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原副總理錢其琛逝世 親歷中韓建交、海灣戰爭前勸薩達姆回頭
5月10日，新華社發佈了一條消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我國外交戰線的傑出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十五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原國務委員，國務院原副總理錢其琛同志，因病於2017年5月9日22時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
微信公號“政知圈”（ID：wepolitics）5月10日刊文稱，錢其琛曾於1988年到1998年擔任外交部部長，他的外交工作給全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許多重大事件上，他親歷了歷史。
“不記日記”的領導人開寫回憶錄先河
錢其琛曾經説過：“我遵從周恩來總理為我國外交人員提出的四句話，十六個字，即‘站穩立場，掌握政策，鑽研業務，嚴守紀律’。”他工作中的座右銘是，“決策時多思多謀，執行時高速高效”。
錢其琛不吸煙，不喝酒，最大的業餘愛好是讀書和散步。即使在談判時遇到很惱火的事，他也不會大聲與人爭吵。1988年，錢其琛從副外長成為外長的時候，他曾這樣表示，“任重道遠，不敢懈怠”。
退下來之後，錢其琛於2003年出版了《外交十記》，當時開了先河。據報道，他成為第一位退休後出版親身經歷的歷史事件回憶錄的中國領導人。他曾對該書出版方世界知識出版社社長王成家講過，有些事情在國外有很多的版本，如果不把真實的事情表述出來，多年以後，那些非真實的東西就變為事實了。
出版社原本建議書名為《錢其琛回憶錄》，但被拒絕，錢其琛個人非常喜歡《浮生六記》《幹校六記》兩本書，希望自己寫的書也平時一些，於是取名《外交十記》。他也不希望把自己的頭像放在書的封面上。
這本書直到今日出版已經14年了，一直非常暢銷，錢其琛曾在自序中寫道，“我從不記日記，這是年輕時七年地下黨工作養成的習慣，不留片紙隻字，一切只憑記憶。”
他也坦言，“一些親身經歷的場景，猶如電影中的特寫鏡頭，在腦海中不斷縈迴。”
見證從蘇聯到俄羅斯
曾經擔任過外長的錢其琛，自然有過不可勝數的出國經歷。而錢其琛第一次出國是到蘇聯。
那是1954年8月，他被派到蘇聯團校學習。從1951年起，共青團中央每年會選派團幹部到蘇共中央團校學習，為期一年。當時的錢其琛26歲，是共青團中央辦公廳研究員，女兒出生只有20多天。
當時一行21人乘坐一架小型蘇聯飛機從北京起飛，途中換乘大型飛機，最終到達目的地。在他的印象中，那裏好像剛下過雨。
團校的課程有聯共（布）黨史、哲學、政治經濟學三門主課，而錢其琛也在努力學習俄語。1955年夏天，學習還沒結束，組織上就通知他，畢業後留在駐蘇使館工作。錢其琛先是被安排在使館的留學生管理處工作，1960年被調到使館研究室，主持調研工作，直到1962年初奉調回國。錢其琛在蘇聯的8年，也見證了中蘇關係的轉變。
十年之後的1972年初，正在安徽幹校勞動的錢其琛又奉命赴蘇聯，到使館擔任政務參贊。1974年夏，他調離蘇聯，去非洲赴任。
蘇聯解體期間，錢其琛擔任外交部部長，也見證了歷史的轉折時刻。1991年12月27日，他致電俄羅斯外長科濟列夫，正式通知他：中國政府決定承認俄羅斯聯邦政府，並決定中國原駐蘇聯大使王藎卿改任駐俄羅斯大使。這裏還有一個小插曲：作為新任駐蘇聯大使的王藎卿於1991年11月底到達莫斯科，12月初的時候，蘇方告訴他，戈爾巴喬夫可能在12月7日到14日之間接受王大使的國書。但沒有來得及遞交，蘇聯便已不復存在。到了12月24日，蘇方對王藎卿沒能及時遞交國書表示歉意，並表示將盡快安排他向俄羅斯領導人遞交國書，但這時王藎卿帶去的致蘇聯國家元首的國書已經不能用了，國內立即委託信使帶去了新的國書。等到王藎卿終於向葉利欽交上國書，已經是1992年的2月初了。
