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國經濟學的世界貢獻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完成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我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為中國經濟學提供了豐富的研究素材，推動了中國經濟學創新發展，也催生了具有世界影響的中國經濟理論。

突破經濟學一價定律，促進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平穩轉型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經濟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實現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這一轉型無先例可循、無理論可依。一批中青年經濟學者創造性地提出了漸進式改革的理論和方案，對我國經濟體制轉型起到了推動作用。早在1980年，就有經濟學者敏鋭地意識到，計劃經濟的一大弊端是各部門之間的比例失調，盲目放開價格會導致經濟的混亂和惡性通貨膨脹，因而應實行價格改革的雙軌制方案，國家對供應嚴重短缺的部門繼續管控價格，對供求關係相對寬鬆的部門放開價格。

10年後，蘇聯和東歐國家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採取所謂“休克療法”，導致了惡性通貨膨脹和生產大幅度下降，從反面印證了中國經濟學者觀點的正確性。1984年9月召開的莫干山會議，把價格雙軌制推向了一個新的理論高度。莫干山會議是當時青年經濟學者的羣英會，會議的最重要成果是產生了新的價格雙軌制方案，並提出了相應的制度設計。與按產品劃分的雙軌制不同，價格雙軌制是一物二價，一件產品既有計劃價又有市場價，計劃價適用於計劃內的產量，市場價適用於超計劃的產量，優點是能夠鼓勵企業進行適應市場需求的生產。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採納了價格雙軌制的建議。

價格雙軌制是對經濟學一價定律的重大突破。以1994年匯率雙軌制的並軌為結束標誌，價格雙軌制實行了10年，為中國經濟體制的平穩轉型作出了重大貢獻，也為其他經濟體制轉型國家提供了寶貴經驗。

創新組織理論，有效解釋了國有企業改制成功的原因

進入上世紀90年代之後，國有企業改制被提上議事日程。與價格改革必須在全國範圍統一推行不同，國有企業改制可以通過地方試驗逐步完成。鄧小平同志發表南方談話之後，廣東和山東一些地方率先開始國企改制。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經過縝密的調研，國務院出台“抓大放小”政策，國企改制全面鋪開。在這個過程中，我國花大力氣解決了幾千萬國企下崗職工的再就業和社保問題，保證了改制的順利進行。經濟學者們一致認為，中國國企改制取得了世界範圍內少有的成就，原因在於採取了漸進和地方試驗的方式。那麼，為什麼中國採用漸進和地方試驗的方式能夠取得巨大成功？為什麼同樣進行經濟體制轉型的國家，選擇的策略和路徑卻差異巨大？這是世界經濟學界都很關注的問題。

為解釋這一問題，中國經濟學者對M型和U型組織進行了比較研究，提出了M型組織和U型組織理論。用通俗的語言來講，M型組織就是以“塊塊”為主的組織，類似公司裏的事業部；U型組織就是以“條條”為主的組織，類似公司裏的職能部門。前者更注重“塊塊”功能的完整性，容易進行小規模的試驗；後者更注重垂直管理，任何改革都涉及整個體系的調整。

即使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也非常注意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因而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具有較強的M型組織特徵，適合採取地方試驗的改革方式；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則非常僵化，具有很強的U型組織特徵，不適合採用地方試驗的方式進行改革，而且改革成本更高。這一理論不僅解釋了中國漸進式改革成功的原因，而且解決了轉軌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研究命題，同時也為組織理論創新作出了貢獻。

中央統一領導+分税制，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我國是採用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的大國，如何在單一制下調動地方的積極性，一直是黨和政府面臨的執政難題之一。1978年之後，我國開始實行地方財政包乾制度，降低了企業的税負成本，同時也顯著調動了地方的積極性，為上世紀80年代沿海地區的經濟起飛奠定了堅實基礎。但是，財政包乾也造成了很多問題，其中最突出的是税收紀律鬆弛，中央財力大幅度下降。

1994年開始實行的分税制改革扭轉了這個局面，同時也把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權力和支出責任制度化。在單一制國家實行高度的財政分權，這是我國的一大創舉。這個制度安排充分發揮了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同時也刺激了中國經濟學研究。

中國經濟學者的研究表明，財政分權有利於調動地方發展經濟的積極性，中央統一領導則為地方官員引領方向，能夠降低地方的機會主義傾向。中國經濟學者還發現，中國財政分權的成功歸因於堅持中央統一領導。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認可。許多國家都嘗試過用財政分權調動地方積極性，但最終結果大都不盡如人意，原因就在於缺乏強有力的執政黨和中央政府。

創建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理論，找到提高國家競爭力的正確路徑

我國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完成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則讓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為中國經濟騰飛插上了翅膀，助推中國經濟體量在短時間內躍居世界第二。為什麼中國經濟能夠創造連續30多年高速發展的奇蹟？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中國經濟學者提出了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理論。

