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廣土巨族，一個更宏大的中國故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中華文化可以成為一個巨大民族“卓然屹立的堅實根基”，可以為這個民族五千年的“生生不息綿延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可以託舉起現代中國這樣一個繁榮富強的世界大國，這就意味着，除了琴棋書畫唐詩宋詞中醫中藥氣功太極，這個獨特文化在世界歷史上、文明比較上乃至國際政治上，也都有其獨特的意義。
通過將被西方顛倒的歷史和顛倒的文明再重新顛倒過來，在世界歷史和文明比較的宏大背景下重新認識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的獨特性，即可發現：只有中華民族這一支，用了五千年不間斷的努力逐漸長成為真正的廣土巨族。只有像中國這樣從獨特的中華文化中孕育出來的大一統國家，廣土巨族國家，才是作為氏族組織對立面的、真正意義的國家。只有廣土巨族國家，才代表了世界歷史和人類文明的進化方向。而這是一個最為宏大的中國故事。】
講好中國故事，已不僅是“外宣”之需要，當中國越來越接近世界的中心，關於中國是誰、中國從哪裏來、到哪裏去的問題，整個世界都在尋求解答。
近年來，中國政府大力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明確將當下的中國道路與中華民族5000年的文明發展和輝煌燦爛的中華文化連接為一個整體。這就為講好中國故事指明瞭大的方向。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今年年初印發的《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中説：“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澱着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的文化沃土，是當代中國發展的突出優勢，對延續和發展中華文明、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發揮着重要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綿延發展、飽受挫折又不斷浴火重生，都離不開中華文化的有力支撐。中宣部劉奇葆部長撰文：“在五千多年的文明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創造了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獨樹一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現了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在建設家園的奮鬥中開展的精神活動、形成的理性思維、積澱的文化成果，是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和獨特的精神標識，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盪中卓然屹立的堅實根基。”
今天中國政府説出這些話，不是隨便説的，習主席説的“生生不息綿延發展、飽受挫折又不斷浴火重生”，並不是在談一種文化現象，而是在講深刻的文明衝突和激烈的國際競爭。早在半個多世紀前的冷戰之初，西方政治家萊斯特·皮爾遜就曾預言：“設想這些誕生於東方的、新的政治社會將複製那些我們西方人所熟悉的政治社會是荒謬的。這些東方文明的復興將採取新的形式。”他指出：“最廣泛的問題不再出現在同一文明的國家之間，而是出現在各文明之間”。（轉引自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到了中華文明大步走上覆興之路的今天，問題已歸結為：為什麼中華文化可以成為一個巨大民族“卓然屹立的堅實根基”？可以為這個民族五千年的“生生不息綿延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可以託舉起現代中國這樣一個繁榮富強的世界大國？除了琴棋書畫唐詩宋詞中醫中藥氣功太極，這個獨特文化在世界歷史和文明比較上的獨特意義到底是什麼？
