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給“歐盟病夫”法蘭西把把脈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法國總統大選終於落下帷幕，獨立候選人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於5月14日正式入主愛麗捨宮，成為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第八位總統。
為了參加這次大選，曾為社會黨黨員的馬克龍辭去上屆政府的經濟、產業革新和信息技術部長一職，並在一年前組建了社會自由主義運動——“前進”（En Marsche ！），該運動為馬克龍量身定造，連名稱都取自他姓名的頭一個字母（E.M）。他火箭般地入主愛麗捨宮，的確創造了法國政壇的奇蹟。
當地時間14日的宣誓就職儀式上，卸任總統奧朗德在與馬克龍交接法國核武器密碼後，向後者發出良好祝願。
法國選舉背後的“醫患關係”
此番跟蹤法國大選，筆者發現，大選多少也體現了某種“醫患關係”：選民帶着各種不同的“病症”（對個人處境的不滿和焦慮，對國家狀態的擔憂和不安）以及期待（希望能得到治療並痊癒），去掛專家門診號（投票），希望選中的是能妙手回春的大夫（總統）；經過一個療程的醫治（總統任期內的施政），若發現療效不明顯或病情反而加重，於是患者（選民）會失去耐心，產生不滿，最後希望另擇良醫（新的大選）。
2007/08年金融危機之後，法國一蹶不振，民眾沮喪。民調顯示，法國人如今是世界上最悲觀的一族，連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都比法國人樂觀。法蘭西的確已成為“歐盟病夫”，而且病得着實不輕。這也沒什麼，人這一輩子誰都有頭疼腦熱的時候，國家其實也一樣。
再説，其他那些響噹噹的國家也都曾戴過“病夫”的帽子：晚清時期不堪一擊的中國被稱為“東亞病夫”；曾經不可一世的日本，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廣場協議”）之後，泡沫經濟破裂，三十多年過去了，至今仍未完全恢復元氣，因此被稱為新的“東亞病夫”；上世紀七十年代經濟蕭條的英國和兩德統一後十年蝸行牛步的德國則曾被認為是“歐洲病夫”。
眾所周知，若要有健康的身體，就要儘量避免高鹽、高糖、高脂肪、低纖維食物。可法國的問題恰恰就出在“三高一低”上：高失業、高成本、高負債、低增長。
高失業：法國的失業率10%，遠高於德國，特別是青年失業最為嚴重。據統計，每四個年輕人中就有一個沒有工作。歐盟預計，法國失業率的降速會非常緩慢，2018年依然會高達9.6%。專家們認為，“病源”在於法國的教育體制：重視公立高校，輕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雙元制職業培訓。
高成本：法國經濟不景氣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生產成本太高，譬如，私企每小時工資平均為36.30歐元，德國則要便宜差不多三歐元（33.40），而歐盟平均水平則更低，只有25,90歐元。生產成本高源自工資成本過高：100歐元的工資中，法國的成本佔47歐元，而德國只佔31歐元。不過在國際競爭比較強的產業裏，德國的工資成本（38.70）反倒略高於法國（37.60歐元）。
高負債：法國公債居高不下，目前甚至高於每年國內生產總值的96%，嚴重限制了國家刺激經濟發展所需要投入的資金。按照歐盟條約，公債的比例不得高於GDP的60%。雖然德國也超標（68%），但它已連續三年收入大於支出。另外，法國的財政赤字率連續數年都超出了歐盟3%的規定，今明兩年有可能勉強達標，但已耽誤了許多寶貴時間。還有，法國的政府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57%，而德國要低許多，只佔44%。
低增長：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前十年，法國的經濟增長率平均1.7%，一度強勁過德國（1.4%）。現在兩國的對比結果發生了逆轉：在過去幾年中，德國的增長率達1.9%，而法國反倒滑至1.2%。
