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對深圳四胞胎事件除了憤怒，還能做點什麼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羅爾的4倍速”，今天微信朋友圈裏多數被這個相關的主題刷屏了。起因是此前引發各方關注的深圳四胞胎的父母，從引發慈善同情的正面典型，迅速變成了籠罩在各種套路和黑幕下的疑似騙子，相比此前發生類似輿情反轉的羅爾-羅一笑事件，這次的反轉程度可能更加嚴重：

首先可能存在極為嚴重的性別歧視，包括疑似用B超等方式進行基於性別的選擇性人工流產；作為一個純粹的社會善意和慈善捐助的收益者，當事家庭父親的新浪微博可能是一個持激進反社會意識形態的特殊賬號，並且在事發後幾個小時內進行了堪稱為瘋狂的刪除作業；主打“貧困”來獲取同情的家庭，完全處於相反的情況……

深圳四胞胎父親微博截圖

凡此種種，激發了社會的憤怒，這種憤怒可能比上次羅爾-羅一笑事件反轉時的憤怒更甚，因為相關涉事方不僅在財富能力上提供了不準確的事實，而且還很可能實際從事過純粹基於性別歧視的惡性行為，其暴露出來的愚昧、蠻橫、狡詐乃至殘暴，讓旁觀者難以淡定，甚至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

當然，憤怒不是解決這類問題的正確情緒；在策劃此類事件的行為體面前，憤怒以及基於道德的指責，首先是無用的，因為被指涉的一方有完全免疫此類方式的神經與麪皮；其次可能是有害的，因為它提供了廉價的替代性宣泄渠道，

作惡者對此已經駕輕就熟，他們本質上輕蔑地認定，凡是憤怒指責他們的人，記憶都是短暫的，幾個小時，幾天，幾周，幾個月，最多幾年之後，就可以持續的再來一次。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這種事情和網絡安全很像：作惡者就像病毒或者有害程序，它能夠發揮作用的關鍵是系統本身存在的漏洞；受害者的反應如果只是情緒性的砸毀鍵盤乃至機器本身，對病毒或者有害程序下一次的作惡，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影響；因此，要做的是，吸取教訓，馬上採取各種措施，亡羊補牢，未為晚已。

所謂一切問題都是制度，雖然這個梗很古舊了，但是用在這裏，還蠻適合的：從羅爾-羅一笑再到“四倍速的羅爾”，關鍵問題在於利用了當前社會治理上的一些缺陷，而要消除這些缺陷，本質上就是要作出更加有效的制度性安排。這種新的制度安排，要能夠作出更加均衡的安排：一方面，要建立更加有效的披露-判定-救濟-反饋的機制，確保不會因為陷入要麼被騙，要麼冷漠的尷尬境地；另一方面，就是在信息披露-事件判定-救濟實施-有效反饋的全過程中，補上那些可以被利用的漏洞，確保相關機制至少在形式和程序上是完善的。

從已經有的代表性案例來看，本質上都是一種欺詐案例，即通過選擇性的提供事實，誘導人們產生錯覺，並最終獲得原先不應獲得的收益。這些案例的過程，大致有這樣一些特點：首先，對信息流動的掌控，以及通過議程設定在較大範圍內影響社會情緒，形成“一邊倒”的氛圍，進行基於道德和情感刺激的大規模動員；其二，用所謂的“輿情”、“社會關注”、“壓力”等觸發“特事特辦”的臨時機制，從中直接獲取收益；同時，藉助自媒體平台，直接面向同情者進行單位額度小但數量極大的資金收集；其三，退出並淡化存在，讓公眾忘記自己的存在，提取並實踐相關收益。

此前也有媒體報道四胞胎到處演出

基於這些特點，可能的解決方法包括：

第一，建立“自由但負責任”的信息傳播與流動機制，媒體要承擔提供全面信息的責任，不能用煽情報道來客觀上助長“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的風氣。沒有媒體，包括傳統大眾傳媒，以及新型自媒體平台的共謀，此類事件是不可能順利發生的。在深圳四胞胎劇情演進的過程中，更多的是看到魯豫有約這樣的傳統媒體平台發揮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對多數受眾來説，傳統媒體平台更多具有信息驗證背書的功能，因為大家傾向於相信在傳統媒體上發佈的信息，是經過有效核實的。是否具備核實這種信息的能力，應該成為衡量各種媒體可信度的一個重要指標。

