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紹雷：“一帶一路”的實踐走在了前頭，但還有份未完成的答卷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馮紹雷】

“一帶一路”推進三年半的實踐表明，這一戰略構想成功實施的關鍵，不光來自於務實的政策設計和堅定的政治意志，還取決於在觀念上、理論上的系統性準備。從馬克思基本觀點來看，理論一旦真正具有徹底性，才能夠掌握和動員民眾，推動歷史前進；而且，現代化歷史上，任何大國的大規模對外經濟拓展進程，都不能離開觀念與理論的支持與引領。

作為當代中國最重要的對外戰略，“一帶一路”將是一個長期的學習過程，但它不可能是現成書本知識的重複，更不可能只是對國外經驗的簡單照搬。“一帶一路”很可能需要花幾代人的時間才能真正建立起來，也可能會遭遇以前所料未及的挑戰。

但是當前的現實是，“一帶一路”的實踐已遠遠走到學術與理論的前面，迫切要求各個領域的專門家們及時交出既能洞悉事態、具有戰略遠見；又基於學理、富於創新精神的答卷。

“一帶一路”要解決的理論問題很多，但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理論與學術內容需要儘快得以強化和提升，以應對各方關切。

第一個方面，針對國際走勢的關鍵走向，強化“一帶一路”的理論內涵。

新世紀以來，國際社會正經歷前所未見的大變動，未來國際局勢將會出現怎樣的力量對比？“一帶一路”應該在哪一個國際領域首先實現突破？如何看待“一帶一路”的國際定位？“一帶一路”將會促成怎樣的一個未來國際體制？這是筆者近來在國際交往中被最多提問的方面。

其一，冷戰後的國際關係正迎來一個嶄新階段，維持霸權和羣雄並起的局勢並存，國際主體多樣化的局面正在形成。但是，以新興國家為主要體現的多樣化進程與西方主導的既定秩序之間的較量，正進入一個非常複雜的犬牙交叉時期。這兩種趨勢之間究竟誰佔上風，尚在未定之天；兩種趨勢平行發展、互有攻守和相互交織的局面非常可能會存在相當長的時期。

在這樣罕見的國際轉型期，需要進取的勇氣，但同樣需要具有遠見的思想理論建樹。面臨着當前複雜而巨大的不確定性，“一帶一路”在邁出歷史性步伐後，各方更願意看到一個均衡穩健的總體構思。這不僅符合國際力量對比的現實，也比較貼近法國人類學家列維·施特勞斯窮盡畢生研究所得出的體認：多樣性和進步性這兩條最基本的原則之間孰輕孰重，何者更為重要，一時難以得出哲學上的結論。但關鍵在於，這兩者之間要進行溝通。而中國的“一帶一路”有着推進這樣深層溝通的理論考量。

其二，全球化進程受阻，地區不光成為國際競爭與合作的聚焦點，而且也是未來國際較量的關鍵環節。無論是周邊大陸、還是遠近海域，中國須以全新方式參與合作與競爭。但是，我們對各種現有區域進程的得失成敗，遠遠缺乏充分研究與評判，也因此較少成熟的區域體制設計經驗。包括對於超大型體量的大國而言，是否應該具有自己的周邊戰略空間的問題，我們到目前為止也還是侷限於外交表態，而並未提出真正符合中國長遠戰略利益的地緣政治見解。

“一帶一路”強調以項目導向的區域推進，但是國際學者經常提出的問題是：中國是否會進一步提出自己的區域體制構架？中國未來區域發展的模式與現有各種區域模式到底有何區別？中國是否需要自己的特殊影響區域？烏克蘭危機後的局勢表明，當前最危險的地區衝突恰恰是由來自各方相向而行的排他性區域制度設計所造成。因此有必要對這些問題進行系統的理論分析，這是當下推進“一帶一路”的必要理論前提。至少對此要有備無患。

其三，中國成長模式和它的強勁潛能，使其成為“一帶一路”的巨大動力；但同時中國依然是發展中國家，這決定了“一帶一路”在總體上還不都是以高市場標準和全面的高技術引領的國際合作、而是與廣大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的水平相吻合、但是具有強勁潛能的國際合作模式。

因此，與其過高地給出自我評價，還不如更強調這是一個國際合作前提下的學習過程，強調“一帶一路”的務實漸進。誠如一位匈牙利學者蓋博最近對筆者所言：“我們感受到了中國的迅速進步，但除了高鐵之外，還沒有看到中國像工業發達國家那樣在各個領域的廣泛存在；我們都需要中國的投資，但是，中國還不可能同時滿足所有各方的資金要求。”

我曾經以“上善若水”，來形容“一帶一路”猶若流水般的無處不在的滲透延展能力，同時，更應該強調“一帶一路”的道義和規範意義，強調“上善”對於未來國際秩序建設所起的作用。儘管，這將會是很長很長的一個歷史過程。

