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兵：黃之鋒等的美國國會“政治秀”意味着什麼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李曉兵】

5月3日，美國會與行政部門中國委員會舉行了題為“主權迴歸20週年，香港模式能否持續？”的聽證會，對香港迴歸20年來落實“一國兩制”的情況提出指責。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銅鑼灣書店前店長林榮基一併出席“作證”，原港英政府末代總督彭定康則以視頻方式參會。

而在此之前，李柱銘和黃之鋒於5月1日在美國傳統基金會發表演説。黃之鋒在演説時還稱，希望美國國會能恢復“香港事務議員團”，同時希望台灣“立法院”能成立一個“香港事務議員團”，關心香港民主進程。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聲稱，“一國兩制”已經變成“一國1.5制”。

5月4日，黃之鋒與紐約大學香港留學生敖卓軒在美國《紐約時報》共同撰文，聲稱“美國國會應該儘自己的責任，恢復白宮對香港的興趣，釋放出美國關心香港政治自由的信號”。

對此，中國外交部在5月4日下午的例行記者會中表示，堅決反對任何國家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務。香港個別人士勾結外國勢力，插手香港事務的企圖不會得逞。

黃之鋒、李柱銘等參加美國國會關於香港問題聽證會

警惕香港問題上的“英退美進”

香港曾經被英國殖民統治過一個多世紀，但是英國對於香港的影響力在日漸衰減。事實上，二戰之後英國對於其在國際舞台上的頹勢已經無力迴天，1997年7月1日，香港迴歸是大英帝國的一次體面撤退。今日的英國，國內分離主義活動頻頻以及“公投脱歐”等問題讓英國政府在內政和外交上應接不暇。

英國在2015年率先申請加入亞投行併成為創始成員國，中英兩國共同構建面向21世紀全球全面戰略伙伴關係的提出，積極響應中國倡議並推動中英關係走向“黃金時代”，種種跡象表明，英國對於中國最近幾十年蓬勃的發展勢頭和取得的長足進步，日益採取現實主義的立場。

過去，香港社會一些政治力量罔顧香港迴歸之後中國對香港擁有主權和全面管制權的基本事實，曾經對倫敦的政治影響力念念不忘，甚至希望曾管制香港的英國仍要承擔其政治責任。而今，隨着英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下降，當下的香港則呈現出一種“英退美進”的趨勢，這是戰略態勢上的轉換。

由於英美傳統的特殊盟友關係，二者在戰略利益上有着多重交集。在亞太地區，英美之間的戰略利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依存性，但也存在着一些矛盾。整體而言，二戰之後美國要在全球擠壓英國的戰略利益空間，並努力實現取而代之的基本目標；另外一方面，英國在諸多方面有求於美國，對於“英退美進”的既成事實也被迫採取了務實態度。亞太地區戰略格局的轉換符合英國的現實需要，同時滿足了美國的要求。

1997年6月30日，工人們把政府大廳裏面的英國國徽移走

現在，中英關係日漸走上良性互動的軌道，英國一些政治人物對於香港問題的表態，已經不能產生他們所期待的影響，於是，李柱銘、黃之鋒之流就將期待的目光投向華盛頓，這就是他們選擇去美國國會而不是去倫敦的原因。當然，英國過氣的政治人物彭定康對於他們在美國的“政治秀”也積極配合。

奧巴馬時期在香港問題上已經日益呈現出“英退美進”的趨勢，特朗普上台後，對於香港這一重要的戰略據點，美國不會簡單的撤退。儘管有收縮的跡象，但是美國國內一些鷹派，以及在中美關係上持強硬立場的人士，並不會放棄香港這個戰略據點。

在過去幾年中，香港特區所經歷的違法“佔中運動”、“雨傘革命”等政治過程中，都有美國一些政治力量頻繁活躍積極介入的影子。但事實上，在涉及到中美兩國關係正常發展的問題上，美國政府完全沒有必要圍繞香港做出出格的表態。

不過，在美國國會內部，由於多元政治力量的存在，有些政客可能會和香港的一些政治力量聯合進行表演，甚至希望在香港問題上做一些文章。這也是美國本身政治結構使然，也是美國政治過程中的一種常態化表現。

