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馬克龍想要救法國，得先過這五關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2017年法國大選創造了一個奇蹟：一個一年前才成立的政黨、一個從未參加過選舉、僅擔任過兩年多經濟部長、而且年僅39歲的馬克龍，一躍成為總統。

然而，面對弊病纏身、積重難返同時多重危機爆發的法國，這位沒有經驗和強大政黨支持的政治新人，能夠改變進而拯救法國嗎？以我在法國十多年的觀察，馬克龍必須要跨過至少五關。

首先就是馬克龍的能力。

馬克龍能贏得選舉並不是憑藉過人的政績——他從政時間極短，自然也沒有機會展示這方面的才能，而是憑藉偶然性和運氣。偶然性是指聲望最高的右派共和黨候選人菲永出現了“空薪門”醜聞，從而令他能夠進入第二輪。這和他的競爭對手勒龐不同。不管發生什麼事情，勒龐都能憑藉穩固的實力進入第二輪。即使對手也用各種醜聞打擊她，但都不起作用。當然勒龐進入第二輪則給了馬克龍當總統的運氣。畢竟今天的法國還是存在着一個“國民陣線定律”：誰遇到這個對手就一定能贏得大選。但必須指出的是，民眾投他的票不是因為認同和支持，而是為了避免他們認為的一個更壞的結果。

馬克龍應該感謝他的對手勒龐

但是處於非常時期的法國需要一個強人來領導。就如同歷史上的拿破崙和戴高樂，二者都憑藉過人的軍功贏得威望，同時又擁有過人的政治智慧和個人魅力，這對一個年青的、寸功未立的政治局外人來講，是否能堪當大任，則是巨大的問號。我們不妨看看美國，特朗普執政百日了，還在學習如何當總統。今天的世界畢竟和近代不同了，全球化、互聯網和智能手機時代以及民權的強勢崛起，都令政府的管理太過複雜，其專業性、複雜性對個人能力的要求已經是相當高了。

第二則是制度關。

馬克龍雖然自稱不左不右，但實際上應屬於左翼政治人物，簡而言之，經濟上偏右，政治和社會立場偏左。因此他勝選後，面對的體制性挑戰非常巨大，直接制約了他的行動能力。

一是根據總統大選選票的分佈情況，國會選舉將很難出現某一政黨單獨過半。馬克龍的前進黨、極左、極右、共和黨、社會黨將不同比例的瓜分國會席位。馬克龍必須要建立一個聯合政府——雖然他在選舉中一再排除聯合政府的可能性。由於極左和極右都反對歐盟，雙方立場相隔甚遠，相對而言，他和社會黨合作的可能性更大。但社會黨不會支持他的經濟自由主義。事實上，法國的自由主義傳統和英美國家的自由主義傳統是很不同的。在英美國家可以實行的經濟自由主義政策，在法國卻阻力重重。

二是國會第一大黨將很有可能是共和黨（至少也會是第一大反對黨）。在這種情況下，他有兩種選擇：或者他不得不任命共和黨人士出任總理，但共和黨不會認同他的政治和社會立場；或者他和社會黨結盟，任命社會黨人擔任總理，那麼其他政黨必然聯手共同反對。

所以處在社會黨、共和黨和其他政黨夾縫中的馬克龍將很難施政。更何況出於下一次贏得大選的需要，這幾大黨除了拆台並不會給他施以援手。

以我個人判斷，國會將再現第四共和的狀況：無法建立一個穩固的政府而頻頻更換總理，國家陷入內耗之中。

第三關則是法國的國民性。

法國民眾浪漫好享受，恰好又碰上了賦與民眾巨大權力的民主制度，從而使得這個國民性的弊端得到制度性放大。上世紀九十年代，希拉剋剛剛當上法國總統就決定進行改革，其行動比德國還早近十年。但是面對普天蓋地的示威和抗議，他不得不妥協，從而錯失了最佳改革機會。到了希拉剋的末期，總理德維爾潘又進行了幅度極小的改革，即為了增加年青人的就業而擴大了企業在僱用青年人時的權利，結果又是舉國憤慨。儘管都已經被總統簽署成為法律，但在民眾的壓力之下也不得不廢除。

我在很早的一篇文章就指出法國公民社會的“黑手黨化”：只要權利，不要責任。甚至借國難之機而向國家發難，謀取個人利益。2003年，法國出現罕見的高温，造成上萬人死亡。2006年，當高温再現法國的時候，本來就應該吸取教訓的法國醫療界居然因自身待遇等問題發動罷工！向政府施壓，以滿足其要求。2005年，巴黎申辦奧運會進入倒計時一刻，當國際奧運會到巴黎考察時，交通部門就選在這一天進行總罷工，因為他們認為只有這個時候才最有效果。最後巴黎申辦失敗顯然與此有關（如果舉辦奧運會時也如法炮製，後果將是災難性的）。試想，當中國發生非典的時候，中國民眾也如同法國一樣，國家會淪落到什麼境地？所以我才説，法國的公民社會已經徹底“黑手黨化”——只知空手勒索，否則就訴諸街頭，癱瘓國家。

