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梁:文在寅對朝示好,東北亞局勢怎麼走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成梁】
在剛剛結束的“一帶一路”峯會上,韓國代表團團長、執政的共同民主黨議員樸炳錫,與朝鮮代表團團長、對外經濟相金英才舉行了會面。對於持續已久的朝核危機來説,這次會面無疑是一個積極的信號。

而隨着5月10日文在寅當選並就任韓國新一任總統,新一輪的朝鮮半島危機,或者説去年以來的由於薩德系統的部署問題、金正男遇刺、朝鮮連續試射中程/短程彈道導彈與預備進行第六次核試驗而共同引爆的朝鮮半島危機,一定程度上似乎出現了緩和的跡象。
我們可以梳理一下有關各方的表態。首先是5月1日,特朗普總統宣稱“願意在合適的情況下邀請金正恩訪美”,儘管按照美方提出的“朝鮮必須停止開發導彈與放棄核武器”這一限定條件,所謂的“金正恩訪美”根本不可能成行,朝美兩方還是在這種對話的氛圍下,在北歐某國舉行了半官半民的接觸。
緊接着是韓國新當選總統文在寅採取的措施:在常規性通過韓國軍方表達“反擊朝鮮挑釁”態度的同時,對朝釋放出大量善意,包括支持實行“陽光政策”、重開先前被朴槿惠總統關閉的開城工業園區、建議雙方通過對話和協商爭取民族和解甚至簽署和平協定。
相對的,朝鮮方面也是投桃報李,不僅通過官方通訊社的報道,將文在寅先生的當選稱之為“燭光的勝利”,認為極大地凸顯了韓國民眾的主體意義,還對這位新任總統提出了很高的期待,諸如停止韓美聯合軍演、改善半島局勢,讓南北格局向着民族和解乃至民族統一的方向不斷進步。
值得注意的還有中國方面的態度。5月11日晚的新聞節目以較大篇幅播發了中韓兩國領導人通電話的報道,就目前收到的情況看,中國方面的基本態度是要求文在寅先生了解並認可中國的合理安全關切、正視中國的國家利益。
總的來説可以歸結為兩點:一是直接造成中韓兩國矛盾的薩德系統問題,中國方面要求韓方重新考慮乃至儘快撤除這一系統,以保證我國國家利益不受損害;二是朝鮮核問題,除了一貫的“朝鮮半島無核化”、“不能生戰生亂”、“建議通過六方會談這一對話框架解決問題”之外,並沒有更新的內容。
民間輿論則相當程度上偏向於樂觀,大部分媒體給出的文在寅先生生活與從政的經歷,還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這種樂觀情緒:朝鮮戰爭難民、民權律師出身、韓國左派人士、抵制美方影響、盧武鉉總統的密友。如此種種的描述無疑造就了部分人對這位“民主主義”人士的某些印象:這是一位好説話、好交流的人,薩德系統部署可能會有轉機,朝鮮半島局勢可能再度趨於穩定,總的來説對中國應當是大大的利好。

韓國新任總統文在寅不斷對朝釋放友好信號
在某種程度上,筆者比較贊同“薩德問題可能出現轉機”一説,但是同時也認為:我們不要對這種轉機抱有太大的希望。誠然,薩德系統在決策和部署方面都有太大的問題,決策上的黑箱狀態與若隱若現的黑金政治,部署上乘人之危趁亂而上的過程都昭示了這一點,如果要較真的話必然有大量的文章可做。但是從通盤考慮的角度來看,文在寅先生想不想這麼做、會不會這麼做、操作到哪一步,都需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儘管對於薩德系統的重新考慮,有助於文在寅總統樹立起所謂的“韓國自主”與“抵制美方勢力的影響”的良好形象,似乎很值得他這樣去做,但是也有幾個因素必須被考慮到:
第一回到薩德的決策部署過程中。薩德系統的闖關部署正表明了它“水很深”,既然水很深,那麼上任之初就去闖“改革的深水區”,顯然不是一個太好的策略。其中牽扯的各方利益太深,稍有不慎會有引火燒身的危險,畢竟前任總統朴槿惠的“閨蜜干政事件”到現在依然是疑雲重重。而薩德系統的部署對韓國社會的撕裂程度之大、折騰程度之深,也會成為制約文在寅“重新折騰一次”的因素。
