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特朗普減税，美國就能變成全球工作磁鐵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寒竹】
特朗普政府在4月26日公佈的減税方案再度暴露出特朗普政府與美國自由派與知識精英的深刻分裂。美國財政部長史蒂文·姆努欽為這個自1986年以來最大的超級減税方案做了辯護性的解釋，他聲稱，這個計劃表面上看是“減税”，其實是要刺激經濟，做大蛋糕，因為這個減税計劃能夠“充分釋放商界能量，最大限度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崗位並擴大中產階級收入”。
沒有懸念，特朗普政府的減税方案理所當然地遭到國會中部分民主黨人的反對。眾議院民主黨領袖，著名自由派政客南西·佩洛西領袖對這個減税方案從政治上提出了嚴厲批評，她指出這個減税方案只是“富人的心願單”。在美國知識界，學者們更多是從經濟發展角度對這個減税方案進行批評。美國著名税收研究智庫--税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的研究認為，如果特朗普實施新的税收政策，那麼至少會減少美國政府每年2400億美元的收入，這是美國政府難以承受的。
而華盛頓的另一個智庫税務基金會則認為，15％的公司税率將使聯邦收入在10年中減少約2萬億美元的收入。紐約大學法學院税務教授丹尼爾·沙維羅（Daniel Shaviro）表示，這個減税方案導致的收入損失太大，可以理解為是對美國經濟的蓄意破壞。對特朗普減税方案的批評也來自美國之外的知識精英，英國的《金融時報》針對特朗普的減税方案專門發表社評，嘲笑特朗普的減税方案是“異想天開”。
特朗普政府的減税計劃目前只是白宮的一個方案，要成為現實還需要國會的通過。但考慮到共和黨在國會兩院都掌握多數，這是美國1928年以來從未有過情況，所以，大規模減税在國會通過的可能性很大，至多最後通過的方案可能會打些折扣，但大規模減税法案的通過是可以預期的。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中美經濟關係密切，美國如果實行大規模的減税行動，勢必對中國產生很大影響，這種影響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負面的。正是這個原因，特朗普政府的減税計劃公佈後，中國學界和媒體界也高度關注，眾口褒貶不一。不過，筆者以為，美國減税計劃的實施是一個複雜過程，利弊兼有是在所難免的。現在簡單地用好和壞進行判斷意義不大。目前應當做的是對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減税計劃社會背景有一個深入的瞭解，對美國當下的社會困境有一個深入分析，最後再來看這個特朗普的減税計劃有可能取得哪些成效，那些目標是很難達到的。
一、特朗普與里根減税的不同背景
特朗普的減税方案是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裏根政府減税以來最大的一次減税計劃，而里根也是特朗普最為推崇的政治家。由於這個原因，很多人都把特朗普的減税跟里根減税作比較。有人認為，特朗普可以像里根一樣通過減税來重振美國經濟，這種人在企業界居多；也有人認為，時過境遷，今日之美國已不同於里根時期的美國，特朗普如果再像里根一樣大規模減税，註定會失敗，持這種看法人大多在知識界和媒體界。
但是，特朗普和里根身處不同時代為何給經濟發展同樣開出了減税的藥方呢？這個問題需要具體分析。
從特朗普贏得大選的背景看，跟當年里根入主白宮確有相似之處，二者共同的背景就是美國社會的衰落。正是這個相類似的社會背景使得特朗普在競選中重複了里根當年“使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也正是美國社會的現實危機使得特朗普提出了媲美里根時代的減税計劃。
