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迪歐談法國大選：投票，還是重新發明政治？ -阿蘭·巴迪歐

【在4月23日結束的法國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中，“前進”運動候選人埃馬紐埃爾·馬克隆和“國民陣線”候選人瑪麗·勒龐晉級“決賽”。他們將在5月7日的第二輪投票中角逐法國第25任總統。上週日的第一輪投票結果不僅打破了法國傳統政治格局（法國傳統的右翼共和黨和左派的社會黨雙雙出局），也反映出法國選民的“舉棋不定”。

4月18日，法國《世界報》刊登了著名哲學家阿蘭·巴迪歐談論此次大選的文章。巴迪歐首先一一“數落”了參與大選的各位候選人，進而引出了他意欲討論的問題：什麼是政治？什麼是一種可辨識的、聲明的政治？

本文原載《世界報》，原標題為“投票，還是重新發明政治？”（Voterou réinventer la politique?）。下文譯自英文版，英譯者為大衞·布羅德(David Broder)。】

關於選誰當總統，許多選民還在舉棋不定。對此，我是理解的。不是説，被認為合格的候選人的計劃在某種程度上説不明或混亂。也不是説——用我曾經用來説薩科齊（並且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的措辭來説——我們必須自問“他們是什麼的名字”。而是説，所有這一切，僅僅是太過於顯然了。

瑪麗·勒龐是現代化版的——因此也是女權化版的——法國極右派。（它代表着）一種孜孜不倦的貝當主義。

弗朗索瓦·菲永是穿三件套西服的貝當主義。他的（個人的或預算上的）哲學可化約為“錙銖必較”。他倒是不那麼在意他自己的每一分錢來自哪裏，但一旦涉及財政支出特別是花在窮人身上的錢的時候，他就變得小氣、不妥協到下流的地步了。

伯努瓦·阿蒙是“左翼社會主義”的膽怯的、極為有限的代表；後者一直存在，儘管要辨識或揭露它，要比辨識或揭露那些我們從來沒見過的人都要難。

讓-呂克·梅朗雄——當然也是最不那麼令人不快的一位——則是我們今日所謂的“激進”左派在議會的表達，其立場處於舊日破滅的社會主義和一種幽靈般的共產主義之間的不穩定的邊界上。他的計劃既不夠大膽又不夠清晰，但他用自己堪比饒勒斯的雄辯掩飾了這點。

埃馬紐埃爾·馬克隆，則是我們真正的主子，最新的資本家們，那些拿出那麼多文件來做預防措施的人從無中創造出來的。如果説他相信或者他説圭亞那是一個島或比雷埃夫斯是一個人的話，那是因為他知道，在他的陣營裏沒有人會在意自己説了什麼。

所以説，那些遲疑的人是知道——無論多麼地不確定——在這個由古老而又眾所周知的角色構成的劇場中，政治信念幾乎不算什麼，或者説，只是（候選人）手中靠不住的把戲的藉口罷了的。這就是為什麼從這個問題開始討論，是有用的：什麼是政治？什麼是一種可辨識的、聲明的政治？

四種基本的政治傾向

政治總是基於三個要素來定義自己的。首先，是普通人民羣眾，以及他們的所做和所想。讓我們把這個要素稱為“人民”。其次，是形形色色的集體形構：社團、工會和黨派——總而言之，所有有集體行動能力的羣體。最後，是國家權力器官——議員、政府、軍隊、警察——以及經濟和/或媒體權力器官（它們之間的差異已變得幾乎不可辨識了），或者説，今天我們稱之為——用一個既生動形象又賦予權力的術語來説——“決定者”的一切。

政治總是由對接合/表述這三個要素的目標的追求構成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泛泛地説，在現代世界中，有四種基本的政治傾向：法西斯主義、保守主義、改革主義和共產主義。

保守主義和改革主義的傾向構成了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議會陣營：法國的左派和右派，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等等。這兩種傾向在根本上的共同之處在於，它們斷言，它們之間的衝突——特別是關於接合/表達哪三個要素的方式的衝突——可以且必須停留在它們各自都接受的憲政的限度內。

另外兩種傾向——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共同之處（儘管他們的目標截然相反）則在於，它們堅持，在國家政權問題上，各黨派之間的衝突是不可調和的：衝突不可能為某些憲政共識所限制。這些傾向拒絕把它們相互矛盾的目標——甚或只是互不相同的目標——整合到它們對社會與國家的構想之中。

大眾喜愛的親法西斯傾向

我們可以用“議會主義”這個詞來命名那種確保保守主義和改革主義共享霸權——以選舉機器、政黨及其支持者為中介——抹除一切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掌權的嚴肅前景的國家權力組織。這也是我們所謂西方的主要的政權組織形式。

這種組織方式本身就要求一個第三項，即一個同時內在又外在於兩個主要政治傾向的，強有力的共同的契約基礎。顯然，在我們的社會中，這個基礎就是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事業進取與自我豐富的無限自由，對私有財產的絕對尊重——而這又是以司法體系和強力的警察管制為保障的——對“民主”偽裝下的銀行、青年教育、競爭的信心，對“成功”的欣賞，以及對平等的有害、烏托邦屬性的反覆申明：這就是社會一致認可的“自由”的基體。這些，也是兩個所謂的“統治”黨或多或少地在戰略上承諾要永遠保障的自由權。

資本主義的變易可能會給議會共識的價值，因此也會給——在選舉儀式期間——人們給“大”保守主義或改革主義政黨的信心帶來一些不確定。對社會地位受到威脅的小資產階級，或受去工業化進程摧殘的工人階級來説尤其如此。在西方，我們看到的就是這個——一種在亞洲國家的崛起面前的衰落之象。

今天，這場主觀的危機明確地助長了親法西斯主義的、民族主義的、宗教的、伊斯蘭恐懼症的、好戰的傾向，因為恐懼是糟糕的顧問，而這些被危機困擾的主體性，則不由得地像抓救命稻草一樣伸手去抓認同至上的神話。最重要的是，共產主義假設因為它最初的、中央集權的幾個版本的失敗而遭到了嚴重的削弱。

這一失敗的後果是顯而易見的：很大一部分青年、弱勢羣體、被遺棄的工人、和我們郊區那些“遊牧”的無產階級開始相信，對我們議會共識的唯一替代方案，是由怨憤的認同、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構成的法西斯主義政治。

共產主義，對人類的解放

如果我們要反對這個事情的可怕轉折，那麼，唯一對我們開放的道路是：重新發明共產主義。必須撿起、洗乾淨、重新創造這個飽受打擊的詞。這次預示的——正如它在不到兩個世紀裏一直預示着的那樣，但如今它有了現實的支持，也更有遠見——是對人類的解放。幾十年史無前例的嘗試——這些嘗試是暴力的，因為它們遭到了殘酷的包圍和襲擊，並且最終註定要失敗——不可能讓任何有良好信仰的人相信，這就足以讓他們抹除這個前景，逼我們永遠放棄實現它的努力。

那麼，我們應該投票嗎？從根本上説，我們應該漠然面對這個來自國家及其組織的要求。迄今為止，我們應該都知道，投票不過是強化現存體系的保守主義傾向之一罷了。

回到其真實的內容，投票是一個使人民去政治化的儀式。我們必須開始在一切地方重新建立共產主義對未來的遠見。一切地方的有信念的激進分子應該去在所有世界人民的語境中討論共產主義的原則。就像毛主席説的那樣，我們必須“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辦法，然後再告訴羣眾”。而這，就是重新發明政治。

（本文原發於微信公眾號“拜德雅”，王立秋譯，觀察者網獲授權轉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