“一帶一路”全球峯會即將於5月中旬在北京召開，中國登高一呼，眾國四方鹹集，這裏的感召力，不僅是具有世界經濟意義的中國經濟，還有具有國際政治意義的中華文化。
一、中華文化在民族競爭中的獨特性
梁啓超曾在1923年寫過一篇《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文中寫道：
有一件大事，是我們五千年來祖宗的繼續努力，從沒有間斷過的，近五十年，依然猛烈進行，而且很有成績。是件什麼事呢？我起他一個名，叫做“中華民族之擴大”。原來我們中華民族，起初不過小小几個部落，在山東、河南等處地方得些根據地，幾千年間，慢慢地長…長…，長成一個碩大無朋的巨族，建設這泱泱雄風的大國。他長的方法有兩途：第一是把境內境外無數異族叫他同化於我，第二是本族的人年年向邊境移殖，把領土擴大了。五千年來的歷史，都是同這條路線進行，我也不必搬多少故事來作證了。
梁任公當時説“我們五千年來”和我們今天説“我們五千年來”，並沒有差別。就是説，早在中國進入近現代之前，中華民族就已經通過他所説的兩種途徑將自己長成了一個“碩大無朋的巨族”。而這是五千年來我們祖宗“從沒有間斷過的”努力，一方面“把境內境外無數異族叫他同化於我”，成為巨族，另一方面“本族的人年年向邊境移殖，把領土擴大”，形成廣土。直到中國人抬眼看到整個世界，環顧宇內，才發現原來自己竟是唯一的“廣土巨族”，碩大無朋，泱泱雄風！
梁啓超曾經將中國的歷史分為“中國的中國”、“亞洲的中國”和“世界的中國”三個階段。只是到了第三個階段，自乾隆末年開始至今，在中國人明白了自己和世界的關係並做了一番比較之後，才最終發現了本民族的特殊之處。
在歐亞大陸，在當時能夠和中國相提並論的大型帝國，一個是奧斯曼帝國，一個是俄羅斯帝國，但都不能和中華帝國相比。一是歷史太短，前者不過六百年，後者才兩百年；二是兩者主要經由強大王朝的軍事擴張而成，並沒有發生過上千年的文明同化和民族融合；所以，這兩個帝國都只有廣土，而不是巨族，雖然版圖很大，民族卻四分五裂，沒有共同文化。
西歐這一部分，二十多個民族國家，不過是剛剛從王朝混戰轉為民國混戰的新戰國時代，統一大業尚未完成，按中國的標準，既無廣土，也無巨族，在政治發展上只相當於中國的東周時期。
至於其他大洲，非洲大陸大部分還都處在從部落到王國的過渡期，連周朝的統一程度都還沒有達到，廣土巨族也完全談不上。而南北美洲、澳洲和大洋洲，都是新大陸，歐洲移民搶佔了原住民的土地，建起歐洲人的社會，不屬於原生文明，即使建立了擁有廣土的國家，其國民也不是原生的巨族。
比來比去，只有中華民族這一支，堪稱真正的廣土巨族，用了五千年不間斷的努力才終於逐漸長成，世間獨一無二。所以梁啓超用“碩大無朋”來形容。
廣土巨族代表了人類社會的進化方向，這一點無可置疑，而帝國則是廣土巨族的必經階段。從歷史上看，如今並立於世的幾大文明——遠東文明、印度文明、東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曾有過在巨大的疆域內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統一宗教、統一文化、統一國土、統一民族這些大一統帝國階段，如果沒有這些帝國階段作為文明的基礎，不可能成為今天的“優勝文明”。今日西方文明以當年羅馬帝國的大一統為基礎，伊斯蘭文明以當年阿拉伯帝國和突厥帝國的大一統為基礎，東正教文明以當年拜占庭帝國的大一統為基礎，無一例外。
廣土巨族必然經過帝國階段，但並不是每一個帝國都能發展成為廣土巨族。這是因為帝國雖然在巨大的疆域內實現了政治上的統一，建立了強大的中央政府，但大多數沒能像中華民族這樣通過數千年同化和融合實現巨族的成長。也就是説，大多數帝國的政治統一局面並未伴隨宗教和文化統一的發生，由少數族羣組成的統治者集團沒有力量同化占人口多數的其他被統治民族，使之成為一個多民族融合的巨族。一旦發生危機，必然四分五裂，重回帝國之前的狀態，再無復原的可能。
在歐亞大陸中部的大中東地區，幾千年來先後出現過幾十個巨大的帝國，埃及、阿卡德、吾珥、亞述、巴比倫、米底亞、阿契美尼德、馬其頓、波斯、塞琉古、托勒密、羅馬、安息、拜占庭、薩珊、阿拉伯、倭馬亞、阿尤布、馬木留克、阿拔斯、塞爾柱、奧斯曼，都有過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統一宗教、統一文化、統一國土、統一民族。但若按照秦漢帝國的標準衡量，都遠遠沒有達到真正的大一統。所以，儘管奧斯曼帝國持續了六百年，成為歷史上最強大、最成功的伊斯蘭帝國，但最終還是以各民族的分崩離析而告終。
