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義桅：“一帶一路”面臨兩種全球化模式博弈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義桅】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閉幕了，習近平主席同與會的29國領導人在圓桌峯會上一致通過了聯合公報，這是本次高峯論壇重要的政治成果文件。此外，論壇公佈《“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成果清單》可謂碩果累累，共包含76大項、270多項有代表性的成果。

此次一帶一路論壇碩果累累，成果清單共包含76大項、270多項有代表性的成果。

不過，有個小細節經外媒報道後引起各方關注：高峯論壇高級別會議期間的貿易暢通平行主題會議上，“一帶一路”貿易暢通合作倡議的簽署中，歐洲提出了異議，最終推遲發表並不得不改動。

歐洲官員表示，中國提議的貿易聲明沒有包含有關透明度和合約招標標準等方面的內容。聲明也刪除了將一帶一路計劃稱為全球公共產品的描述，取而代之的是，該計劃被稱為一項“重要的國際倡議”。

儘管這只是小插曲，但也提醒我們，除了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安全、經濟環境進行風險分析，還應該看到，西方發達國家的參與是好事，同時也帶來合作的難處，需要我們化解。核心是如何兼顧一帶一路國家的多樣性，又堅持市場化原則和國際標準。

如果説“一帶一路”開啓的是發展導向的中式全球化，如何處理與既有西方開創的規則導向的全球化關係，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帶一路”合作機制能走多遠，能走多快。

“一帶一路”嘗試連接中外，融通古今，聚合南北，打通東西，也拉開了發展導向的全球化與規則導向全球化的博弈。

中國全球化：以發展為導向

“一帶一路”在新時期推行開放、包容、均衡、普惠、可持續的全球化，倡導的互聯互通，將分裂的世界、分割的市場，形成平等、橫向的合作架構，解決跨國公司全球分工所推行的、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聯繫的橫向全球化所遺留的不公正、不均衡發展問題；倡導戰略對接，將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新興國家最廣泛連接在一起，真正實現東西、南北、中外、古今的大融通。

這種理想遭遇現實困境嚴峻挑戰：“一帶一路”之六大經濟走廊沿線65國中，有8個最不發達國家，13個非WTO成員國，24個人類發展指數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的。這些國家給世界經濟和和平在拉後腿，現在將和平與發展的希望寄託在“一帶一路”上，如何不讓其失望？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最初源於開發性金融實踐，彌補市場經濟發育不良與基礎設施短板的雙重困境：不同於商業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開發性金融不只是金融活動，同時還是一個制度建設的活動。

‘一帶一路’沿線很多國家的市場經濟制度不健全，中國就希望通過金融服務的推廣來幫助這些國家進行制度建設。這就是開發性金融。

基礎設施先行的工業化：過去，中國有“火車一響黃金萬兩”的説法，改革開放又有“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要閃富，通網路”的脱貧致富經驗，讓世人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人民很容易為“一帶一路”四個字所打動。

三十八年改革開放，中國將七億人脱貧致富，占人類脱貧致富貢獻的七成，這是激勵許多發展中國家願意跟着中國走，積極融入“一帶一路”的最直接動因。沒有基礎設施，就很難實現工業化；沒有實現工業化，民主化就註定失敗。

兩種全球化之爭

問題是，發達國家參與“一帶一路”，帶來發展導向與規則導向的全球化之爭。中國主張，發展是解決所有難題的總鑰匙；規則當然重要，但要不斷成熟、循序漸進形成。

中國改革所探索出的政府-市場雙輪驅動經濟發展模式正在補“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短板，帶來基礎設施建設的第一桶金，通過養雞取蛋而非殺雞取卵，增強自自主發展能力，同時培育了新的市場。

像烏茲別克斯坦這樣的雙重內陸窮國，按市場經濟規則是很難獲國際金融機構貸款的，但獲得了國家開發銀行貸款，彰顯“政府+市場”雙輪驅動的中國模式魅力。

截至目前，中國對烏茲別克斯坦直接投資和貸款共52億美元，合作實施項目70個。圖為中鐵隧道集團烏茲別克斯坦安革連至琶布鐵路隧道項目海外職工。

印尼雅萬高鐵之所以中方擊敗日方勝出，就在於中方繞開了印尼方政府擔保的前提，背後都是中國國有銀行的支持。

中國模式在非洲正大顯身手。非洲第一條中國標準跨國電氣化鐵路，從設計、施工到運營，全都採用中國模式。肯尼亞的蒙內鐵路和蒙巴薩港口建設也是如此。中國改革開放探索出一條工業走廊、經濟走廊、經濟發展帶模式，先在沿海地區試點，繼而在內陸港口城市和內陸地區試點推廣，形成經濟增長極、城市羣，帶動整個中國的改革開放。

現在，“一帶一路”要讓非洲市場以點帶線，以線帶片，從基礎設施（港區鐵路貿五位一體）互聯互通着手，幫助非洲獲得內生式發展動力，形成經濟發展帶，實現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共同脱貧致富。

這些國家紛紛在借鑑中國模式發展經濟，是否對西方模式構成挑戰，讓西方推行的基於規則的全球治理相形見絀？這是不得不考慮的一個問題。

以成熟市場標準看一帶一路 會看走眼

當今世界之亂象，就是如何治理，怎麼解決不折騰的問題、碎片化問題。中國人考慮問題要標本兼治、統籌兼顧。很多人用西方經濟學的觀點説中國修高鐵是不賺錢的。

他所謂的賺錢就是賣了多少票，但是修高鐵以後帶來的房地產、旅遊等產業的發展，西方經濟學是考慮不到的。所以，不能用原來的模式理解“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建設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彌補歷史和現實的三大短板，第一大短板是原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沒有實現互聯互通；第二種是補世界經濟短板，尤其是實體經濟的短板；第三補全球化短板，打造包容性全球化。

這樣才使“一帶一路”在世界上受歡迎，解決了世界上重要的發展難題、發展瓶頸。中國人不從意識形態出發，實事求是，主張將自身利益與別國利益結合，如此才形成了全球大合唱。

因此，單純強調高標準，以成熟市場經濟原則看待和要求“一帶一路”，評估其風險與收益，一定會看走眼，就像以前每次預測中國會崩潰，一直在打自己嘴巴一樣。

“一帶一路”成功的關鍵，仍要弘揚中國共產黨的三大法寶：羣眾路線、統戰、實事求是。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中國與全球化智庫高級研究員，近著《一帶一路：機遇與挑戰》、《世界是通的：一帶一路的邏輯》分獲“2015年中國好書”、“2016年中國好書”，新著《一帶一路：中國崛起的天下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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