第二回到這位新總統文在寅先生本身。我們總是説“人們創造歷史,但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而往往是從先前承繼的條件中創造歷史”,在韓國這樣一個財閥政治傳統極為深厚,諸多財閥又同美國乃至美軍、韓軍有着千絲萬縷聯繫的國度,筆者認為,出現一位完全可以擺脱財閥掌控、且能夠徹底消除美國方面影響的總統,不是完全沒有可能,只不過我們不應該對這種可能性抱有太高期望,畢竟文在寅總統的盟友兼密友盧武鉉先生到底是怎麼死的,現在還不清不楚。
總的來説,這位新任的文在寅總統當下並沒有足夠的動力、也沒有足夠的意願去揭開薩德部署這個蓋子。從他截止目前的實踐情況來看,採取的是機變的處置模式,有將薩德問題轉化成均勢外交的趨勢:一方面,派出特使和代表團向中方做解釋和磋商,這種處理方式相對於之前看守政府“不聞不問、自説自話”的處理,有所進步,但是對於中國方面來説實在是進步不大:解釋只可以被理解為尋求中國的諒解,而磋商到何種程度又完全沒有下文;
另一方面,文在寅先生卻又多次強調“美韓同盟關係”的重要性,並傾向於採用公投模式去解決薩德系統部署在韓國民意與法律程序上的合法性。這一方式似乎看起來最為不偏不倚,在操作過程中卻最容易在實施程序、傳媒影響、社會公關上被有關各方上下其手。很顯然,從對韓國國內主要傳媒、民間團體方面的影響力來分析,真要採取公投模式,中國並沒有太多的牌可以打。
因此,總結以上觀點,筆者認為,也許文在寅總統有移走薩德系統的想法,但現實環境、外交策略等諸多因素並不利於、也不允許他這麼做,而中國在這位新任總統的這種策略下,能夠採取的措施似乎也比較有限,並不值得過分樂觀。
最重要的,我們要記住主席的那句話: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對於我們來説,面對薩德系統導致的中韓關係困局這一挑戰,既需要利用好目前的中韓對話渠道,通過外交途徑爭取國家利益、至少是讓問題向着有利於我的方向發展,迫使韓國停止部署具有全部探測性能的薩德系統;更要堅持走強軍路線,繼續完善我們自己的空基、陸基、海基導彈武器系統建設和戰略核力量建設,畢竟如果靠談判就能把問題解決,還要以政治、經濟、軍事、意識形態實力為後盾的國家力量做什麼呢?
筆者認為,薩德系統的部署問題對文在寅政府和中國方面而言,只能説是一個當前的、很小的挑戰,關鍵是要以此事為契機,表達好我國堅決而深刻地介入半島局勢的意圖、參與整個半島政治流變過程的決心,表明牽涉我國利益我國不能不管的基本態度。因為,相比較薩德系統,更大的麻煩、更復雜的挑戰還在後面:朝鮮核問題。
朝鮮核問題發展到目前,已經可以用“延宕日久、後患無窮”加以形容了。説它“延宕日久”,是指它已經拖了、而且反反覆覆拖了足夠長的時間。從1956年朝鮮向蘇聯杜布納研究所派出首批研究人員,到1992年-1994年朝鮮半島爆發第一次核武危機,到2003年由中國主持召開首次六方會談,再到2006至2016年朝鮮連續實施5次不同當量、不同類型的核試驗,以及對中程彈道導彈、洲際彈道導彈、彈道導彈潛艇等戰略性裝備的不懈追求乃至獲得初步突破,朝鮮核問題在這長達60年的時間裏,有關各方始終處於“逐步發酵、你來我往、鬥而不破、螺旋上升”的狀態,整體上並未對朝鮮的核活動與核戰略造成根本性的影響,反倒有越壓越強、愈演愈烈之勢,各方的訴求不同、策略差異以及其它領域的矛盾,給了朝鮮多次擺脱困境、涉險闖關的戰略機遇。
説它“後患無窮”,筆者傾向於認為朝鮮的核戰略具有以下兩個特徵:一是較強的核訛詐特點,二是巨大的不透明性。近十年來,朝鮮方面已經不止一次地以核活動為要挾,向周邊各國乃至域外國家伸手“要政策、要好處”,而要到政策和好處之後卻又只是策略性地暫停核開發,用《過秦論》中的“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加以形容並不為過,説它是低配版的核訛詐也不過分。