此外，法國還患有較重的“心血管硬化”和“心理疾病”：在勞動市場、税務、教育、管理機制等領域，僵化刻板和本位主義比比皆是。歷史上的輝煌和傳統已漸漸成為負面積澱，束縛了法國人的勇鋭和果敢，造成心理上的傲慢和行動上的惰性，甚至還有抑鬱型的偏執。
譬如，法國有三大歷史和政治遺產：“中央集權”（centralism）、“專制主義”（absolutism）和“法國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它們不僅從骨子裏改變了法蘭西，也對世界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因此，法國人對自己的歷史非常自豪，甚至到今天依然沉浸在“太陽王”（le Roi Soleil）和“偉大民族”（Grande Nation）的榮耀與傳統中。缺乏內觀文化、自我陶醉和自我高估於是成了法蘭西（特別是其精英階層）的致命弱點。
其次，中央集權和專制主義傳統滋生出嚴重的“官僚主義”（擁有西方國家中最龐大的公務員隊伍）、“本位主義”和“地方主義”等痼疾，法國大革命則促使當政者對民怨有着超敏感的反應和恐懼，從而直接影響到改革的進程。由於篇幅有限，筆者難以細述，在此僅用一個例子來説明這些歷史遺產對後人（特別是當政者）產生了多大的心理負擔。
十八世紀的歐洲，度量衡極度混亂。單在法蘭西就有兩萬五千個不同的度量單位。每個地區，不，甚至每個城市都自成一體。法國大革命後，在拿破崙的推動下，法國率先制定了統一的度量衡，包括“米制”。但這個利國利民的舉措實施起來卻困難重重。許多地方的百姓懶於更新，依舊偷偷使用原先的度量單位。上邊不得不開始施壓，將違規者帶上法庭施以苛罰。久而久之，民怨四起，最後發展成百姓和官方之間的一個衝突熱點。
法國度量衡委員會主席是大名鼎鼎的拉格朗日
學者們無法理解百姓的牴觸態度，因為統一度量衡明顯對大家都有好處。但法國大革命的結果歷歷在目，當權者害怕民眾暴動，最後，連拿破崙這位權傾一時説一不二的集權者都不得不屈服於民間的抵抗，容忍重新啓用舊度量。就這樣，法國成了第一個採用、也是第一個取消“米制”的國家。直到半個世紀之後的1840年，法蘭西才把米制這個拋棄了的“孩子”重新摟進自己的懷裏。
這個真實的歷史故事或許可以説明兩點：第一，法國人創造力有餘，改革性不足。第二，經過大革命洗禮後的當政者懼怕民怨，任何改革，只要稍微遇到阻力，便立刻撒手放棄。當然，拿破崙那會兒離大革命非常接近，今日自然有所不同，但恐怕誰也不敢説，歷史的餘波已經不再泛動。在筆者看來，這是法國改革很難推進的根本原因之一。
除了上述這些“內傷”之外，還有伊斯蘭恐怖主義給法蘭西帶來的“外傷”。2015年1月以來，前所未有的一系列恐襲已造成238人死亡，傷者更多。為此啓動的緊急狀態法將延續至今年6月的議會選舉之後。
概括起來説，由於改革維艱，積重難返，法蘭西的體質變弱，抵抗力下降。法國社會要麼不配合治療，要麼乾脆拒絕治療，結果很有可能是急性變慢性，心理障礙導致抑鬱症。後果如何雖不可預測，但可以想象：不是在抑鬱中滅亡（步希臘後塵），就是在抑鬱中爆發（再次爆發某種形式的“大革命”）。
但這次大選的結果表明，法國雖然危機四伏，但民間“求改變”的訴求尚未超過“求穩定”的訴求，民眾的不滿一時恐還難以匯成一股不可逆轉的滾滾革命洪流。在許多法國人眼裏，勒龐對法國現有政治生態的破壞力最大，她“抄底式”的激進主張眼下顯然還難以獲得多數法國選民的認可。但如果把新當選的馬克龍當作拯救法蘭西的“救世主”，那就又進入了另一個危險的誤區。
以德國為鏡看法國
筆者經歷了德國統一後的十年低迷、施羅德政府大刀闊斧的改革以及當下經濟的強勁和持續復甦。從這個視角並帶着適當的距離再去看此次法國的大選和以及這個國家的種種問題，便有了一副更加清晰的畫面。
世紀交替之後，成立不久的歐元區內經濟普遍疲軟低迷。當時德國的GDP增長率已連續三年在零上徘徊，對2003年的預期甚至是負增長，失業人數突破四百萬（超過7%）。
經濟不景氣，國家税收大減，高失業率給社保體系造成空前壓力，瀕臨崩盤；在戰後那一代人逐漸進入退休年齡和長期的低生育率造成青黃不接的夾擊之下，退休金的支付暴漲，而税收卻鋭減。加上東西德合併造成的財政負擔，德國這個曾經的歐洲經濟巨人變得萎靡不振，染病不輕。