有的學者認為里根上台正值美國經濟的最高峯期，而今天的美國正處於國力衰敗之際，所以特朗普要效法里根時期的減税政策只能是失敗，客觀地説，這個判斷與基本事實不符。
美國經濟大約從1969年開始進入停滯狀態，這是約翰遜政府以福利形式推動的“偉大社會”留下的後遺症所致。約翰遜的改革雖然緩解了社會矛盾，但卻把政府的公共開支推到了一個難以支撐的高度。
到了七十年代，美國進入了失業與通貨膨脹並存的嚴重“滯脹”局面，失業率和通脹率都在10%左右徘徊。此外，由於美元與黃金脱鈎後一直沒有找到自己的支撐點，一直處於下跌狀態，美元對世界主要貨幣匯率出現了高達16%的大幅下跌。
再有就是兩次“石油危機”導致的油價暴漲，使得美國進口商品價格大幅上漲，通貨膨脹一度超過兩位數。當時美國的蕭條景象在經濟中心的曼哈頓即可見一斑。在七十年代後期，紐約百老匯大街和8大道以西的許多大樓已是人去樓空，垃圾遍地，如今繁華的時報廣場在當時是垃圾遍地，色情商店林立。當時的美國總統吉米.卡特曾在布朗士考察時留下一組張照片，當時布朗士的衰敗景象令人觸目驚心，這組照片在全球瘋傳，世人震驚不已。
吉米·卡特總統在布朗士考察
在國際上，美國在越南失敗，菲律賓和伊朗的獨裁盟友相繼垮台，再加上卡特政府解決“伊朗人質危機”的失敗，美國在全球威信掃地，力量急劇收縮。這個時候蘇聯在與美國的爭霸中佔據了優勢。如果不是蘇聯在1980年犯了入侵阿富汗的重大戰略錯誤，如果不是改革開放中的中國與衰退中的美國為了自身的戰略利益而共同抵制蘇聯在全球的擴張，美國當時有可能在多重危機下崩潰。
所以，七十年代末，美國事實上已經陷入全面危機，這就是里根上台前的時代背景，也是里根提出“使美國再次偉大”口號的現實原因。怎樣才能讓美國渡過危機而“再次偉大”？對於里根政府來説，首要之急是解決通貨膨脹，穩住搖搖欲墜的美元體系，重建已經沒有黃金支撐的美元霸權。而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加息、減税成了里根政府解決經濟問題的根本政策。
與美國經濟“滯漲”的七十年代相比，今天美國社會的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當年的高通脹和高失業並非是今天美國的主要問題。 2016年，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只有1%左右，低於西方大多數國家，也低於中國。美國在保持低通脹的同時，美元也正繼續走向強勢，全球經濟對美元仍有相當的升值預期；此外，美國近年來失業率一直在5%上下徘徊，2016年的失業率不到5%，這樣的失業率在美國戰後七十多年中算是不錯的。
但是，儘管今天的美國早已沒有高通脹和高失業的威脅，這並不等於美國就遠離危機了。事實上，美國經濟今天雖然表面上看似鮮光，增長率、通脹率、失業率等數據都不算差，但有一個重大危機正在形成，這就是產業空心化以及產業空心化帶來的社會結構變化和社會危機，正是這個危機把特朗普推上了政治舞台。
與歷史上所有過度依賴海外財富的老大帝國一樣，美國社會過去幾十年在全球化進程中越來越依賴於海外財富的支撐，國內中產階級急劇萎縮。由海外流入的巨大財富在支撐美國統治精英的同時，嚴重瓦解了國內中產階級的生存能力和競爭能力，社會結構日益走向兩極化。
從1895年到2009年，美國一直是世界製造業的領袖。但目前美國本土製造業正在不斷萎縮。自2000年以來，美國製造業崗位數量減少了29%。2016年美國製造業增加值對GDP佔比僅為12%,而中國為30%,德國為23%,歐盟為16%，這是美國競爭力下降的一個重要指標。
製造業的衰退導致美國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大量中等技術工人向下滑落，不得不在低技能、低收入的行業中就業。在過去幾年，美國低收入行業的就業總人數大約是4000萬人，這些人的收入低於聯邦政府2.3萬美元的貧困線標準，而這個收入要養活一個家庭。美國勞工局幾年前曾列出了22種低收入工作，包括建築設施維修（30個就業者中就有1個從事該工作），辦公室行政助理（6個就業者中有1個從事該工作）。2010年收入最低的工人主要分佈在食品餐飲服務行業，佔了低收入總人數的75%。
