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小寶：一場社會學年會折射了整個學術圈子的運營規則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小寶】

記得那年我才剛開始讀博，有幸參加了社會學年會，各個分論壇加起來也有二十幾個之多。然而，特邀發言的嘉賓們雖然大多是名聲如雷貫耳，講稿的內容可不一定都名副其實。我與幾個同行的博士新生都能聽得出來，不少“大佬”們可能已經很久沒有在一線做研究了，經驗質感明顯不足，也就提不起多大的興趣把所有的分論壇都跑一趟，於是早早離場，回寢室與師兄們煮火鍋去了。

那次年會是老師參與承辦的，結束不久後，我也在私下裏請教過：這種並無多少營養的事情，難道只是為了把每年的會員費和老師自己的課題經費花掉而已嗎？

得到的回答大意是：辦會的內容並不重要，請來的人才重要。每年的各種基金、課題的評委都會在此時集中亮相，有需要提攜後生的導師要趁這個機會帶着弟子好好挨個拜會，否則兩年內拿不到省部級基金的博士後就不能順利出站、發不出A刊的青年講師們無法晉升副教授。

哪怕教授們自己也不能例外：當年有“面上”和“重大”項目要申請的，也得跟學部委員和歷年“高中”的同行們這些“當然評委”套套近乎，後面進京答辯的時候才能有更多的贏面。平時大家都是天南海北地在各個學校、機構裏忙着自己的事情，一年到頭也就指望着在這一週不到的時間裏辦完這麼多重要的事情。

因此，分論壇多辦幾個也是應該的，這都是用來昭告“我來了”、“我上了”的窗口，辦會的錢花得再多也值，都是為了整個“學術共同體”的繁榮與發展。

總而言之，學會成了學術圈子的一次年度社交茶話會。當然，後來我也慢慢明白，事情並不盡於此：學術沙龍請來的講座人，可能是某某課題結項的評審組成員之一；新從國外簽約的客座教授，可能是為了把他的名字放進新項目的國外合作方名單裏，等等等等。凡事皆有第二層意義，也就把事情本來的面目淡化得不是那麼清晰了。這也並不僅僅是專屬於社會學會的問題，也不是僅發生在人文社科領域，恐怕是當前國內很多學術圈子共通的現象和慣例。

不久之前，退休的北大鄭也夫教授毛遂自薦，公開登報聲明要參加2017年中國社會學會會長的競選，新聞在社會學會之外一時間甚囂塵上，但是圈內卻仍舊是平靜如故。

《中國青年報》的報道里説：鄭先生是“預想能夠喚醒一些麻木於理念宣講的人們，可能會被同行間公開競爭的輸贏吸引，會激起一些風浪”，然而“一個月內未接一個同仁的電話，博客裏自薦書下只有10個人回覆”，中國社會學會也按部就班地更新着2017年年會信息，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鄭也夫（圖）毛遂自薦2017年中國社會學會會長，圈內反應平淡

讀到這裏，想到鄭先生以前常常以“超脱體制”自況，而這次可能是他真的是超的太久也太遠了，都已經忘記這套體系是依照着一種怎樣的邏輯來運轉的了。

舉個不甚恰當的例子，對於很多新聞吸引而來的圍觀羣眾來説，他們可能滿心期待着以為這將會是一出：“各大門派圍攻光明頂”的好戲，就等着學界的各個山頭、大佬們，出來回應鄭先生這個突然冒出來攪事的“旁門左道”，而鄭先生自己則應該高擎“學術獨立”這一杆大旗，與各懷鬼胎、利益紛雜的“當權派”唇槍舌劍一番。

