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納·塞繆爾斯：現代美國慈善事業存在的問題
【翻譯/觀察者網青年觀察者張成】2011年，邁克爾·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彭博新聞社的創辦者，紐約市前市長，個人財富高達475億美元——觀察者網注）向塞拉俱樂部（the Sierra Club）捐贈5000萬美元，是塞拉俱樂部史上接受的最大一筆捐款。這筆捐款計劃被用於擴大該組織的“超越煤炭運動”（Beyond Coal initiative），該運動旨在關閉美國境內的燃煤火力發電廠。2015年，他的捐贈額超過3000萬美元。塞拉俱樂部宣稱“超越煤炭運動”迄今已經推動251家燃煤火力發電廠關停，布隆伯格的捐贈對此起到了很大作用。
如果你是一個想要推動可再生能源替代煤炭的環保主義者的話，這無疑是一個好消息。但如果你是一個眼睜睜看着自己的生計被奪走的煤礦工人，這就未必是什麼好事了。在民主社會里，雙方也許會在立法者面前爭論是否要關閉燃煤發電廠，也可能用選票表達意見。但是，布隆伯格總額8000萬美元的捐贈毫無疑問將給環保人士增加巨大的砝碼，進而有力地推動變革成為現實。
美國《大西洋月刊》3月28日文章：《現代美國慈善事業存在的問題》（圖中人物為近年在環保領域捐贈額高達8000萬美元的美國紐約市前市長邁克爾·布隆伯格）
在今天這個美國財富極端聚集的時代裏，布隆伯格捐贈鉅款這樣的事例並不少見。科技和金融“造富運動”所成就的富豪們都發誓要進行規模空前的捐贈。“但是這些捐贈卻對民主社會構成了巨大的挑戰”，慈善內幕網站（Inside Philanthropy）的創始人和編輯戴維·卡拉翰（David Callahan）在他的新書《捐贈者：新鍍金時代的金錢、權力和慈善》（The Givers:Money,Power,and Philanthropy in a New Gilded Age）中寫道。
這些捐贈都在政府職能收縮的時候出現，有時慈善資金成為了政府職能的補充或替代品。這意味着捐贈者能夠決定研究什麼問題、邀請哪些學派以及哪些議案可以付諸投票表決等等。“在政府削減開支的時候，能有這些新的捐贈當然是好事情”，戴維·卡拉翰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説，“但是換個角度來看，金錢毫無疑問也意味着權力和影響力。”
長期以來，捐贈者們都會就政府不久後可能採納的新模式進行試驗，例如羅伯特伍德約翰遜基金會（the 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為今天的911應急電話系統搭建了雛形。
卡拉翰説，過去的基金會通常細水長流地使用已經過世的捐贈者的財富，通常會在一些政策領域進行審慎的嘗試。而如今捐贈者們大多都還在世，他們非常關注自己的錢花在了哪裏。他們想要在有生之年親眼目睹快速的變革，而且通常他們對變革的目標也有很明確的想法。他們中很多人都希望能對自己所居住的城市或國家的政策進行改革。
作為一家慈善新聞網站的創始人和編輯，卡拉翰十分熟悉那些仍然在世的捐贈者和他們花錢的方式，他的新書中到處都是違反民主精神的慈善家們的例子。巴里·迪勒和黛安·馮夫絲汀寶夫婦曾提議在哈德遜河上建設一個新的島嶼公園，並提供了公園建設的大筆資金，而且並沒有在當地籌資的計劃，他在書中寫道。
慈善家戴維·韋爾奇對非營利機構“學生為重”（Students Matter）提供資助，該組織支持了範蓋拉（Vergara）對加利福尼亞州的訴訟，該訴訟旨在擺脱加利福尼亞州法律對辭退基礎教育終身教職教師的限制。
沃爾頓家庭基金會與布羅德基金會等組織進行了合作，試圖讓洛杉磯半數以上的學齡兒童進入特許學校就讀。
每一項議案都有其反對者，但是他們在決策中的影響力遠不及捐贈者們，有時他們甚至被完全排除在民主決策過程之外。“私人捐贈者無需對任何人負責，而民選官員理論上要對我們所有人負責。但是，未來我們或將進入一個私人捐贈者的影響力比民選官員更大的時代”，卡拉翰寫道。
學術圈內長期以來都在辯論基金會在民主社會應當扮演怎樣的角色。去年出版的《民主社會的慈善事業》（Philanthropy in Democratic Societies）一書中收錄了斯坦福大學的社會學家亞倫·霍瓦茲和瓦爾特·樸爾合寫的一篇文章，他們在文中提出作為慈善事業新形式之一的“破壞性慈善”可能是有害的。它們將“破壞性慈善”定義為與政府爭相提供服務，而不與政府進行合作，霍瓦茲在一通電話中這麼告訴我。
這種慈善的麻煩之處在於它會重塑大眾的議程。“破壞性慈善希望以出資人的意願重塑民眾的價值觀，試圖影響和改變民意和需求，而非虛心聽取民眾的意見”，霍瓦茲和樸爾寫道。特許學校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它們通常與公立學校的系統形成競爭，並最終取而代之。這些捐贈通常都很少聽取公眾意見，卻對公共政策產生了巨大影響。