所以，儘管美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獲得了最多的財富，各項數據良好，但美國的競爭力正在急劇下降，美國內陸各州的白人藍領勞工是這一波經濟結構變化的利益受損者，也是今天美國社會一個巨大的憤怒羣體。如果產業空心化的問題不解決，如果美國不能重振製造業，不僅經濟會走向衰落，而伴隨製造業衰落的白人藍領勞工將可能成為一個極不穩定的社會力量，族裔之間的矛盾可能會公開化，美國極有可能重蹈古代羅馬帝國的覆轍。於是，對於特朗普來説，“使美國重新偉大”就是要重振美國製造業，解決產業空心化問題，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特朗普認為減税是不二法門。
二，特朗普減税與里根減税的不同
如上所述，特朗普和里根的減税政策都是美國社會危機的產物，都是為了“使美國再次偉大”，雖然二者面臨的危機不同，要解決的問題也不同，但二者都採取大規模減税來解決問題。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跟二人信奉的政治哲學與經濟思想有關。特朗普和里根在思想上都傾向於新自由主義或自由意志主義，厭惡自由派；都主張減税縮小政府規模，給私人企業以最大自由，反對市場的干預。希望以減輕企業税收的方式來提升企業在全球的競爭力。
特朗普與里根
但是，里根當時面臨的最嚴重問題是經濟滯漲和美元持續下滑。如何使美元堅挺和強大起來？如何解決高通脹和高失業？是需要首先解決的問題。當時的里根把穩定美元和降低通貨膨脹放到了問題的首位。所以，里根政府一進入白宮就按照弗裏德曼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主張，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但同時通過加息促使全球美元流回美國。
1980年，里根執政的第一年，主掌美聯儲的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配合里根政府大幅加息，把聯邦基金利率升至20%，由此開啓了美元與黃金脱鈎後的第一次大幅度上漲。自1982年起，美國從國際資本淨輸出國轉為淨輸入國，國際資本流入規模開始逐年增長。到了1983年，美國的通脹率從13.4%降到了不到4%。1984年，美國的失業率也從10%以上的高位降至1984年的7.2%。在里根執政的8年，貨幣供應學派的理論一直是里根政府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而里根任內在1981年和1986年的兩次減税的同時，都堅持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和加息以減少通貨膨脹，這是里根時代減税的特點。
但特朗普今天面臨的問題不一樣，美元的地位、通貨膨脹和失業率都不是構成今天美國危機的主要因素，唯有產業空心化正在瓦解美國的根基，破壞美國的社會結構，這一點，商人出身的特朗普看的很透徹。所以，不同於里根時期的加息減税政策，特朗普從一開始就反對聯儲會加息，因為加息固然能使美元更加強勢，但卻不利於美國企業的成長與發展。在特朗普看來，強大的製造業比強勢美元更重要，美國的海外企業以及全球優秀企業遷移進美國比虛擬經濟中的金融資金流進美國更重要，這是特朗普在經濟上最根本的思想，也是特朗普不同於里根的地方。2017年以來，美國聯儲會並未像許多人預期那樣大幅加息，特朗普的反對態度是一個重要因素。
如果我們仔細分析特朗普的減税方案，可以發現，特朗普的減税是試圖從兩個方面來複興美國企業。一方面，這個減税方案給國內企業以巨大的税收優惠，把企業税率從30%降到15%，這已差不多是世界上除了愛爾蘭之外最低的企業税。
另一方面，試圖把海外企業吸引到美國也是這次税制改革的一個重點。這次特朗普的減税方案主張對美國企業海外留存的數萬億美元徵收一次性10%的税收，應當是相當優惠。同時，為了防止一些習慣在海外逃税的企業不為這些小利所動，特朗普也反覆重申要對那些搬離美國的公司施加35%的懲罰性關税。