而朝鮮在核武器的使用戰略方面可以用“不按套路”加以形容,一般的有核國家在核戰略方面均有着成熟的理論體系和使用程序,諸如美國以托馬斯·謝林等人的博弈論思維為依據,基本上選擇了在遭受嚴重的常規軍事失敗或本土可能遭到全面核武攻擊時,啓動戰略核攻擊程序,且講究審慎地控制核武器的使用強度與方式。至於我國則是直接宣示了除非遭到“落地核攻擊”,否則不會開啓核反擊程序的意圖。
對於朝鮮方面來説,由於沒有公開發表的關於核戰略的白皮書,只能依靠外力對其核戰略實施評估,而朝鮮在公開場合對核力量的宣示又特別隨意和極富進攻性,諸如不止一次地通過國家媒體威脅要對某某國家實施“先發制人”的核打擊,要讓某某國家“一切七零八落”,在閲兵式上將所謂的“核揹包”配備到單兵一級。
當然朝鮮未必有足夠的同其核宣示相匹配的技術實力,但這種國家層次上的表達至少説明了一個問題:朝鮮核武器在使用方面基本上是不可預測的。對於一個實質性的有核國家而言,這種不可預測性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不安全和不穩定,這是朝鮮和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等實質性有核國家不同的一點。畢竟作為具有毀滅性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任何國家都無法承受遭到核突擊對本國政治經濟、國民士氣、國家認同、政權合法性造成的巨大影響。從這個意義上看,説朝鮮的核武器“後患無窮”並沒有冤枉它。

2016年1月,一個屏幕顯示在朝鮮核試驗場附近發生了地震活動,朝鮮宣佈該國引爆了第一顆氫彈
自然,從朝鮮這個國家的角度來看,它發展核武器的策略何止是無可厚非,簡直是理由十足。筆者也相當理解朝鮮這個國家在長達60多年的時間裏,為了反對“事大主義”、爭取對外交往自主權乃至掌握自己的國家命運而發展戰略核威懾力量的意圖和苦心,但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家利益,以本國利益優先,誰也不願意看到身邊有這樣一位不講套路、不可預測、總是玩戰爭邊緣政策的鄰居存在。更何況朝鮮核問題還有最現實的技術性風險,即核設施的安全與核試驗場對環境的影響問題。
國內有些人始終認為,朝鮮核問題“是美國一手造成的”,“正是因為美國的核威脅和戰爭威脅,朝鮮才選擇了發展核力量”,並以此認為“朝鮮的核力量只可能對着美國或者韓國發射”、“只要美國改善對朝關係,朝鮮就會自動棄核”。對於此類觀點,筆者想引用一句話:在大火可能把大家都燒死的情況下,爭論火到底是誰燒起來的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尤其是朝鮮半島這一塊歷史問題錯綜複雜、各方基本始終處於“頂牛”的狀態、長期以來誰也不肯先鬆手的地區,掰扯這些歷史賬,對解決朝鮮核問題並無助益。
實際上,本次朝鮮核危機爆發以來,中國至少在傳統的“不許生戰生亂”加上“堅持半島無核化立場”這一頗有爭議的舉措方面,有了較大的突破:一是比較嚴格和徹底地執行了對朝方面的制裁決議,二是通過中美兩國領導人正式會晤,取得了(至少在明面上)一定的對朝政策共識,也就是之後放出的“朝鮮核問題已到嚴重時刻”,儘管對於中美兩國而言,這個“嚴重時刻”很可能指的根本就不是同一個東西。總的來説,這兩點可以被稱為我國在對朝政策方面出現的一些新情況、新動向,可以被稱為中美兩個大國在朝鮮核問題上首次初步實踐了“大國一致”的原則。

習特會上,習近平向特朗普介紹中國和朝鮮的歷史