比較優勢理論已經存在200年，但以前只是一個貿易理論。中國學者把這個理論擴展到解釋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發展，提出一個國家應該利用本國的要素稟賦優勢，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就我國而言，勞動力在很長時間裏是最豐富的生產要素，因而，發揮勞動力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就是順理成章的。這一理論和政策建議得到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認同。

當然，強調比較優勢戰略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並非否定計劃經濟時代所取得的成就。國際發展經濟學界的一個共識是，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出口導向發展模式並沒有在所有國家取得成功，那些成功經濟體的共性是，它們在採取這個模式之前就已經擁有了較高的人力資本水平和工業基礎。這恰恰是我國計劃經濟時代完成的任務。

將我國和同時期的印度進行比較很容易發現，我國的優勢在於基礎教育的普及、人口健康狀況的改善以及工業基礎的建立。在工業方面，儘管計劃經濟時期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導致國民經濟比例的失衡，但快速的資本積累也大大加速了我國的工業化進程，為改革開放之後的經濟騰飛打下了堅實基礎。

探索“中國模式”，揭示中國經濟成功背後的制度原因

進入新世紀，中國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在專業化和規範化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和國外先進水平的差距大大縮小。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經濟一枝獨秀，國際學術界的注意力轉移到“中國模式”的討論上來，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中國經濟的成功是否與中國體制有關？中國經濟學者的研究表明，制度是實現特定目標的有效手段，根據生產力發展要求不斷深化改革、不斷完善體制機制，是中國經濟成功的奧秘所在。

在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中國的很多制度具有開創性，比如價格雙軌制，又如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對經濟增長和轉型起到重要作用的鄉鎮企業（這些企業不僅沒有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而且有意模糊產權歸屬）。這些具有過渡性特徵的制度，都是在當時條件下有效、管用的制度。

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後，中國製度的科學性表現得更加充分。比如，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既堅持了社會主義方向，又有利於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各展所長、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又如，把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勢不斷增強。

中國經濟學者還敏鋭地注意到，相比於其他國家，中國擁有獨特的官員選拔制度。黨不僅為國家制定大政方針，而且擔負起培養和選拔官員的責任。這一制度的優勢在於，官員在接受組織培養和選拔的過程中，可以積累大量的執政經驗。而且，相比於西方，中國官員更加具有戰略眼光和長遠眼光。西方經濟學者和政治學者的普遍認識是，只要對政府官員的約束到位了，他們就會為社會服務。換言之，他們希冀給政府官員施加的只是被動約束。

中國的選拔制突破了這個認識。在約束官員的同時，選拔制也給予官員正面激勵， 那些能夠創造性地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提高民眾福利水平的官員更容易獲得升遷。正面激勵也鼓勵官員更加努力地為黨和人民工作。筆者和合作者利用城市層面官員的數據所作的研究表明，市級官員對地方經濟增長起到了顯著作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得益於選拔製為政府官員提供的正面激勵。

目前，關於中國選拔制的研究方興未艾，這個領域的研究具有學術和實踐的雙重價值。在學術層面，它促使經濟學界和政治學界的學者重新思考國家治理理論。國家治理的目標之一是實現良治，而高效的決策機制和社會福利的提高是良治的重要標誌。當代世界的實踐表明，西方民主制度並不能保證良治。在美國，民主制度日益淪為否決政治，治理低效問題越來越明顯；在歐洲，民粹主義氾濫，極大地限制了政府對長遠利益的追求；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民主制度退化成簡單的一人一票制度，政治動盪成為常態。

在反對封建專制的歷史上，西方民主制度無疑具有進步意義，但是，它並沒有終結人類社會對優良政體的追求。在這方面，學者的探索和研究至關重要，中國的實踐則提供了極佳的素材。中國的實踐對其他國傢俱有借鑑意義。各國的制度不盡相同，中國也一貫主張各國選擇符合自己國情的制度模式。但是，中國的實踐可以成為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一面鏡子，幫助它們取長補短，改進治理方式。

在過去近40年的時間裏，中國經濟學不斷地從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實踐中汲取養料，貢獻了影響世界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一些理論成果在引領和指導中國改革實踐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在上世紀80年代尤為突出。那個時代的經濟學者對現實具有濃厚的興趣，學術界和政策界互動頻繁。對那個時代的經濟學者來説，學術是經世濟民的手段，而不是最終目的。

今天的中國和上世紀80年代相比有了很大不同，社會分工越來越明確，學者們的研究越來越精細，學術質量不斷提高，但很多學術研究離現實越來越遠。對於中國經濟學界來説，學術研究脱離現實是一個巨大的危險，不僅無益於中國的改革發展實踐，也無益於提高中國經濟學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

今天的經濟學者應深刻認識到，中國發展進步的腳步沒有停止，改革開放還在路上，中國的實踐仍然是學術研究的一座富礦。只有深入總結中國的實踐經驗，才能產生有深度、有價值、有世界影響的理論，在更好指導中國經濟實踐的同時，把中國打造成為與經濟大國地位相稱的經濟思想大國和經濟理論大國。

（文章轉載於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