這就是施羅德總理在第一任期內（1998-2002）所面臨的局面，他認為改革迫在眉睫，“不能再這樣下去了”。2002年，他連任成功。之後不久，他便與綠黨一起大刀闊斧義無反顧地強力推行結構性改革，對阻礙德國發展的頑疾動刀，採取了諸如大幅度調整社會福利系統支出（國家健康保險、失業金和養老金）、降低税率、改善僱傭制度、減輕企業負擔等措施。
這個所謂的“2010議程”（Agenda 2010）在當時受到了經濟界的高度評價和熱烈歡迎，但同時也幾乎得罪了社會其他各階層。更加難能可貴的是，這個對廣大中下層民眾帶來不小影響的改革方案並非出自一向與企業和富人關係密切的基民盟/基社盟/自民黨聯合政府，而是傳統上代表廣大勞動階級的左翼政黨（社民黨和綠黨）聯合政府。換言之，左派做了右派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
但事實證明，這一壯士斷腕之舉確確實實拯救了德國，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不管情願不情願，德國幾乎全社會（除大企業外）都參與了“節衣縮食”：不漲工資，削減福利，傾全力確保德國企業和產品在世界上的競爭力，繼續讓“德國製造”享譽全球。
功夫不負有心人。十年的努力換來了德國如今紮實而持久的繁榮，而當時強力推行這一不得人心卻又勢在必行的改革計劃的施羅德，在還沒看到自己政策開花結果之前，不僅在本黨內遭到圍攻，最後也被選民無情地拋棄。他的繼任者默克爾坐享其成，在施羅德當年所種的這棵大樹下一直乘涼至今。
難怪，當社民黨（SPD）新任主席馬丁·舒爾茨為了贏得今年大選而宣佈要部分收回並修正老施的“2010議程”時，默克爾看不下去了，她用明確的語言捍衞自己昔日政治對手施羅德的改革成果。
有道是，千秋功罪誰人評説。如今，“2010議程”獲得了德國全社會的承認和讚揚。筆者相信，現已遠離政治但仍有政治影響力的施羅德對此一定會感到無比欣慰。老施當總理時曾做過兩件影響深遠但得罪人的事：外交上，他前所未有地明確反對美國小布什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並因而重重開罪了華盛頓；內政上，則是不顧各方阻力推行了上述改革，結果得罪了黨內和社會上的許多人。但回過頭來看，恰恰是這兩件事使他功彪史冊，成為德國當之無愧的最偉大和最有擔當的政治家之一。
施羅德
法國現在需要的正是像施羅德這樣明知不可為而為的勇鋭果敢的領導人。英年俊才馬克龍無疑具備許多實力和優勢，但他是否能擺脱“大革命後遺症”，頂住各種壓力厲行改革？是否能放下個人得失、為本國的康復不惜得罪各種利益羣體？如果他能做到，或也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去嘗試，那法蘭西或許還有希望。
“醫生”該從哪裏對法國動刀
法國的病症顯而易見，若要細述，可以列出一長串。現在的關鍵問題是，從哪裏入手救治才有效：從造成青年高失業率的教育體制着手？亦或從死板僵化的勞動市場下藥？或者拿嚴重影響企業競爭力的每週35小時工作制開刀？還是給連年增長的高税率（只有丹麥更高）降壓？
當然，法國這個“病夫“尚未病入膏肓，體內也還有若干器官狀態良好，譬如，不錯的基礎設施、興旺的旅遊業以及一些實力雄厚的企業和服務性行業。但法蘭西這副高大的軀幹單憑這些已無法控制身體的不斷惡化和衰竭。
國內企業裁員（過去12年內共65萬）趨勢尚未完全停止，企業向國外流失的趨勢也在繼續……這些都不是什麼好兆頭。法國外貿銀行首席經濟師帕特里克·阿特斯（Patrick Artus）認為，法國這個歐洲第二大經濟體其實是徒有虛名，嚴格説連一個工業國都快稱不上了。
沉舟測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的確，面對充滿活力的德國經濟，法國即便不繼續下滑，那也已經是落後了。在此，我們不妨可以對兩國作一個簡單的對比：在德國，參與生產的各方達成的共識基於以下三個支柱：就業、每週工作時間和工資；在法國，由於統一固定的每週35小時工作制神聖不可侵犯，只剩下兩個領域尚有談判餘地，這對企業來説，意味着迴旋空間大大縮小。