“大國一致”所產生的戰略效應我們也都看到了,那就是朝鮮到目前為止,都沒有進行傳聞中的第六次核試驗。這表明了中美兩個大國及周邊國家的共同施壓、經濟制裁與軍事威懾並行的思路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朝鮮核問題反倒在各大國的實力下第一次有了“可控”的跡象。筆者不敢説朝鮮一定會在壓力之下棄核,但是至少可以認為,“大國一致、周邊協作”的原則相比較先前的“各有訴求、意見不一”的離散狀態,在解決朝鮮核問題方面是有一定作為的,值得接下來繼續發展和改進這種協作原則,憑藉實力去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
而在這種時刻,如果有人突然站出來表示:我們不要對朝施壓,我們要和解,我們要對話,我們要通過以上舉措,“合理地引導朝鮮放棄核力量”,你讓旁人怎麼想?換句話説,這和敍利亞阿勒頗被解放之前,西方國家急吼吼地嚷着要停火有什麼區別?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説,韓國新任總統文在寅先生的對朝政策是極為耐人尋味的。文在寅總統長期以來以“親朝派”的公開面目示人,上任之初即向朝鮮方面釋放出大量善意,而牽涉到朝鮮核問題的表態是“反對朝鮮擁有核武器,但是主張通過對話和政策引導的模式,促進朝鮮轉變思維模式,向着棄核的方向前進”。
在筆者看來,文在寅先生作出的此類宣示,在目前情況下比較有助於短期內半島局勢的降温,甚至可能再造就一段時間之內的“小陽春”,南北雙方互動交流頻繁、大有民族和解勢頭、看起來“一切都很美”的情況,顯得對於周邊有關各方都較有好處——中國方面得到了“不戰不亂”和“對話協商”,朝韓雙方得到了實際利益,美國避免了被吸引到東北亞這個亂點的中心。
但是,從中短期的情況來研判,筆者認為這一策略並不利於半島局勢的根本扭轉,也不利於“大國一致”地達成促使朝鮮方面放棄核計劃、拆除核武器的目標——在朝鮮目前這種被各方合力施壓的情境之下,突然開了一個口子,一方單方宣佈媾和,還是對於朝鮮而言有特殊意義的“南方同胞”開的口子,本質上是對“大國一致、周邊協作”原則的背離,是有利於朝鮮目前面臨的國際環境得到根本好轉、乃至趁機取得外交突破的。這對於感受到極大的戰略壓力的朝鮮而言,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機會,是不可能白白放過的。
朝鮮在局勢緩和、國際環境再度逐漸好轉的情況下,是否可能重新撿起核大棒搞涉嫌闖關?筆者認為可能性極大:在現階段,朝鮮對於發展核武器和核計劃的態度,早已不是某些人認為的策略,即試圖通過核計劃去達成某種政治目的,朝鮮的核武器計劃本身就是目的。就現有的情況看,朝鮮已經將核武器作為“不可放棄和不可交易的神聖主權”的象徵,將打造“有核國家”乃至“核大國、核強國”作為重要的國家目標,通過一般性質的對話、協商都難以解決問題,怎麼可能會因為韓國方面的單方面讓步而放棄這一“身家性命”?這倒真是“人家想奪權,你給人家三毛錢”了。
何況朝鮮歷來習慣於在各方政策的縫隙中突圍而出,繼續推進其核武計劃的做法已經“漸入化境”,在這種情況下審視文在寅總統的“通過對話和政策引導的模式,促進朝鮮轉變思維模式,向着棄核的方向前進”,更像是較為理想主義的自説自話,最大概率的發展方向是朝鮮在局勢緩和的有利條件下,繼續推進核計劃與導彈計劃,第六次核試驗炸響也並非沒有可能,畢竟朝鮮實施的第一次核試驗,就發生在文在寅總統的盟友盧武鉉總統的任期內的2006年10月9日。
有人可能認為,最近美韓方面的對朝表態是美國首先表態,甚至表態到了“可以邀請金正恩訪問美國”這個層次上了,韓國方面只不過是跟在美國後面的表態,甚至還有人認為“我們可能被美國再次耍了”,認為對朝施壓只會搞壞中朝關係、便宜了美國人下山撿桃子。

特朗普稱不排除邀請金正恩訪美,但前提是朝鮮必須徹底棄核