第二個方面，針對當前緊迫的國際關切，來詮釋“一帶一路”的意義。

轉型期的國際社會有着諸多重大而共同的挑戰與關切，完全有必要通過對於“一帶一路”的理論詮釋，給出中國式的解讀。

其一，以往“一帶一路”的推進，從強調務實經濟合作目標出發，一般會傾向於迴避談論安全問題，這在當時有其必要。但是，當目前各個國際領域存在的安全問題已經越來越凸顯其尖鋭性、緊迫性之時，“一帶一路”非但不能迴避國際安全問題，恰恰值得強調，這正是解決國際安全問題的一條重要出路。

有學者提出，近幾百年資本主義的發展，推動了市場、民主、自由，但是，原則上説，恰恰並沒有充分顧及安全。這是迄今為止普遍的安全危機的深層原因。“一帶一路”雖然是一個國際經濟合作戰略，但是，“一帶一路”在改善國際安全環境方面同樣發揮着積極作用，值得注意，即使是對中國周邊安全而言。

海外學者余英時曾認為，漢代絲綢之路形成的動機主要不在經貿，而首先是構建安全的國際環境。鄭和下西洋的歷史意義，恐怕也是對於中國國際威望和周邊關係穩定的考量，遠遠超過了對於具體經貿關係的算計。總之，針對當前普遍存在的國際安全關切和焦慮，完全可以從國際進程基本面的經濟、政治與安全三者間互動的角度，來闡發“一帶一路”的深遠意義。

其二，近年來國際學界正在熱議的一個重要話題是“新權威主義”。按照一般的理解，“新權威主義”指的是當前轉型中、發展中國家所較為多見的政治現象。“新權威主義”並不是當年希特勒和斯大林式的高度極權政治模式，也不同於西方的普遍民主模式，而是居於兩者之間：既有憲政選舉、多黨制度等西方民主要素，但也較為強調權力集中運用，多有強權政治人物出現。

值得注意的是，“一帶一路”推進中的不少重要國家領袖，都被認為是“新權威式人物”。這裏包括俄羅斯的普京、土耳其的埃爾多安、匈牙利的歐爾班、波蘭的克欽斯基等等，還有歐亞、拉美的一批政治領袖。“新權威主義”現象甚至在歐美發達國家，也有了更多空間。特朗普現象、勒龐現象顯然都與之有着密切關聯。

被視為“新權威人物”的埃爾多安和普京

“一帶一路”雖然是經濟範疇，但是，由於“新權威主義”往往根源於經濟不平等現象，以及與平民主義範疇密切聯繫，因此，“一帶一路”的推進顯然無法脱離“新權威主義”範疇而存在。在西方語境之下，“新權威主義”往往被説成消極現象，但是，在“一帶一路”運行中，這些政治強人卻往往力主發展與中國的關係，支持與中國的合作。

筆者在歐洲的考察和訪問中，深深感受到，即使還沒有公開表明政治態度的各國政治家們，在當前的國際變動期，也都對於來自中國的改善國際環境的努力，特別是對於中國謀求國際發展與合作的構想與實踐，表示出相當的期待。顯然，“一帶一路”對改進這些國家的民生、維持這些國家的穩定，有着重大意義。所以，如何合理地解釋“新權威主義”現象，不在國際話語角力中盲目隨波逐流，這應是“一帶一路”推進中的首選研究對象之一。

其三，非常有必要加強對目前普遍談論的“對接”一詞的理論解釋。本來與歐亞經濟聯盟實行“對接”，是“一帶一路”推進的一種創新方式。但是，這一詞語一旦出現即被廣泛運用，説明有其實際需要。

第一，需要在有關國家的政治高層“對接”，把政治意志轉化為相關國家間經濟與戰略合作的具體實踐。

第二，需要在不同的區域合作推進模式之間進行“對接”，特別是需要在區域合作的剛性體制規範和“一帶一路”的項目導向的柔性安排之間進行“對接”。

第三，尤其需要考慮如何在國家內部體制和對外事務這兩方面進行“對接”，這是任何改革和開放進程中的關鍵問題。“一帶一路”推進中一些治理脱節，顯然是內外體制缺乏“對接”的緣故。

第四，與此相反的情況是過度的“對接”，一個很重要的反面教員是歐盟。歐盟式路徑中的關税同盟——貨幣同盟——政治一體化這種“經典模式”的無限推廣，乃是歐盟當前危機的深刻根源。但是，多年來被大事推廣的歐盟區域合作理論，還在自覺和不自覺地被人們簡單地搬用。

面對着歐元雕塑，希臘人在即將倒塌的“希臘神殿”下投票。左邊是歐盟一隻手託着屋頂防止其倒塌，一隻手抱着“對歐盟説"是"的投票箱，右邊是希臘總理齊普拉斯抱着“對歐盟説"不"的投票箱。（原載美國政治漫畫網）