1992年11月，時任中國外長錢其琛訪問俄羅斯，在克里姆林宮與葉利欽見面。他對葉利欽表示，這次來訪，就是為葉利欽訪華做進一步的準備。葉利欽興致一直挺高，談話進行了一個小時。在回國前，錢其琛接受記者採訪。他表示，意識形態、社會制度，以及價值觀念、文化傳統等方面的異同，都不應該成為發展國家關係的障礙。
海灣危機期間與薩達姆會面
海灣戰爭爆發前，1990年的9月下旬至10月初，錢其琛赴紐約出席聯合國第四十五屆大會。在此期間，中國代表團借用不結盟運動國家的一間不足30平方米的磋商室作為會議室，那裏成為了一個多邊外交磋商和對話的中心場所。中國外長錢其琛在那間小屋裏川流不息地分別會見了60多個國家的外長或領導人，海灣危機是主要話題。
當年10月15日，約旦國王提出希望中國派高級特使訪問伊拉克和海灣地區，此前阿曼、巴勒斯坦也提出過類似建議。後來，中央決定由錢其琛在當年11月6日至12日以特使身份訪問埃及、沙特、約旦和伊拉克。
錢其琛成為海灣危機期間惟一訪問過巴格達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外長。
在1990年11月11日中午，錢其琛飛抵巴格達，由於實行制裁，當時的巴格達機場看不到一架飛機，於半年前他見到的景象完全不同。12日上午大約11時左右，錢其琛見到了薩達姆，他一身戎裝，腰上還別了一把手槍。在兩個小時的會談中，中間曾有片刻休息。那時薩達姆才把手槍取下，放在桌旁。
薩達姆表示，科威特自古以來就是伊拉克的一部分，就如同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他還説，中東地區的根本問題是巴勒斯坦問題，處理中東地區問題，應採取同一個標準而不是雙重標準。
錢其琛嚴肅地指出，香港問題完全不同於伊、科關係。香港一直是中國領土，只是被英國霸佔了一百多年。即便如此，中國仍是採取和平方式與英國談判，最終達成了相關協議。而伊拉克與科威特有外交關係，互設使館，都是聯合國成員，無論如何，伊拉克軍事佔領科威特是不能接受的。
薩達姆還問錢其琛，美國是否真的要打仗？錢其琛表示，一個大國，集結了幾十萬大軍，如果沒有達到目的，是不會不戰而退的。
談話中，薩達姆沒有表示出任何願意撤軍的意思。但陪同會面的伊拉克外長告訴錢其琛，這次薩達姆的表態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靈活了。
後來在表決第678號決議案的聯合國安理會部長級會議上，儘管此前美方一直勸説中方投贊成票，但錢其琛在做了解釋性發言之後，投下了棄權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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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其琛談中韓建交始末，摘自《外交十記》， 錢其琛著，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盧泰愚單獨會見
我第一次去漢城是1991年11月，參加在那裏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第三屆部長級會議。
中國外長在漢城出現，這在當時是破天荒的事情。那時，中韓沒有外交關係，更沒有航班飛機。我們的包機沒有在韓國停留，立即返回北京，等會議結束時，再來接代表團回國。各國媒體記者當時就守候在中國代表團準備下榻的漢城最大的新羅飯店，嚴陣以待，期待捕捉到任何意味着中韓關係可能突破的信息和跡象。我們剛進大堂，就被早已等在那裏的記者圍了一個水泄不通。記者們有辦法，一直追到我們住的樓層，堵在套間的門口，讓我們根本無法進出。看到這種情況，韓方接待人員就把我們住的樓層封鎖了起來，由專職警衞日夜把守，維持秩序，以防發生問題，同時也保證我們能正常出入。
這次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部長級會議開得很順利，韓方信守了承諾，包括總統歡迎宴會在內，都沒有安排在漢城的台灣“大使”參加任何活動。