對於這種觀點,筆者傾向於認為應該作為我國實施對朝政策的一個值得注意的方向,需要作出策略性的應對。但是同時,我們也要注意美、韓兩國表態的差異:美國方面釋放的對朝信息附加了明確的前提,即朝鮮“必須放棄核武器,終止核計劃”之後,才能邀請朝鮮領導人訪問美國並談判關鍵性問題。這一表態往好了説,是在呼應我國的“雙暫停”思路,往另一個方向説,就是繼續維持了先前的以美國人的利益為中心、為朝鮮設置了一個幾乎不可能毫無代價就隨便答應的前提:徹底棄核。
從這個意義上看,特朗普總統與其是在邀請,不如説是就朝鮮核問題再度劃出了底線:你先棄核,我們才有的談。這一表態和我國方面的基本態度是有契合之處的,畢竟我們也要求朝鮮暫停核計劃和美國釋放善意同步進行,也能看出在半島問題上,中美兩國確實都把“朝鮮必須棄核”列為戰略目標。
相比較中美兩國的有關表態,文在寅先生及韓國政府的表態無疑曖昧的多,也模糊的多,這種對朝模糊和緩和的政策定將給人以無盡的演繹空間,也為朝鮮核問題的最終解決增加不少變數,甚至可以説徒增解決問題的難度。非常值得我們“聽其言、觀其行”,小心翼翼,認真面對。
而對於韓國總統文在寅先生採取的這種對朝緩和局勢、加強對話、推進民族和解策略造成的中長期影響,筆者是有一定的隱憂的。在這裏只談幾個事實:
一是朝鮮政局的不可持續性,作為冷戰最後的遺產,朝鮮半島遲早要重新統一,儘管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南北雙方究竟由誰來主導這個統一進程尚存極大爭議,但隨着歷史的不斷向前發展,統一的圖景定將逐漸明晰,我們必須未雨綢繆;

文在寅的上台,與其説是朝核危機出現轉機,不如説是給了朝鮮機會
二是朝鮮的核武器逐漸接近“臨界點”的現狀,朝鮮目前已經基本上研製成功內爆式或槍式核武器,雖然它很可能不具備熱核武器的製造能力,隨時可能炸響的第六次核試驗卻有可能是氘助爆增強型核彈頭,已經可以被視為準戰略彈頭,相關運載工具的研製也一直在進行,個別型號甚至到了很高的技術水平和基本成熟的狀態;
三是回到大多數媒體對於文在寅總統的評價方面來,正如媒體説的,這是一位“敢於對美國説不”、“韓民族必須獨立自主”的具有濃厚民族主義特徵的總統。我們為文在寅先生可能驅逐美國和美軍在韓影響力而暗自慶幸的同時,是否應當注意和警惕另一方面的端倪呢?朝鮮核問題會不會在緩和、對話、和解的幌子下,從一個互相硬碰硬和互玩戰爭邊緣政策的階段,發展到一個看似平靜偶有波瀾、實則南北雙方有玩“無間道”趨勢的階段?我們必須打起十二萬分的精力去應對此類挑戰和變局,因為一旦應對失策,不僅意味着阻止和消除朝鮮核武器力量的目標落空,整個東北亞局勢也將極大地惡化。
至於我們應對挑戰的措施,筆者傾向於總結為以下幾點:
一是貫徹好“大國一致”的原則,利用好有關域外國家堅持要求朝鮮棄核的戰略底線,去達到我們的戰略目標,同時要針對當下的變局,重新設置好朝鮮半島局勢的當前目標與後續目標;
二是針對文在寅總統的對話與緩和的舉措,我們應當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歡迎,並以文在寅總統對“六方會談”這個荒廢已久的框架的興趣為契機,重新把有關各方拉進多邊會談的格局裏去談,而且最好是設置一個只有朝韓、中美四方參與的新機制去談,最大程度上避免其餘外部勢力的干擾和攪局;
三是時刻警惕朝鮮和韓國、朝鮮和美國單獨去談實質性的問題。總的來説,我們應當藉助文在寅總統的對朝緩和政策,重新建立起我國主導的對話和協商機制,防止更多的勢力插手半島局勢、保證朝鮮問題逐漸可控並向與我有利、兼顧各方的情況下發展。
至於以為文再寅總統上任,朝核危機就結束了?錯了,實際上,挑戰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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