廣土巨族才是政治發展的高級階段，這一點也有純社會科學理論上的解釋，如果認為“非零和的持續成長和持續實踐，在從原始生物時代發源到今天的互聯網絡的過程中，決定了生命歷史的方向”（羅伯特·賴特《非零年代》），那麼也當然可以認為，廣土巨族的形成，無非是人類社會在從氏族部落發源經過長時期非零和合作互動，其正值總和累積的自然結果，也必然代表了人類社會歷史的方向。
即是説，關於為什麼只有中華文化不僅發展出成熟的帝國，而且最終誕生出廣土巨族的純理論解釋就是：中華文化的非零和合作互動最為成功，時間持續最長，正值總和積累最大。
據歷史學家考證，公元1500年前後，世界上有6千多個自主政體，如今只有200個左右主權國家。歐洲近代早期有450個小邦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只有25個民族國家。由此可見，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文明，正是按非零和邏輯朝着合作規模不斷擴大的方向發展，並無例外。
顯然這是一種與流行的基於西方中心論的世界歷史觀明顯不同的世界歷史觀，它以廣土巨族為人類歷史的方向（而不是西方自由民主），以非零和合作互動的文化為進化機制（而不是個人私利最大化），以氏族、部落、王國、帝國、巨族共和國為幾個主要的進化階段（而不是所謂“到達丹麥”），最終通向世界大同（而不是金字塔霸權體系）。
在這個歷史圖景中，中華文明遙遙領先於所有其他主要文明，中國也遙遙領先於其他國家。西方國家不僅不是歷史的終點，而且還在前帝國時代踟躕徘徊，甚至不進反退。而其他國家也都散落在從部落到帝國之間的各個階段，距離建成巨族共和國還有千年之遠。
如此看來，非常有必要重新審視一下那個以西方為終點的“主流”世界歷史觀。
在土耳其史學家的敍述中，土耳其歷史才是主幹
二、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
“世界歷史”，中國人在很長的歷史時間裏沒有這個概念，當然也沒有發展出像黑格爾創造的那種，將人類所有民族和文化都連貫成一個分階段進化的、線性發展的“世界歷史”理論。中國的歷史學自成體系，既有詳盡的史實記載，也有抽象的微言大義，但由於受到天道循環觀念的影響，沒有建立起歷史線性發展的理念，又由於受到華夷之辨觀念的影響，也沒有建立起世界作為整體的理念。
這讓中國在後來吃了很大的虧。西方學者將世界歷史串成了一個以古代東方為起點、以近代西方為終點的大事件邏輯鏈，於是大多數非西方文明就被排除出世界歷史的“主線”，成了邊緣。從此以後，一個教科書版本的世界歷史開始流行於世，希臘、羅馬、西歐和北美等白種人國家統統登堂入室，成了天然偉大光榮正確的“文明”，而所有東方和南方國家，無論是近東的波斯、阿拉伯，還是遠東的印度和中國，都成了“文明”的對立面，即使不是野蠻，至少也是黑暗。
在這個扭曲的“世界歷史”圖景中，中國不僅不是世界第一，反而還被孟德斯鳩戴上了一頂“專制”黑帽子，成了落後國家，並被黑格爾安排到了“世界歷史的局外”，且言之鑿鑿地斷言：“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只是預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結合，然後才能夠得到活潑生動的進步”（黑格爾《歷史哲學》）。
由此可見，一種偽理論可以將現實扭曲到什麼程度。以下這些歷史事實，在西方中心論的理論當中，竟統統被視而不見：
一、發源於炎黃古帝的中華文明至今不曾中斷，建成於兩千年前的秦漢國家至今不曾滅亡，歷史上幾多異族入侵，幾多中原易主，但文化不滅，國脈不斷，五千年後的今天，還是帶着原始基因的中華文明。環顧世界，與之比肩的，沒有第二個。
二、自秦漢開始，中國就成為了一個幅員遼闊、具有大洲規模的大一統國家，成長到今天，人口規模甚至接近歐洲與非洲總人口之和。聚合了最大人口規模的廣土巨族之成長，中國至少領先了兩千年。環顧世界，沒有第二個。
三、靠了秦漢國家制度的保障，中國的大一統局面每一次都能在崩潰之後迅速重建，兩千多年來是一個週期性再造的過程，不斷鞏固和完備，到了人民共和國時期，郡縣制實施更加徹底，大一統措施更加有力，民族融合更加深入。環顧世界，沒有第二個。
這樣一個獨一無二的廣土巨族國家，憑什麼不被認為是世界第一，反被認為遠離世界文明、處在“世界歷史的局外”呢？