其實，圍繞慈善家們是否挑戰了民主的爭論並不是一個新鮮話題。斯坦福大學的羅布·賴克（此人與美國前勞工部長羅伯特·賴克同名）去年在美國政治學會的期刊上發表文章説，早在1912年約翰·洛克菲勒首次進入國會，想要獲得一張設立基金會的聯邦許可時，他就曾受到來自政府官員的抵制，官員們質疑洛克菲勒的慈善動機。當時美國公民自由協會曾經在聽證會上質疑洛克菲勒基金會是否“與民主社會的整體觀念相沖突”。
卡拉翰並不知道自己站在辯論的哪一邊。正如他所説的那樣，我們很難去反對為阻止瘧疾傳播提供資助的人，也很難去反對在去世前將財產悉數捐出的人。但是“慈善家們比過去更為激進”這個論點很有説服力，這也是現在引發關注的問題。
慈善家們也推動了美國傳統基金會和美國進步中心等智庫機構的誕生，他們公開支持某種政策傾向的研究。例如《紐約客》雜誌的記者珍·邁爾最近撰寫了一篇關於羅伯特·默瑟的文章，此文稱默瑟的基金會資助了許多攻擊希拉里·克林頓的非營利機構和智庫，而希拉里·克林頓最後在美國總統競選中鎩羽而歸。
慈善家們也改變了包括塔爾薩和洛杉磯等城市的格局，建設了由他們維護、以他們的名字命名的公園和博物館。他們捐資數千萬美元支持洛杉磯特許學校的擴張，希望在未來十年內半數以上的適齡學童在特許學校就讀。
卡拉翰表示，他撰寫《捐贈者》一書的主要目的在於讓人們認識到當今的慈善家們有多麼巨大的影響力。“我認為只有讓更多的人認識到富豪們在藉助慈善行為獲得極大的權力，人們才更有可能認識到慈善活動就是有錢人發聲的工具，而普通人則只能在嘈雜裏掙扎”，他對我説。
如何遏制富有的捐贈者在公民社會中日益增長的權力？卡拉翰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改變慈善機構的納税地位（tax status）就是其中一種方案。畢竟，一些慈善家們利用慈善團體來推動公共政策的變革，但是他們收到的捐贈並未被徵税。
例如，威斯康辛州的一個風險投資家所運營的艾因霍恩家庭基金會出資在少數族裔聚居區內設立公告牌：“選舉欺詐是嚴重犯罪行為”，提醒人們選舉欺詐最高可判處三年監禁。這些公告牌設立的位置表明它們具有很強的黨派屬性，但是艾因霍恩家庭基金會卻能夠享受税收減免待遇，卡拉翰寫道。其實這些慈善税收減免最終還是由民眾來買單，預計未來10年內這項開支高達7400億美元。
許多由基金會設立的關注公共政策議題的機構都依照美國税法501(c)3條款設立，對這些組織的捐贈可以享受税收減免，而按照501(c)4條款設立的機構所獲的捐贈則不能享受税收減免待遇，這些機構的目標是影響立法和公眾。但是許多按照501(c)3條款設立的機構仍然在為影響公眾而努力，例如它們撰寫報告支持或反對最低工資的相關規定。
卡拉翰認為，美國國內税務局應當縮窄對501(c)3條款中慈善活動的定義，如果對這些組織捐贈的款項具有黨派性質的用途，那麼就不能享受税前扣除，這樣納税人也就不再為慈善家們的公共政策運作買單。
卡拉翰還要求基金會提高可信度，讓普通民眾也可以知曉慈善資金何時被用於影響公共政策和他們的生活。推動公共政策變革的非營利機構可以在不披露捐款人的情況下這麼做，卡拉翰寫道。他認為基金會應當就善款的流向披露更為詳細的信息，美國國內税務局應當支持下屬税務稽核機關的工作。儘管這些工作可能會產生成本，但是這可以用基金會繳納的每年2%的投資收益税支付，目前這筆錢還沒有派上這個用場。
卡拉翰還建議就慈善事務設立新的辦公室，以便監督慈善機構遵章守紀。
當然，在許多美國人不相信政府的這個時代，這些政策也許很難獲得市場。這也就是將改變的重任交給慈善家們自己才是最好的解決方案的原因。在《捐贈者》一書中，卡拉翰收集了一些組織的案例，它們希望從社區中獲得反饋，而非顛覆這些社區。
例如芝加哥社區信託基金會（the Chicago Community Trust）邀請芝加哥大區的居民前來討論他們眼中當前最緊迫的問題，再告訴他們該基金會當前的工作重心是什麼。波士頓的一些受助人（低收入的女性）也運營着一家基金會，該基金會由一位名叫卡倫·皮特曼的女性所創立。但是眼下這樣的例子還很少，離我們也很遠。
慈善家們可能不會留意到卡勒漢的建議，有那麼多錢可以分配的好處之一在於可以隨心所欲，不用聽取任何人的意見。但是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隔閡如果越來越大，一些明智的慈善家們可能會逐漸明白：有錢不僅僅意味着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且也決定着別人的生活中會發生什麼。
（青年觀察者張成譯自3月28日美國《大西洋月刊》，觀察者網馬力校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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