要而言之，通過大幅度減税來防止美國企業在全球化浪潮中外遷和吸引全球優質企業彙集美國是特朗普在經濟上的基本國策。當前的美元足夠堅挺，並無需要為增強美元地位而加息。展望未來，特朗普政府的減税方案很難跟加息同時並行。將來即使因為匯率動盪而不得不加息，幅度也不會太大，因為加息會增加企業融資成本，加重企業負擔，並不利於企業發展。重振美國企業是特朗普“使美國再度偉大”的核心內容。所以特朗普的減税減税計劃跟里根時期大幅加息的減税有相當不同，那種預期美元會對人民幣大幅升值的人可能將來會失望。
三、特朗普減税方案可能遭遇的問題
從理論上説，政府減税意味着降低企業成本，提高企業競爭力，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當然促進作用。但是，對於美國這樣一個基礎設施亟待翻修，但又到處充當世界警察的國家來説，政府實在是太需要錢了。如果特朗普政府大幅度減税，美國政府巨大的財政支出如何維持？另外，美國政府的大規模減税能不能達到改變世界經濟格局，吸引海外企業回國的目的？
第一， 特朗普的減税是否會引起嚴重的財政赤字？對於這個問題，特朗普和財政部長史蒂文·姆努欽都充滿信心。特朗普和姆努欽都很迷信拉佛的理論，相信減税必然能能夠刺激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必然會擴大税基，税基擴大，税收總量自然會增加。説的簡單一些，只要蛋糕做大了，企業數量增加了，規模擴大了，税基的擴大足以彌補每個企業因税率下降而少交的税。但這個理由在眾多的西方經濟學家，特別是自由派學者，包括英國的《金融時報》看來，是一種愚蠢的異想天開。
在批評者看來，今天特朗普的減税遠比里根時期更為困難，因為聯邦政府早已是債台高築，財政赤字擴大的空間實在有限。在里根上台的時候，儘管也存在着大幅度增加軍費和大規模減少税收的矛盾，但政府負債率不到GDP的40%，所以當時里根政府可以大量發行國債支持其減税和同時與前蘇聯開展軍備競賽。
但是，特朗普今天卻難有當年裏根享有的財政空間。奧巴馬在執政8年後留給特朗普的政府國債是19.95萬億美元，已經頂到了20萬億上限的天花板。如果國會不重新批准上調國債上限，特朗普政府在財政上已經沒有空間來增加任何赤字以彌補減税後帶來的政府收入減少。但是，這個19.95萬億的國債已經佔到美國GPD的110%，如此之高債務佔比使得國會在提升債務上限時不得不考慮到國家破產的風險。
由此看來，特朗普的減税方案確實具有一定空想性，《金融時報》把這個減税計劃稱之為異想天開有一定道理。特朗普一方面推出大規模減税計劃來刺激經濟，同時又要推出1萬億美元基礎設施計劃，還要擴大海軍規模，大幅提高軍費開支，在無法增加政府財政赤字的情況下，特朗普的減税計劃和重振美國的雄心壯志如何才能實現？
不過，現實總是比推理複雜，政策總比理論靈活。從歷史上看，減税與政府財政赤字的關係並非呈現絕對的正相關關係。奧巴馬執政8年，在歷屆政府中算減税很少的，但當奧巴馬下台時，美國政府債務卻從10.6萬億美元增加到19.95萬億，政府債務幾乎翻了一倍。這個事實説明減税的多寡與政府債務並不一定成正比。這當中經濟總量的發展速度，政府的總體開銷的增減，政府財政支出結構的改變，基本建設的投資方式等等因素，都會對政府債務規模發生影響。目前，美國預算局正在要求大幅減少對國務院的對外援助和其它計劃，削減國務院和援外機構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SAID)31%的預算。國務卿蒂勒森已提出裁員2，300人的方案，並將國務院下個會計年度的預算減少26%。展望未來，美國政府為了大幅度減税在削減開支上還有何種動作，現在難以預料。所以，對特朗普減税方案的前景還要具體觀察和分析，過早的肯定或否定都有失武斷。
第二，特朗普的減税方案能否留住美國企業？能否吸引海外企業轉移到美國？