以中國為對照，歐洲的大一統遠遠沒有實現，歷史上多次接近完成統一又都功虧一簣。美國在一塊無主的土地上由移民建立國家，享受天然國土屏障和海洋通道，按説有最好的條件建成大一統國家，但直到今天連最基本的國民身份認同問題都沒解決，種族衝突不斷，階級矛盾尖鋭，“美國到底是誰的美國？”這個基本問題每一年都在被追問，而且合眾國的國家體制也使得各州都可以合法地脱離美國。這些根本性問題，以中國的標準看，其實就是國家建設的未完成狀態。
伊斯蘭國家的大一統建設更是沒有多大希望。由於歷史和宗教的原因，阿拉伯世界部落勢力的威權遠大於國家的威權。查希裏葉時代的阿拉伯民族無異於中國秦漢時期的北方戎狄，徙志之後的伊斯蘭時代，並未逐步建成國家，仍以氏族部落作為基本的政治單位，並受到伊斯蘭教義的強化。可以説，直到今天，伊斯蘭世界在國家建設方面與中國的差距，幾乎還是一千多年前突厥與唐帝國之間的差距。
南美國家和非洲國家的情況就不必多説了，最好的情況也只是國家建設的未完成狀態，最壞的情況其實是越來越失敗，是國家政治瀕於解體。不要説大一統國家建設進程，沒有倒退就不錯。
所以，現在需要做的，就是把被西方學界顛倒的世界歷史再重新顛倒過來。這個任務只能由中國學者來承擔，不可能指望西方學者來完成。即使是發現了“中國第一”的福山，也只邁出了半步，雖然承認了秦朝是世界上第一個現代化國家，甚至承認了希臘和羅馬並不具有重要性，但出於預設的歷史終結論立場，他最終還是沒能得出超越西方中心論的結論。
三、把顛倒的文明顛倒過來
文明的高下之分建立在對世界歷史的構建之上，後者如何建構，決定了前者如何比較。
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眾所周知，他認為：“現代全球的政治，應當基於全世界不同宗教與文明間的深刻衝突來理解”，“文化身份差異、文化對抗性和文化關聯性會扮演主要的角色”。無論批評者們怎麼説，從理論上將世界大勢看成是西方文明圈、伊斯蘭文明圈和儒家文明圈之間的衝突博弈，仍有着很強的解釋力。
但是，與孟德斯鳩的政體三分法和黑格爾的線性歷史論一樣，在本質上，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也出於西方中心論立場，也服務於抬高西方基督教文明，打擊非西方異教文明的政治目的。
要破除這一政治神話，迴歸世界文明的真正圖景，也要從基本的歷史事實開始梳理。
一、人類社會最早的國家雛形，出現在古埃及、古蘇美爾、古黎凡特、古安納托利亞這幾個位於大中東的地方。考古發現，其中的一些城邦國家已經發展出了很“現代”的政治組織。通過對1968年發現的約2萬件“艾布拉泥版”的破譯研讀，人們發現，公元前3千紀這裏曾有一個控制着60餘個附屬國和城邦國家的強大王國，26萬人口和巨大的貿易網絡通過1萬多的行政官僚管理，這些官僚大部分不是國王的宗親，而是由首席大臣（維齊爾）選拔指定的。
也就是説，非氏族的、現代化的國家行政組織，在古黎凡特地區甚至早在公元前3500-2500年間就出現了，甚至比中國的國家雛形還要早上千年。但是，既然如此，為什麼後來反倒越來越落後了呢？為什麼整個東地中海地區沒有提前中國2000年建成大一統國家，更沒有成長出廣土巨族呢？為什麼5000年後的今天反而更加四分五裂了呢？實際上，這個艾布拉王國就是今天的敍利亞東北部，都城就靠近今天的阿勒頗。
二、再看西歐地區。在公元前的數千年裏，整個西歐沒有出現文明之光，古埃及建成過埃及帝國，古蘇美爾先後出現過阿卡德帝國、吾珥帝國、亞述帝國、巴比倫帝國、赫梯帝國，古波斯先後崛起過米地亞帝國、阿契美尼德帝國、波斯帝國，而西歐地區，如果排除掉“泛希臘化”時期這段編造痕跡明顯、史實極為可疑的歷史，那麼，真正的帝國羅馬帝國直到公元前一世紀才出現，而在持續了四百多年後就結束了。
西歐地區再次出現帝國，是一千多年之後的事，首先是16世紀藉助於美洲殖民地崛起的西葡帝國，然後是藉助於美洲、非洲、亞洲殖民地崛起的荷蘭帝國、大英帝國和法蘭西帝國。確切説，這才是真正意義的“西方”，一個晚於所有主要的東方文明3000年到2000年才出現的、只是藉助了新大陸的財富才得以崛起的、與所有古文明都沒有直接聯繫的、靠編造世界歷史才把自己打扮成悠久文明的“暴發户文明”。
這又是因為什麼呢？文明發展的開始階段晚一些不是問題，但既然有過一次短暫的亞歷山大帝國和一次長達四百年的羅馬帝國，而且兩個帝國都曾包括了很大部分東方地區，文明的融合深入發生，為什麼還會在西羅馬帝國解體之後立刻跌入文明的谷底，在長達一千多年的時間裏毫無復興的希望呢？是不是如果沒有發現新大陸獲得意外之財，整個西歐就會一直沉淪到今天呢？歸根結底，到底是什麼東西抑制了西歐正常的國家發展，斷絕了成長出廣土巨族的光明前程？