第五，“對接”還涉及到不少具體問題。比如，“一帶一路”的自貿區建設，迄今被認為是普遍有效的制度性安排。但為什麼在有些國家與地區，自貿區談判推進順利，而其他地方則停滯不前、有名無實。顯然在推進一般“標準”自貿區建設的同時，還有着大量當地複雜背景，只有慎思踐行，才能真正使之紮根生長。

第三個方面，“一帶一路”建設包含着推進意識形態和文明模式構建的重大意義。

“一帶一路”的一個重要內涵在於，它是多樣性歷史文明進程的一個鮮明體現。從比較角度來看，二十世紀以來大國影響力的伸展，大凡經歷了這樣幾種形式，或者是歐美文明引領之下的西方市場與民主制度的擴展，或者是蘇聯意識形態下的全球延伸。就這些歷史過程而言，大體是普世主義語境之下的擴張進程。

但是隨着全球化進程中新興經濟體崛起，特別是中國作為其代表性力量的成長，折射出世界歷史進程中又一波文明多樣化的發展趨勢。即使對於中國而言，不同的時代，其影響力的擴展有着不同的含義。

“一帶一路”構想體現的是既不同於以前“世界革命”理念、也不同於上世紀80-90年代作為主導觀念的“加入世界大循環”的潮流，而是藴含着順應潮流、但又主動影響着潮流變遷的新觀念。但是，如何將對歷史文明進程詮釋，與推進“一帶一路”實際進程相結合，並非易事。在文明多樣性背景之下推進國際合作，較之於先前一元化語境下推進現代化進程，具有更為複雜的語境。不言而喻，需要更為堅定的信念和更為精緻的學術工具。

好在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的幾十年中，世界歷史多樣化進程中主體性觀念的凸顯，有着來自各方面積累的推波助瀾。

其一，過去幾十年來國際學界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反思，尤其是在對華認知問題上的正面闡述，與“一帶一路”進程互相呼應，成為主體性觀念構建的一個重要鋪墊。尤其是國際學界出現的學術範式轉換——文化歷史、政治學和國際研究等等學科的相互交織和相互融合，講究對於既存理論學術傳統的反思，提倡“多元化的現代性”，大大沖擊了西方傳統意識形態的敍事傳統優勢，使“一帶一路”構想可資運用的思辨與理論工具正在逐漸地趨於形成。

包括諾獎得主、傳統的自由主義立場經濟學家克魯格曼近年有一些相當有意思的研究，揭示古典經濟理論對空間要素的一度忽略，正在影響人類基本經濟活動的進行。他認為，很難設想貿易活動能夠不考慮距離、交通基礎設施等空間因素的影響。而這恰恰又是“一帶一路”戰略的重點推進方面。這説明即使西方經典經濟理論也大大存在着修正的必要。這方面的研究若運用得當，有可能在理論上使得“一帶一路”彌行久遠。

其二，國際學術積累中的精華部分可為“一帶一路”的宏大抱負所用。例如，法國年鑑學派的歷史學家布魯戴爾非常強調地理空間等長時段因素對於歷史的深刻影響，甚至認為這些要素會遠遠超過短期政策因素的作用。從這一角度看，中國與俄羅斯、中亞等夥伴國家如何經營歐亞大陸空間的合作，是牽動整個地區的關鍵。這不同於中國曾向遠在海外的西方工業國家的開放政策。

歐亞大陸的地理不間斷性，不光使得這種合作具有天然優勢，同時，也凸顯了大陸比鄰國家徹底解決政治疆界問題所藴含的極端戰略重要性。這是“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空間優勢。問題的另一面，大陸地緣政治的不間斷性，也形成來自遠在海外的大國地緣政治挑戰的便利性：不斷製造周邊地區不穩定，以離間和削弱大陸強國之間的合作。用普京的話來説，地緣政治是比意識形態更為重要的當代利器。這也從反面證明了歐亞大陸國家，特別是中俄必須保持高度戰略合作的極端重要性。

其三，近年來有來自各個學科背景的學者羣體，特別是優秀中青年學者們強調“一帶一路”戰略對於中國文明和意識形態構建的獨特作用。他們提出，中國所具有的既面向海洋也身處大陸的地理位置，不同於遠在海外的安格魯-撒克遜民族，也不同於大陸歐洲和俄羅斯，因此，可以兼具兩者之優勢，並形成獨具中國品格的意識形態。這類對於主體性意識形態觀念的深入探討，表明當代中國學術界已經從“一帶一路”的實踐性探討，進入正在一個更具理論進取性的階段。

“一帶一路”所經歷的偉大實踐過程，正在大大深化着人們對於中國影響力輻射空間的新認知。時代在呼喚着對於“一帶一路”進程的多學科、全方位的深入理論構建。一個闡弘發微、理性均衡的理論學術建設進程正在深入醖釀和積累之中。可以期待，通過對“一帶一路”的思考和研究，將會一步一步地構建起真正屬於中國人自己的、但同時也屬於世界的一個嶄新時代的敍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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