特朗普對於自己的減税方案説過這麼一段話：税改能讓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強大的工作磁鐵，既讓本土企業不願離開，也讓海外美國企業願意遷回本土，從而創造更多就業崗位。但是，特朗普的減税是否真的能夠對美國企業有巨大吸引力？對這個問題恐怕不能一概而論。
還在特朗普就職前的去年底，CNBC對全球企業的CFO就特朗普執政後可能制定的政策作了問卷調查，結果是企業減税方案獲得的回饋最為正面。在受訪者中，74%的美國企業高管，86%的歐洲和中東高管和43%的亞太高管都認為特朗普的減税政策是首任要務。由此看來，特朗普的減税方案對資本和企業高管確實具有相當的吸引力。
根據4月29日美銀美林最新報告顯示，最近一週湧入美國基金及交易所交易基金（ETF） 的資金在單週內高達235.6億美元，創單週最多的記錄，大幅超過之前於2015年3月所創的150億美元單週紀錄。在上一週，全球股市淨流入210億美元，流入美國股票基金的資金最多，高達176億美元。追蹤標普500指數表現的SPDR S&P 500 ETF吸收了約40億美元資金。美銀美林首席投資主管Michael Hartnett對這個現象的解釋是，美國股票基金吸引大量資金流入的主要原因是投資者對特朗普減税計劃的預期。
但是，從特朗普贏得大選已有5個多月，美國海外企業對減税預期時間已不短，但到目前為止，美國的海外企業並未出現大規模回遷的跡象。正如一些有識之士所指出，對相當多的海外美國企業來説，僅僅是減税並不足以把它們吸引回美國，因為大多數美國企業當年遷往海外，或在海外創業，歸根到底還是市場規律和全球化的浪潮所推動，税率並不是美國企業外遷的決定性因素。一個企業對產地選擇必須要考慮到多種因素，其中包括原材料產地、勞動力素質和價格，產業鏈的上下游分佈，當地政府對企業發展的支持度，消費市場的地理分佈等等，税收的多少雖然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但僅僅依靠税收仍不足以改變今天全球產業鏈的分佈。特朗普關於税改能讓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強大的工作磁鐵的想法過於簡單。
綜合説來，特朗普的減税計劃在國會獲得通過的可能還是很大，只是最後通過的方案可能會打一些折扣。而減税引發突破政府債務上限這個問題並不像有些人想象那麼大。除了大幅減税卻有可能擴大税基、增減税源這個效果外，特朗普很可能會採取裁減政府冗員，縮小政府規模，削減政府福利等措施。此外，政府債務儘管存在20萬億的上限，但這個上限並非不能打破。
奧巴馬任內 美國國債高速增長
事實上，歷屆美國總統都打次打破政府債務上限。奧巴馬執政期間，突破債務上限超過5次，小布什任內7次，克林頓任內8次，而里根任內債務上限突破了18次。所以，如果特朗普在任內讓國會批准打破20萬億美元的債務上限，並不會讓人感到吃驚。事實上，財政部長史蒂文·姆努欽已經不止一次表示過希望國會調高政府債務的上限。
特朗普減税方案的真正問題在於，究竟能不能再次把美國變成全球最強大的工作磁鐵？美國能否通過減税來實現“再工業化“ 的目標？可以預料，特朗普的減税計劃對提升美國企業的競爭力，重振美國經濟還是有相當正面意義的。但是，特朗普要想通過減税方案改變產業鏈的全球佈局是不太可能的。特朗普政府應當看清楚這麼一個基本事實，近幾十年，以世界重新分工為主要內容的全球化是一個既不可阻擋，也不可逆的過程。
美國的產業空心化的形成並非一朝一夕，而是持續了數十年。美國充當世界工廠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而中國所擁有的人口數量、勞動素質、上下游產業鏈的分佈、政府對製造業的支持，使得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還會持續相當長時間，這是歷史發展的趨勢。一個人、一屆政府、一個國家，只能順應時代做符合歷史潮流的事，而美國政府應當做的是找到適合美國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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