分配金錢。那為什麼不採取基本收入的形式呢？

科隆的貧困問題研究者克里斯托夫·布特韋格等左派基本收入批評者説，在不改變所有制關係的情況下，實行基本收入只會降低而非提高社會公平。畢竟基本收入取代的是通常甚至更高的傳統社會福利。這場辯論表明，最終存在兩種基本收入理念。一種是自由理念，保障略高於滿足基本生活條件的收入可是社會福利國家更為有效：不再施壓企業保留不賺錢的工作崗位。

對這種由漢堡經濟學教授托馬斯·施特勞布哈爾呼籲實行的自由的基本收入，馬克思大概只會嗤之以鼻。他可能會抨擊其為“大資本家扔給無產階級的廉價施捨，以使自己徹底擺脱所有社會聯繫，從而更加無拘無束地沉溺於利潤最大化。”或者給出類似評價。

相反，馬克思主義基本收入只可能在剝奪資本家生產資料的支配權的情況下才會產生。唯有如此，才能根據個人所需分配全部生產收入——如果到時還有可用來分配的收入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