如今，鄭先生投下這顆石頭之後，學術江湖裏波瀾不驚，羣眾與新聞界都是大失所望。然而，對於學會所代表的廣大羣體來説，保持沉默本身就是勝利：如今恰逢盛世隨着國力蒸蒸日上、科研經費這塊蛋糕也越做越大，既然無關生死存亡，正忙着分蛋糕的時候又何必管你外面的幾聲無關痛癢的雜音呢？日子久了，總會有那麼一兩個臨退休的、體制外的“刺頭”不時地跳出來，把整個“學術共同體”批判一番，搞個大新聞。

只要學會內部能夠上下一心，以不變應萬變，任他雨打風吹，我自巋然不動，沒有後續發酵的事件終將歸於沉寂，然後會照開、酒照喝，直到下一個必然會出現的“刺頭”出現，形成了一個輪迴循環。固然並不光彩，可是既然大多數人並無利益損失，那麼你憑什麼要多説呢？反過來，願意出頭的這些人，大多數是已然不靠體制、而且是得不到體制好處的那一批早就被排除在體制外的“異己分子”，他們的話早就是耳旁風了。

所以，儘管我們可以一再按照理想主義的路線高喊着：要學術與行政、學術與政治分開；但我們必須正視學術與行政、政治已經是血肉交融的現實。改革學術圈，倘若政治權力不有所動作，指望壟斷利益的學會自我改革，這是要等着上上下下的袞袞諸公同時良心發現？

當然，這裏絕不是沒有任何將鄭先生的義舉，視作是“退休前的一位與體制無甚瓜葛的老人在放空炮、甚至是沽名釣譽”的意思，恰恰相反，鄭先生不僅一直是我與老師長期以來所敬重的一位“學界大牛”，鄭先生所道出的字字均為現實，我們同門均深以為然。

也並不是説，這種批評只是毫無建樹的空談，據我所知，不僅僅是鄭先生，包括同已跳出體制外的應星教授等等，批判的聲音從未停止過，只不過如今鄭先生又再往前更進一步付諸行動了。而要論為什麼某些機構和個人端着“雷打不動”一般毫無反應和不予理睬的態度，板子也無論如何是不應該打到鄭先生身上的。

“學術圈子的‘體制內’氣氛搞得太差，該變、也遲早是要變的”，其實早就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共識了。然而，正如電影《師父》中的那個武行江湖：在這個規矩嚴密的江湖，其二字潛移默化地決定着所有人的名譽與歸宿，規矩構成了一切行為準則、才保證各門各派得以正常運轉，在一片井然有序的規矩之下，人們各取所需；但也正是因為“規矩”的存在，才導致外表一片繁榮之下，內裏早已人才凋零、搖搖欲墜。

電影《師父》中，鄭山傲（下圖右）深知武學圈“潛規則”對整個行業有着致命的傷害，從白俄女人跳舞的大腿中（上圖）嗅到了危機感

故事裏，年事漸高、行將隱退的宗師鄭山傲作為頭牌，冒着風險去壞規矩的原因，是看到白俄女人的舞步與拳理同妙，遲早功夫的秘密要被洋人破解，不教真的不行了；然而，整個學術圈子的幾十萬知識分子，跟着“西方中心主義”、“經濟學帝國主義”、“唯論文導向”等等“魔棒”起舞已經幾十年了，“規矩”的深厚、“利益”的頑固不知道要高到哪裏去了。

“人謀事，先安己”，要想去幹這種觸動整個行業、得罪所有大佬、自斷本人生路的事情，每個人都會在心裏掂量一下：自己的角色究竟是鄭山傲呢、是陳識呢、是鄒館長呢、是林希文呢、還是耿良辰呢？

我想起當年從年會跑出來之後的那頓火鍋。大師兄、二師兄都是經歷過大場面的：當年在酒桌上，他們見證了卸任的老院長拉着新院長的手説，“某某學會常務理事的位置我是交給你了，這一塊的學術內容也等着你領頭去做，今後要把學院這些同志、尤其是年輕的老師們帶好”。聽完幾個新生的牢騷，大師兄説：“一個知識分子改變不了什麼的”，二師兄淡淡地接了一句：“一百個也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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