在我們到達漢城的當天下午，按照日程，盧泰愚總統在青瓦台集體會見各成員部長，總統府禮賓官私下告訴我，説總統請我在集體會見後留下來，他將單獨會見。
盧泰愚雖是軍人出身，但比較温和，在與中國建交問題上態度相當堅決。他於1988年2月就任韓國總統，上任後，根據國際形勢和朝鮮半島形勢的變化，明確提出為了半島的和平與穩定，要在他的任期內與中國、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建交，稱之為“北方政策”。
集體會見結束後，李相玉外長將我引到另一古色古香的會客廳，盧泰愚總統身着藏青色的西裝，走進了會客室，與每人握手。
落座後，盧泰愚總統首先歡迎中國代表團來漢城，祝賀中國加入亞太經合組織。然後，便單刀直入，談起兩國關係問題。他説，韓中一海之隔，自古有着悠久的交往，韓國的西海岸與中國的山東半島東部之間，真是雞犬之聲相聞。只是到了近代，韓中相互隔絕了幾十年，令人感到遺憾和不自然。韓國雖已與蘇聯和東歐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但韓國與中國的關係應更親密。為了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也為了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發展，韓國真誠地希望與中國改善關係，並早日實現建交。
談話時，盧泰愚自始至終面帶微笑，風度儒雅。他特別提到山東半島是有原因的。他一直認為自己是山東盧姓的後裔，後來到中國訪問時，還曾專門去山東尋根。
我感謝他的會見，讚揚韓方為亞太經合組織部長級會議所做的準備工作。接着，我説，我們希望朝鮮半島南北雙方和平共處，加強往來。中韓兩國間的貿易關係，近年來有了較大發展，希望雙方共同努力，使其更好地發展下去。對盧泰愚提出的建交問題，我沒有直接回答。
會見後一個小時，韓國電視台就立即做了報道。第二天，韓國各報均在頭版刊登了盧泰愚與我握手的大幅照片。媒體沒有有關談話內容的報道，但普遍評論稱，這是中韓關係的“轉折點”。
打破多年禁錮
次日，我與李相玉外長共進了早餐。李相玉提出，去年韓中貿易額為38億美元，今年可能突破50億美元。如果建交尚需時日，他建議把雙方已經在對方建立的民間貿易辦事處升格為官方機構，以適應雙方貿易迅速發展的狀況。我表示，從長遠來看，兩國關係是要朝着這一方向發展，但目前還是以民間方式為好。我説，中國有句民諺，叫做“水到渠成”。
那天晚上，還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韓國青少年體育部長樸哲彥多次提出要來見我。本來不想安排，但對方不斷打來電話，一再要求，並説他多次訪華，在中國有不少朋友，其中包括我的弟弟錢其璈，當時任天津市副市長，主管文教體育，曾在天津組織的國際體育賽事活動中，接待過來訪的他。**夜裏快11點時，樸哲彥帶着他的助手，來到我的房間，寒暄後，就提出他願意與我們建立秘密聯絡渠道，為實現兩國建交而共同努力。他説，今晚的會見是得到總統同意的。為了參加總統的競選工作，他不久將辭去部長職務，而實現韓中關係正常化，是他的主要政治任務之一。他又拿出一大一小兩把金鑰匙，大的送給我，小的送給我的弟弟，説希望用它來開啓兩國關係的大門。**對於樸哲彥所説的，當時只能姑妄聽之。我告訴他，中韓兩國雖未建交，但官方已有接觸，不需要建立什麼秘密渠道。回國後，我讓工作人員將兩把金鑰匙送中國人民銀行鑑定，發現倒是足赤真金，如今放在外交部登記保存，可以作為當年中韓關係發展過程的一個小小的歷史註腳。
中國要同韓國建交，難點並不在於雙邊關係方面，而在於中國與朝鮮的關係，即如何讓與中國有着傳統友誼的朝鮮，能逐步理解和接受這種外交政策的調整。
自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改革開放隨之起步。積極開展對外活動，進一步緩和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促進南北兩方和談，鬆動與近鄰韓國的關係，就都提上了議事日程。
