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萬程：日本右翼就是這樣一點一點蠶食歷史的-胡海陽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胡萬程】

4月21日，一年一度的靖國神社春季祭典，不出所料的，日本政治家們又組團去參拜了。人員不僅有內閣總務大臣以及90多名國會議員，同時這次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也沒有“猶抱琵琶半遮面”地用個人名義供奉祭品，而是堂而皇之地使用了內閣總理大臣的名義。

可以説，當2015年安倍發表戰後70年紀念講話，説出“我們不能讓與戰爭毫無關係的子孫後代擔負起繼續道歉的宿命，我們日本人要超越世代，正面面對歷史”的時候，日本政府已決心與歷史割裂，再也不願向鄰國輕易低頭表示懺悔了。

2012年安倍第二次組閣後，日本政界的右傾化日益明顯，國內媒體也多有報道。同時由於近年來日本放寬簽證政策，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來日本旅遊與購物，友好禮貌的日本民眾給中國人留下良好印象，使得不少中國人產生認知上的困惑，“是不是中國媒體過多渲染了日本的負面新聞”“大多數的日本民眾還是愛好和平的，日本的右翼勢力只是其中的一小撮”的説法存在於不少國人心中。

採取“二分法”來看日本社會，本身無可厚非，因為日本是個成熟的民主國家，社會上多元化的聲音很多，保守的右翼勢力只是當中的一部分。然而，當右翼勢力登上政治舞台的時候就不同了，日本政治的本質是精英政治，如果執政黨有意於推動一件事的話，不論來自民眾的阻力有多大，只要假以時日施以對策，這個國家的發展方向還是由掌握權力的執政黨控制的。近年以來，安倍政府通過安保政策，成立特定秘密保護法；東北海嘯後重啓核電計劃；修改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衞權等等，這些成功的措施無一不是日本政府在民眾的巨大反對聲音中執行的。

當今國際社會，英國公投脱歐；美國總統特朗普大力推行反移民政策；法國恐襲頻發，極右政黨成為總統有力候選人；“伊斯蘭國”在阿富汗日益壯大，以及荷蘭自由黨、希臘金色黎明黨、意大利五星運動政黨等歐洲“反移民，反歐盟，反全球化”右翼政黨的興起……可以説近年來，右翼政治勢力在全球範圍內逐漸演變成了主流。然而，在全球右翼勢力抬頭的潮流中，中國人對於鄰國日本的右傾化卻最為警惕。這是為什麼呢？

記得8年前，我還是個大一新生，當時在國際關係學院上了第一堂有關東亞政治的課，內容就是關於日本右翼勢力抬頭的。接着，我到日本交換，在日本讀研，在日本工作，整個8年時間，好像只要中日之間發生了摩擦，媒體上就會出現“右翼”“右傾化”這樣的詞語。

原本在政治學上，左右翼只是跟着政黨的政策主張劃分，並無強烈的情感色彩。現在普通意義上來説，左右翼是根據諾蘭曲線的定義來劃分，左翼就是代表着“現代自由主義”，而右翼就是“保守主義”。當今社會大多數左右派差異都是和當地的歷史經驗與地區政策息息相關，不能完全套用一致的原則，尤其是冷戰結束後，共產主義勢力在國際上的整體衰落，更使得某些國家裏左右翼的區別相當模糊與曖昧，甚至政策相互越界。

然而在中國政治語境下，“日本右翼勢力”、“日本右翼團體”就是完全負面的存在。因為這是個給中華民族帶來沉重災難的國家，而日本走上軍國主義侵略之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法西斯右翼勢力的抬頭。另外日本右翼除了全球右翼勢力的“保守性”“排他性”之外，還有一種對外的進攻性。他們不承認二戰中日軍的罪行，在網絡世界裏發表無數民族仇恨的言論，在領土爭端中屢屢挑釁，並支持修憲尋求恢復戰爭權。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都是我們需要特別防範的。

回溯到當年安倍政權登台之前，他的前任民主黨黨首野田佳彥由於重啓核電設施與提高消費税，導致民眾支持率大幅下滑，最終政權垮台。同時民主黨因大量黨員退黨而處於分裂狀態，最終被迫解散國會進行改選。安倍晉三抓住機會率領自民黨，時隔三年一舉奪回政權，從此走上右傾之路。