以中國的實踐看，相關的媒體平台，需要以某種公眾參與的第三方形式，形成一個“信用積分機制”，出現過重大瑕疵的平台，應該有公眾可以簡易獲得的信用等級，再度出現類似的新聞報道時，系統可以提醒受眾予以關注。政府監管部門要更加積極的作為，集中監管存在“串謀”提供信息，操控受眾情緒，然後分享利益的機制，不能允許出現欺騙者收穫直接經濟收益，共謀者收穫媒體流量，間接變現的惡劣生態。就直接的做法而言，在深圳四胞胎相關事件中沒有盡到責任的媒體，尤其是大眾傳媒，應該給受眾一個公開的致歉，因為媒體的失職，導致了欺騙的發生。

第二，建立必要的回溯機制。此類事件屢屢發生，因為面臨的懲罰小，收益高，非常“划算”。在羅爾事件中，人們發現藉助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可以凍結在線資金轉賬，進而阻斷加害者的利益鏈條；但此類事件反轉後，引發社會反彈的關鍵，還是那些非直接經濟收益形式的特事特辦，這些優惠政策的破格給予，形成了一種惡劣的示範，即“會騙的孩子有奶吃”，對一個社會的整體發展來説，這是不可承受之重。即使對政府來説，這也是一種投機取巧的偏門，美國2016年總統選舉中，已經暴露出長期依靠這種特殊優惠政策收買人心可能帶來的各種負面收益。

中國政府應該以此次事件為契機，推進形成一套比較完善的機制，確保那些基於煽情報道，直接或者間接誤導政府的特事特辦要有回溯和取消機制，前期提供了不實信息獲得的優惠安排，應該予以取消，從而避免出現用納税人的錢供養騙子的局面出現。具體到四胞胎這樣的事情上，特殊的上小學安排應該予以取消，特殊的户籍政策安排應該予以取消，特殊的政策豁免，即超出2胎範圍的生育應該遵循規章收取社會撫養費；對於一些延伸的問題，比如當地是否存在為孕婦提供胎兒性別檢驗，允許孕婦進行基於性別選擇的人工流產等灰色利益鏈，當地政府要克服畏難情緒，勇於去辦好那些應該辦的事情。一味順着輿論聲音大的一邊走，也是一種懶政。

只有建立有效的機制，才能避免“羅爾事件”一再發生

第三，建立必要的懲戒機制，對能夠被證明的蓄意欺詐行為，要進行相關的懲罰。欺詐是錯誤的，基於主觀故意的欺詐，至少在現有的法律體系中，不僅違法，還可能犯罪。相關法律要強化對這種基於媒體動員和操作的欺詐行為的處罰力度，要進行更好的追責；法院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必要的司法解釋，讓公眾能夠運用法律武器，去捍衞自己的合法權益，去懲罰相關欺詐行為。這是一個社會真正的實踐依法治國的關鍵。依法治國不應該成為博取廉價聲名的手段和工具。同時，還應該建立和完善必要的信息查詢與披露機制，從而藉助現代信息技術手段，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在客觀上讓這些騙子無路可逃。從某種意義上來説，從羅爾到“4倍速羅爾”等事件輿情的反轉，證明了信息時代網絡空間的自我淨化能力正在持續提升和完善。政府主管部門應該為此機制的有效運作提供更加良好的外部環境。

第四，方方面面齊動手，共同完善相應的治理機制。從羅爾到“4倍速羅爾”事件，凸顯出方方面面齊動手，共同治理和淨化網絡空間的必要性、緊迫性和可能性。此次事件發生後，一個比較獨特的現象，是當事方在較短時間內刪除了大量的微博，大體上刪除了一個數量級，從6萬+刪除到6千+的水平，行動的原因是這些微博凸顯了當事人的極端反社會、反體制情緒，相關微博雖然是其個人發表的，但因為他已經成為了公共事件的當事人，而這些微博對公眾判定事件性質，決定公眾行為具有至關重要的參考價值，因此就需要形成某種機制，使得新媒體平台能夠在這個時候以恰當的方式履行自身的社會職責，確保公眾能夠有更加充分的信息來做出準確的判斷。但毫無疑問，這樣的機制，會遇到運行成本、隱私保護均衡等諸多挑戰，需要各方認真考慮和對待。就目前的具體個案來説，建議新浪微博不妨專門就當事方短期內集中刪除的帖子發佈一個只讀專欄，以個案方式，解決公眾最迫切的知情需求。

對任何一個人來説，如果真的被一個坑絆倒了很多次，當然是令人惱火的；但對這個社會來説，克服不必要的負面情緒干擾，認真地從中汲取經驗教訓，完善制度建設，就是真正意義上的壞事變好事，也是值得人們真正去認真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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