鄧小平同志對中國與韓國關係問題，一直十分關心。在一次談話中，他説，時機成熟了，發展同韓國的經濟文化交流的步子，可以比原來考慮的更快一些，更放寬一些。發展中國與韓國的民間關係，是一着重要的戰略棋子，對台，對日，對美，對半島的和平與穩定，對東南亞，都有着很重要的意義。小平同志也談到做這項工作要十分慎重，説這個問題很微妙，處理起來要很謹慎，要取得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方面的諒解。
於是，中韓雙方代表團的來往逐年增多。1986年和1988年，中國幾百人的體育代表團先後參加了漢城亞運會和漢城奧運會。1990年北京舉辦第十一屆亞運會時朝鮮和韓國都派團前來參加，朝鮮國家副主席李鍾玉還出席了開幕式。朝鮮國旗和韓國國旗第一次在北京的體育場上空升起來。
貿易方面，在對韓政策調整後，更是發展迅速。1988年，兩國的貿易額已突破了10億美元。這樣，經過香港的間接貿易方式已越來越不適應了，雙方開始考慮互設民間貿易辦事處。不料這個問題引起了朝鮮方面的強烈關注，直至驚動了中朝雙方的最高領導人。
1988年11月，在朝鮮外長金永南訪華時，我專門與他談了中國與韓國的貿易關係問題。後來，雙方最高領導人交換了幾次意見。一次是1989年下半年，金日成主席來北京，江澤民總書記與他談及此事。到1990年下半年，金日成主席來瀋陽，與江總書記再次見面，江總書記又提到這個問題。這時，金主席充分理解了中方立場，表示同意。
啓動建交談判
在漢城開完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回來後，我們着手研究與韓國建交的問題。
當時，盧泰愚總統的任期只剩下一年，急於與中國建交，以在任期內實現他就任之初提出的北方政策的目標。國際上，與朝鮮和韓國同時建交的國家已超過100個。中國與韓國建交的條件可以説基本成熟。
1992年3月全國人大會議期間，按照慣例，我舉行了中外記者招待會。在歷年的記者招待會上，常有外國記者提問，探聽中國和韓國的關係是否會有變化。我的回答總是，中國的立場沒有變化，我們不會與韓國發生任何官方關係。這一年，我的回答有了變化，我説，我們與韓國建交沒有時間表。敏感的外國記者應該能從中有所感悟。
這年4月，亞太經社理事會第四十八屆年會在北京舉行，韓國外交部長李相玉前來參加。我在釣魚台國賓館與他舉行了會談，雙方商定任命副部級的首席代表和大使級的副代表，由副代表率領工作班子，儘早在北京和漢城開始會面商談。5月開始商談，為了保密，韓方建議先在北京舉行，説在漢城眼睛太多，難免會泄露出去。
三次談判用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6月底就結束了工作，只等雙方首席代表見面，草簽建交公報，並確定外長正式簽署和發表日期了。
專飛平壤捎口信
中韓建交問題，對緩和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和維護亞太地區穩定，有着積極的影響。為此，在與韓國接觸時，我們一直注意及時向朝方通報情況，爭取理解。
1992年4月，中韓還未接觸之前，適逢楊尚昆主席前往平壤參加金日成主席80壽辰慶祝活動，受中央委託，楊主席向金主席做了通報，分析了國際形勢和我們的對外關係，告訴金主席，中方正在考慮與韓國建交問題，同時強調我們將一如既往支持朝鮮的統一事業。金主席聽後表示，現在朝鮮半島處於微妙時期，希望中國能協調中韓關係和朝美關係，請中方再多做考慮。楊主席回國後，將金日成主席的意見上報了中央。
這年6、7月間，我陪同楊尚昆主席到非洲訪問，7月12日回到北京，江澤民總書記到人民大會堂來迎接我們。歡迎儀式結束後，江總書記請楊主席和我留了下來，在人民大會堂裏，專門商談了中韓建交的事情。他説，經反覆權衡，為最大限度地體現對朝方的尊重，中央決定讓我去平壤一趟，面見金主席，轉達他的口信，通報我們決定同韓國建交的立場。
時間緊迫，不容遲疑，在徵得朝方同意後，三天之後，我乘空軍專機前往平壤。
這不是一次輕鬆的外交訪問。雖然金主席答應見我，但不知朝方會做何反應。