2012-2016年每季度日本經濟增長率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右翼政治通常擁護較多的經濟自由，主張減少政府管制，減低税率，**安倍在經濟方面率先右傾，以鞏固其政權基礎。**由於前兩任民主黨政權（菅直人、野田佳彥）採取的是日本財務省主導的提高消費税與財政緊縮的政策，加上任期內遇上了巨大的地震海嘯與核危機未能妥善解決，種種原因綜合起來引發了日本經濟的衰退和通貨緊縮。

安倍上台後，倡導的是經濟安定的成長路線，採取鬆綁金融管制，增加公共支出為主的擴大內需政策，並貶值貨幣期望復興出口產業。雖然近年來看，日本的進出口貿易持續下降，股市也持續縮水，金融資產的減少預計會大幅抑制個人消費，安倍經濟學打出的政策早已顯頹勢，但由於自民黨暫時並無可撼動其執政地位的對手，使得安倍政權在這四年多的時間還算是安穩。

**接着是內閣改組。**上文提到，日本屬於精英政治，不管改革的過程中底層有多大阻力，只要上層堅持，大多數政策一定會實施。於是乎，日本政治金字塔尖精英的內閣人選也顯得尤為重要。

2014年夏，安倍改組內閣成員，19名閣員中有15名是“支持修改憲法，修正自虐史觀，強調愛國教育，支持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反對外國人蔘政”的右翼國族主義組織“日本會議”的成員（觀察者網早先發表過關於日本會議的文章《扳不倒安倍，因為他背後有一個巨大組織》），包括十年前就已加入的安倍晉三、副總理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官房長官菅義偉，以及多次否認二戰日軍罪行、被稱為“安倍接班人”的防衞大臣稻田朋美。

除內閣之外，自民黨的幹事，維新會、新黨、大家的黨等黨派的議員也有很多人加入“日本會議”，與其説“日本會議”在幕後操作內閣，倒不如説兩者已經一體化，加上自民黨目前在政壇毫無對手的現狀，可以説這個右翼組織已經完全左右日本的國家發展方向了。

**在法律與軍事層面上，**安倍政府認為，近年來日本的安全挑戰日益複雜，包括朝鮮的導彈威脅與中國的領土爭端，因此日本需要突破憲法第九條的限制，進行更積極的軍事活動來保衞國家主權。

2015年，安倍政權對憲法擴充解釋，導入集體自衞權，並於2015年9月日本國會正式通過了安保法案。以前日本只有直接遭受攻擊才能武力干預，而此後但凡與日本“關係緊密的近鄰國家”遭受攻擊，日本都可行使集體自衞權，與他國軍隊交戰。這個“關係緊密的近鄰國家”説法十分曖昧，可以預見的是，這很有可能會為以後日本對他國發動攻擊埋下伏筆。

而值得一提的是，安倍雖然這次通過了安保法案，但卻在推行過程中遭到了民間與鄰國的巨大阻力。不少日本民眾認為一旦放棄和平憲法的堅持，70年來的和平繁榮都會隨之動搖，在野黨也直接把安保法案描述為“戰爭法案”。從2015年7月到9月，日本全國各地舉行了數以千計次數的抗議示威遊行，最大的那次，8月30日，國會議事堂前的遊行民眾甚至超過了12萬人，這在東京來説規模之大，非常罕見。

我當時也在現場，整個國會議事堂被圍得水泄不通，遊行示威羣眾年齡範圍廣泛，男女老少都有。而各大媒體除了右翼報紙《產經新聞》外，所有民調結果幾乎都顯示反對安保法案的有5成左右，而贊成的人只有3成。此外，安倍政府還通過了同樣反抗聲音很大的，被稱為“間諜法”的特定秘密保護法，成立了日本國家安全委員會，以及廢除了武器輸出三原則，日本在法律上慢慢鋪平了通往軍事大國之路。

**最後在教育上。**現世代的右翼勢力如何通過右翼思想影響下個世代？當然首選是在教科書上做文章。在未成年人還沒有形成獨立思考能力的時候，在應試環境中，控制他們接觸的文化知識，影響他們價值觀的形成，這一點尤其體現在歷史教科書中。當然，這件事不止在安倍時期就開始做了，自80年代日本結束了反省二戰罪行為主的“自虐史”之後，日本對於歷史教科書的修正就一直在進行。