客觀而言，政治人物是清醒的，也知道改革的必要性。這次共和黨候選人菲永在十年前剛擔任總理時就打破禁忌，公開講法國財政已經破產，必須改革。只是擁有選票的民眾不認可，他們隨時可以利用這個制度賦予的權力，與任何損害眼前利益、個人利益的改革方案對抗，讓任何改革都胎死腹中。

所以對於馬克龍而言，即使他再度創造奇蹟成為國會過半的第一大黨，或者其他政黨都拋棄私心、團結一致共赴國難，他也很難過了民眾這一關。

更何況，馬克龍還想競選連任，他怎麼有膽量和民眾對抗到底呢？他頂多進行一點修修補補，或者想辦法借到更多的外債（法國的國家債務已經超過經濟總量）。

法國這種制度最大的問題在於，要想變革，不僅政治人物要明白，絕大多數民眾也必須明白，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有的國家之所以改革能夠成功，就在於政治精英意識到這種不可能性，於是根本不管民眾是否支持，就是用強力去執行。由於這在民主制度下等同於政治自殺，所以這需要一個有能力和魅力而且非常無私的政治人物才能做得到。這方面成功的例子都是曾經擁有歐洲病夫稱號的英國和德國。

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為了推進改革，抓捕了11300礦工，9人在衝突中被打死，其中包括3名青少年，更直接把工會的力量打到殘（立法限制工會罷工的權力）。德國的施羅德總理寧可下台也一定要改革，決不退讓，最後兩個人都成功地改變了各自國家衰敗的命運。當然代價也是很沉重，撒切爾夫人去世時，連她的女兒都拒絕參加她的葬禮，更有很多民眾慶祝她的離世。施羅德則為了謀生（打離婚官司已經破產）只好跑到俄羅斯靠普京的施捨（德俄關係在他任上還相當不錯）過活。

只是到目前看來，法國還沒有一個政治人物能有此魄力，敢於放棄自己的政治私利，敢於對不醒悟的民眾説不。

馬克龍發表勝選演講

第四關則是難民和反恐。

這本就是馬克龍的弱項，在選舉中也屢屢被對手所攻擊。現在的難民危機需要西方改變策略，拋棄價值觀：迅速和阿薩德、俄羅斯結盟結束敍利亞內戰。同時用強力結束利比亞的無政府狀態；接受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反民主治國方略，改善雙邊關係；拒絕或者大幅度減少接受難民。

這一點對於離經叛道的勒龐不是問題——對於美國的特朗普也不是問題，他是西方大國中唯一一個對埃爾多安的公投成功表示祝賀的領導人，也是一再努力拒絕穆斯林入境、大量遣返非法移民。但對於擁抱西方傳統價值觀的馬克龍則是不可能的。

至於反恐，則需要考慮到法國的兩大先天弱點：一是作為申根成員和麪積較大的國家，無法有效控制人流和物流，難以防止恐怖分子的滲透。二是本國有生活相對窘迫的七百萬穆斯林，極端恐怖分子很容易找到支持者和同情者。

解決的辦法一是關閉邊境，進行嚴格的出入境檢查。二是退出反恐戰爭。

第一個是極右的方案，馬克龍也不可能接受。現在退出反恐戰爭形同向恐怖分子示弱甚至投降，擁抱傳統價值觀的馬克龍也不會採納。但事實卻是希拉剋拒絕參加伊拉克戰爭保住了國內的和平；西班牙遭受恐怖襲擊後退出伊拉克戰爭，也換來了和平。

對於馬克龍為代表的政治精英來説，衡量方案的標準不是能否解決問題，而是是否符合某種高高在上的理念。套用中國的話，衡量一個貓的標準不是它能否抓住老鼠而是它有什麼顏色。只是當理論不能解釋現實的時候，我們究竟是改變理論還是要歪曲現實來迎合理論呢？

顯然以馬克龍所信奉的價值觀來講，他能應對這個挑戰的可能性極小。

最後一關則是不利的大國關係。

在全球化時代，國際因素已經成了內政的一部分，而一個國家的內政也往往影響到全世界。

馬克龍的立場是支持歐盟、支持自由貿易、支持全球化和氣候巴黎協定，所以他治下的法國自然要和英國、美國、俄羅斯衝突。這三個國家都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都在世界擁有巨大的政治、經濟影響力。唯一能給法國以支持的有份量的國家，只有德國。中國奉行和所有國家友好的政策，斷不會為了法國和其他國家交惡。

一個不利的外交環境究竟對馬克龍的負面影響有多大我們不好猜測，但絕對增加了他解決國內問題的難度。

2012年在社會黨候選人奧朗德獲勝時我曾寫下悲觀的預言，不幸而言中。今天我還要作近似的判斷：最有可能的前景是這五大挑戰同時爆發，束手無策的馬克龍將步奧朗德的後塵。但他和奧朗德不同的是，他肩負着阻擊極右的最後機會。如果他以失敗告終，任何力量都再也阻擋不了極右席捲歐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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