北京平壤的距離很近，還沒來得及多想，專機就降落了。以前每次到朝鮮訪問，朝方都在機場組織羣眾歡迎，氣氛熱烈。這次飛機停在機場的偏僻之處，來迎接我們的只有金永南外長。握手寒暄後，金永南告訴我們，還要去外地，並帶我們登上了一架悶得熱不可耐的直升機。飛機在一個偌大的湖邊降落，這裏有金主席的別墅。
約在上午11時，金主席在一幢高大的別墅裏會見了我們。
我首先感謝金主席在百忙中會見我們，並轉達了江總書記對他的問候。接着，我轉達了江總書記的口信。我們認為中國與韓國進行建交談判的時機已經成熟。我們的考慮和決定，相信會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
金主席聽後，沉思片刻，説江總書記的口信聽清楚了。我們理解中國獨立、自主、平等地決定自己的外交政策。我們仍將繼續努力增進與中國的友好關係。金主席請我回國後轉達他對鄧小平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問候。
金主席看了看我們帶來的禮品，九龍戲珠玉雕和新鮮荔枝，就送客告別了。在我的記憶中，這次會見，是金主席歷次會見中國代表團中時間最短的，會見後，也沒有按過去的慣例舉行宴會招待。
回到北京，已近下午5點，我們直接驅車去了中南海江總書記的辦公室。江總書記正等在那裏。我將情況詳細地做了彙報。江總書記問了一些問題，對金主席的理解感到很滿意。
中央派我去見金主席的任務，至此算是完成了。1992年8月24日上午9時，我與韓國外長李相玉在釣魚台國賓館芳菲園正式簽署了中韓建交公報。自中韓建交至今，韓國政府已幾經更換，但中韓兩國的關係，由於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一直在平穩地發展。
新華社：錢其琛指出，台灣問題不能無限期地拖延下去是我們的一貫立場（2000年2月29日）
新華社北京2000年2月29日電 中國僑聯第六屆二次全委會今天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出席會議並講話，他指出，台灣問題不能無限期地拖延下去，這是我們的一貫立場，不是新提法。僑聯工作要為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服務，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三大任務服務，要調動海內外廣大僑胞的積極性，同心同德，為振興中華作出積極貢獻。
錢其琛説，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始終是海外僑胞最關心的大事。不久前發表的關於一箇中國原則的白皮書，在國際上引起廣泛關注，也引起了廣大僑胞的熱烈反應。白皮書發表以後，有些外國傳媒認為中國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政策有重大變化，這種看法是不對的。我們“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沒有改變，江澤民主席提出的八項主張沒有變，這在白皮書中有清清楚楚的表述。至於台灣問題不能無限期地拖下去，這也是我們的一貫立場，不是新提法。
錢其琛説，早在1984年10月，鄧小平同志在一次講話中就明確指出：“我們堅持謀求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是始終沒有放棄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們不能作這樣的承諾。如果台灣當局永遠不同我們談判怎麼辦？難道我們能夠放棄國家統一？”錢其琛説，發表《一箇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提出台灣問題不能無限期地拖下去，正是為了推動兩岸關係的發展，敦促台灣當局坐下來和我們對話和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