日本的教科書編寫是這樣一個流程：由文部科學省規定一個簡略的大綱，然後由多家民間出版社自由編寫與出版，最後再交到文部科學省審查，審查通過即可被各中小學自由選擇作為教科書使用。2005年左右，經常被國內媒體報道的，類似於右翼出版社扶桑社發行的《新歷史教科書》，由於刪除二戰日軍罪行，對歷史進行模糊處理，但仍然通過了文部科學省的審查，引起中韓兩國的強烈不滿。但其實這類教科書在日本學校的採用率非常低，2005年時只有0.4%，可以説這個階段，這些歷史教科書還構不成日本國家級別“修改歷史”的佐證，只是個別出版社的行為與審查機構的縱容。

然而安倍政府執政之後，前所未有的國家級別的干預歷史行為在逐步發生。2014年，文部科學省開始修改大綱，要求出版社將釣魚島、竹島（韓稱獨島）、北方四島（與俄羅斯爭議島嶼）明確表述為固有領土。短短一年不到，2015年，日本大多數地區的學校都開始採用含有領土描述的教科書。

此外這些新教科書中，刪去了此前顧及戰爭受害國國民心情的“近鄰諸國條款”，對於展現二戰中日軍罪行的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等內容大多進行了重新修訂。包括刻意模糊遇難者數量（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遇難人數在日本不屬於定論，從完全否認到幾百人、幾千人、幾萬人，都有學者的證據支持，彷彿歷史成為了學術爭端一般），修改了表述（比如“殺害了多數俘虜與居民”變成了“波及了俘虜和居民”）。

試想一下，當未成年學生們讀着“可能也沒有發生的”“波及俘虜和居民”的歷史事件，心裏頭會有任何觸動與民族罪惡感嗎？

不僅僅是教科書這個載體，在這個月，內閣府又刪去了國家級防災報告中對於關東大地震後，日本軍民參與的對朝鮮人與中國人的屠殺事件。

另外更讓人覺得不可理喻的是，右翼勢力對於教育把控的着眼目標已經不僅僅是中小學了，甚至創辦了以右翼思想為主體的幼兒園。前一陣子使安倍捲入“購地醜聞”的日本右翼教育機構森友學院，在大阪有一家名為“塚本幼稚園”的幼兒園。這家幼兒園強調愛國心教育，要求兒童背誦戰前爭議教材《教育敕語》，宣誓保衞釣魚島，還曾經爆出過散發仇恨鄰國的資料。

《教育敕語》原本是明治天皇對於臣民的訓誡，以天皇口述的形式提出了十二種美德，要求子孫臣民永遠奉守。二戰期間，它的地位被極端神聖化，當局利用它教導國民奉公，敢於為天皇奉獻生命，在這樣的背景下《教育敕語》是與軍國主義思想聯繫在一起的。二戰後，盟軍最高統帥下令禁止日本學校使用教育敕語，從此此書走下歷史舞台。最近在世界廣為爭議的，日本政府稱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可以編入教材，其實也和這本書有關係。

近期日本政府在推動《教育敕語》編入教材，這一舉動受到了民進黨議員宮崎嶽志的非議，他向國會提問：“如果説《教育敕語》可以編入教材，那麼同是二戰被扔入歷史垃圾堆的《我的奮鬥》也應該可以吧？”在野黨這招釣魚問題其實安倍政府心知肚明，但是由於之前已經宣稱《教育敕語》可以用於教材，安倍政府做出了讓世人譁然的回應，聲稱“在判斷對教育有益的情況下，《我的奮鬥》同樣可以編入教材”。毫無疑問，此話一出，日本政府立即遭到了來自國際社會的巨大輿論聲討。

日本政界的全面右傾化，通過經濟、法律、軍事、教育全方面對日本社會進行滲透。縱然日本有無數愛好和平的平民，但是在國家機器的車輪下，在政治的統一體中，在瞬息萬變的國際環境與人心惶惶的東亞危機中，愛好和平的國民聲音是渺小且不可靠的。民意自古以來就是可以被操縱的，試想現在日本一旦把自身置身於遭受他國攻擊的被害者角色，愛好和平的民意可能瞬間就會反轉。民意一旦失守，接下來的劇情是什麼，想必你我也都能猜到一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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