法國工業每小時的平均工資成本比德國增長快許多，從世紀交替的2000年到金融危機爆發前後的2007/08年，兩國工資增長的差距為13%。歸根結底，這還是與政府的政策有關：德國為了提高競爭力，制定了“減少赤字、投資研發、對勞動市場進行結構性改造、持續控制工資漲幅”的長遠規劃；而法國幾屆政府都沒有完全搞定勞動市場的改革，原先給法國帶來強大競爭力的低價格檔已經消失，導致這個局面的原因是工資過高。
在法國，若要縮短每週的工作時間，就很有可能必須增加工資；而增加工資就意味着企業投資的意願和力度大打折扣；可若減少或放棄投資，就無法創造就業。舊崗位在繼續裁撤，新崗位一時又出不來，失業率必定居高不下；而失業率居高不下，社保體系的壓力就難以減緩，國家負擔加重。
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若再不解放思想，再無實際突破，法國的經濟將進一步陷入多重惡性循環，難以走出泥沼。久而久之，民心向背，社情不穩，那就真的離大革命風暴不遠了。
在今後的五年中，年輕帥氣精力充沛的新總統馬克龍將肩負着治癒法蘭西這個“歐盟病夫”的重任。這是一條充滿棘荊的路，小馬哥是否真能全身走完，並再創奇蹟，筆者對此深表懷疑。
因為在第一輪的選舉中，超過半數的選民把選票投給了對歐盟現狀不滿或直接反歐的候選人；在得票最多的四位候選人中，就有兩位是堅決的反歐人士（極右的勒龐和極左的梅朗雄）。在第二輪投票中，勒龐雖然失敗，但得票率差不多有三分之一。也就是説，上位後的馬克龍若要凝聚民心，並在6月的議會大選中再創輝煌（得不到議會多數的總統只能是個“跛腳”總統），就不可能在歐盟政策中“無所作為”或“維持現狀”。
這個“必須有所為”的壓力有點類似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的處境，卻很有可能會給今後的德法分歧埋下伏筆，因為，若要在歐盟內有所動作，小馬哥無法繞開強大的默大嬸，還需仰仗柏林的支持和配合。也就是説，他必須既不盲從柏林，又不盲懟柏林。問題是，他的前任薩科奇和奧朗德也都知道這點，可路走着走着就偏了：一個成了默科奇（Merkozy），一個成了“陪襯人”。因此，馬克龍的主觀願望是一回事，他的能量是否能改變現實結構則又是另外一回事。
與其他多數候選人不同，馬克龍明確支持歐盟，強調與德國合作的重要性，在歐洲共同防務方面，也贊成法德軸心。但他同時也表示歐盟亟需改革，要有明確的發展方向；在歐元方面，他支持建立共同財務預算的改革建議。
而對柏林來説，一個擁抱歐盟、支持德法合作的馬克龍固然更容易打交道，但默克爾則主張循序漸進，順勢而為。不久前，她和財長朔伊布勒已明確拒絕在歐元區內進行大的改革。這點與馬克龍的想法和建議未必同步，加上日前小馬哥對德國“難以忍受”的貿易順差提出質疑和批評，也多少給德法今後的關係帶來了一定的不確定性。
馬克龍是政治新星，但不是政治新人。他來自體制內，多少都會被打上體制的烙印，但他畢竟終結了戰後法國左右兩黨輪替或聯合執政的歷史。一個新時代的帷幕已經慢慢拉開，至於這個“新時代”是否能給法蘭西帶來新的轉機，筆者並不樂觀。
客觀上看，馬克龍的當選並不代表他是選民的“如意郎君”，而是法國所謂的民主陣營阻止右翼上台的一次聯合行動或“最後一役”。從得票結果來看，法國社會已呈現嚴重的分裂狀態，民眾最後選擇馬克龍首先是為了規避勒龐這個“風險”，但從現在起，馬克龍將獨立面對法蘭西的所有問題，再找不到任何理由可以用來為其施政中的失誤或軟弱辯護。
筆者估計，不管小馬哥的改革成功還是失敗，他在下屆選舉中都很有可能會下台。理由是，他若要成功，就必須如德國的施羅德那樣大刀闊斧地砍掉許多社會福利。且不説他是否真能排除阻力做到這點，即便他做到了，十有八九也會落得個施羅德那樣的下場：在把人得罪光之後下台。如果他的改革不成功，那他就會和奧朗德等前任一樣，再現股市上“高開低走”的結果，成為勒龐捲土重來，推倒“建制派”的最後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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