在此過程中，一些美國的頑固派、強硬派發出一些異樣的聲音是有可能的，不過，香港問題並不是中美較量、利益碰撞的前沿。當前，中美兩國之間直接碰撞的利益點很多，比如在中美貿易、台灣問題、南海問題、朝鮮問題、互聯網和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中美直接的碰撞與接觸更多，香港問題則是中美利益交叉和交錯點。

“一國1.5制”：掩耳盜鈴的政治判斷

面對香港特區豐富多彩的“一國兩制”實踐，李柱銘和黃之鋒在美國的“政治秀”無疑顯得格外無力。黃之鋒所提出的香港特區“一國兩制”已經變成“一國1.5制”，將來可能會變成“一國一制”，這樣的説法更是顯示出於其對香港特區過去20年“一國兩制”實踐認識的淺薄，可謂是罔顧事實、睜着眼睛説瞎話，是一種幼稚的、掩耳盜鈴的政治判斷。在他們的眼中，根本看不到香港特區“一國兩制”在實踐中面對新問題、迎接新挑戰過程中的發展，更不願深刻理解和認識“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豐富多彩的實踐。

黃之鋒提出的所謂“一國1.5制”正是出於對現實的簡單判斷

事實上，在過去20年間，香港特區“一國兩制”的實踐不斷走向縱深，我們對於“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的認識也不斷深化。香港特區今天的“一國兩制”，一定不是《中英聯合聲明》中所描述的“一國兩制”，也不是1990年《基本法》通過時確定的“一國兩制”，而是香港特區成立20年，歷經風雨之後又見彩虹的“一國兩制”。

在香港社會內部治理以及在中央和特別行政區關係上，《基本法》的實施以及各種憲制慣例的積累和沉澱，這一切讓“一國兩制”的理論與實踐都有了新的發展，也讓“一國兩制”原則增加了新內涵,即在“國家統一”目標得以實現之後,香港特區“一國兩制”的制度性安排和創造性實踐讓“國家治理現代化”成為“一國兩制”原則的基本內容。“一國兩制”的實踐從國家統一目標的實現到國家治理目標的落實，這是對“一國兩制”理論和實踐的豐富和深化。

今天的世界正處在一個深度整合和變化的臨界點上，中國過去三十年經歷滄海桑田的歷史變遷，香港特區也需要在變幻的世界中轉換角色，如若不變，反而無法應對和解決現實中的問題，那麼“一國兩制”也將會淪落為一種幼稚的法治實踐和政治過程。在香港特區成立20週年的歷史時刻，深入地認識香港特區“一國兩制”實踐的變與不變，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話題。

中國中央政府落實“一國兩制”的基本立場不會改變，而在香港特區內部治理，以及在香港特區和中央政府的關係良性互動上，在諸多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解決過程中，不斷有新的實踐和慣例沉澱下來形成新的關係，以及香港特區和周邊區域之間從自然分工到優勢競爭而帶來的此消彼長的改變，特別是區域融合進程的加速和優勢互補合作的展開，這些都是必須正視的實踐和現實。

在此情況下，“一國兩制”不可能是簡單的重複過去政治判斷的問題，也不可能是機械適用《基本法》文本規定的問題，而是在現實的政治、社會、經濟條件下，特區的高度自治和“一國兩制”的實踐，面對複雜的社會環境，應對新問題時，所呈現出的必要的發展和變化。

香港迴歸20年，“一國兩制”也隨實踐不斷發展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香港特區“一國兩制”實踐的發展可謂是形勢使然。“一國兩制”的實踐不可能停留在中英談判的那一刻，也不可能停留在香港迴歸、英國撤離的那一刻。我們對“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和政治承諾，以及《基本法》的保障是不變的。但是應對香港複雜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時，要豐富和深化“一國兩制”理論，讓“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的實踐走向縱深，這樣才能夠讓“一國兩制”在現實而多彩的實踐中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

對於李柱銘、黃之鋒等人在美國的“表演”，我們無法簡單地能進行禁止或限制，更沒辦法一廂情願地要求其他國家的政治人物，不要對香港事務指手畫腳。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一國兩制”實踐上，保持戰略定力，堅守中國的基本立場和基本節奏。當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繁榮穩定、民生髮展、循序漸進的民主政治進程，以及社會氛圍進一步改善等目標穩步得到實現之後，國際上的這些雜音和謬論就會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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