三、再看阿拉伯地區。由於乾枯的地表和乾旱的氣候等惡劣地理條件，使得阿拉 伯半島在公元7世紀之前始終遊離在各大文明中心的邊緣。綠洲中的定居者和遊牧的貝都因人都是多神崇拜，相互之間以搶劫、納貢、仇殺為主要的交往方式。在穆罕默德教出現之後，新宗教宣揚信安拉、信天使、信先知、信經典、信末日，客觀上打破了氏族壁壘，諸多血緣羣體之間開始形成穩定的地域關係，甚至引起了財產關係和社會關係的革命。但事實上，温麥並未完全取代氏族關係，以温麥為基礎的新型伊斯蘭國家與現代化國家仍然差別巨大，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以新的氏族代替了舊的氏族。
在穆罕默德生前和死後的“四大哈里發”時期，伊斯蘭世界的版圖迅速擴大，此後的一千多年裏，先後有倭馬亞、阿拔斯、阿尤布、馬木留克、塞爾柱和奧斯曼等巨大的帝國崛起。按説，早已有了進行大一統國家建設的良好條件，即使沒有達到中國秦漢時期的程度，至少可以復原類似於艾布拉王國時期的政治制度。然而，20世紀初奧斯曼帝國的轟然解體，以及持續至今的各自為政、分崩離析，證明了伊斯蘭世界只是一個徒有帝國外殼的部落組織集合體，與中華帝國根本沒法比。
四大哈里發時期
這又是因為什麼呢？歸根結底，到底是什麼東西抑制了伊斯蘭世界正常的文明發育，斷絕了成長出廣土巨族的光明前程？
對以上問題的追問，不得不深入到這樣一個認識當中：在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和儒教文明三者之中，前兩者有一個共同性，即都是源於猶太教，或者説源於亞伯拉罕教，或者説一神教。而儒教文明與前兩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天人合一信仰，或者説世俗主義精神。
從理論上講，人類社會從古至今，所有政治組織無非是兩種形式，一是基於血緣宗親的組織，二是基於地理區域的組織，前者的發展路徑就是從宗族到氏族，後者的發展路徑就是從城邦到國家。所謂現代化，最重要的標誌就是跨越從氏族到國家這個邊界。
那麼，一神教的本質是什麼呢？其實就是用神的氏族，或者叫大神氏族，取代人間的氏族。所以，在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三大一神教崛起的初期，都是有巨大進步意義的，因為它依靠信仰的神奇力量強行打破了傳統人間氏族的壁壘，為國家的建立打下了基礎。但是，大神氏族畢竟還是氏族，一神教的信眾，無論是崇拜耶和華，還是崇拜耶穌基督，還是崇拜安拉，歸根結底，都是追隨一個氏族首領，而不是忠於整個國家。
所以，可以説，信仰一神教的國家，或者由一神教信眾組建的國家，或者實行政教合一制度的國家，嚴格講都不是完整意義的國家，不具有家國一體、天人合一的和諧性和完整性。而只有像中國這樣從獨特的中華文化中孕育出來的大一統國家，廣土巨族國家，才是真正意義的國家，作為氏族組織對立面的那個國家。
如此看來，如果承認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是國家代替氏族，是廣土巨族代替四分五裂，是非零和合作互動的正值總和積累，那麼，以儒教文明為核心的中華文明則具有明顯的優越性，在國家文明的發展方面明顯優越於一神教文明。這也是西方學界長期以來不肯承認的。
於是，這個將顛倒的文明顛倒過來的任務，也只能由中國學者來承擔，不可能指望西方學者來完成。儘管關於西方文明正在或終將衰落的論調一直都在流行，但由於西方文明在近幾百年歷史上非凡的成功，大多數西方人仍然抱有這樣的幻想：西方文明是一種與其他文明截然不同的文明，而且西方文明的全球擴張已經斷絕了其他文明的發展路徑。基於這樣的觀念，關於主要文明之間的優劣比較，關於各宗教之間的比較，早已深深嵌入到了國際政治當中，不可能完全客觀。
綜合上述，將被西方顛倒的歷史和顛倒的文明再重新顛倒過來，在世界歷史和文明比較的宏大背景下重新認識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的獨特性，認識中華民族這個廣土巨族的唯一性，這是一個非常宏大的中國故事。講好這個故事，是中國學者們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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