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7800億還不足以改變世界，但“人民金融”一定能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一帶一路”中的金融叫做“人民金融”
未來的歷史學家若用“2017革命”標記當下這段世界歷史，並不為過。
從1月中旬2017達沃斯論壇上習近平主席發表講話，到本次“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在北京圓滿結束，短短5個月的時間，一個歷史性的大轉折已宣告完成。
其標誌就是，習近平主席代表中國政府所説出的一些話，已明顯帶有引導性和指向性，所推動的一些事，已明顯帶有顛覆性和開創性。
——我們要將“一帶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榮之路、開放之路、創新之路、文明之路。
——我們要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打造對話不對抗、結伴不結盟的夥伴關係。各國應該尊重彼此主權、尊嚴、領土完整，尊重彼此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
——我們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不會重複地緣博弈的老套路，而將開創合作共贏的新模式；不會形成破壞穩定的小集團，而將建設和諧共存的大家庭。
——“一帶一路”建設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鑑超越文明衝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推動各國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在如此的高度上和視野中，這就是一場革命，雖然靜悄悄，但卻是真正的Revolution。對中國來説，從“國將不國”的危機、“被開除球籍”的焦慮，到今天自信滿滿地為世界的未來勾畫藍圖，就是一次大旋轉。對西方來説，從“白種人的負擔”的傲慢、“全球化就是西方化”的自負，到今天面對自身相對衰落和世界的大變局深感無力，就是一次大顛倒。
《華爾街日報》日前發表邁克爾·奧斯林為吉迪恩•拉赫曼的新書《東方化》（Easternization）一書寫的書評“重塑我們的世界秩序”，文中説：大西洋沿岸國家對於世界其他地區的主導地位也許看上去像是命中註定，因為這是近500年來的力量格局。但拉赫曼指出，事實上，在更加漫長的歷史模式中，這是一個反常現象。在長達數千年時間裏，非歐洲帝國一直統治着古代世界；直到16世紀，較小的西方國家才依靠技術和經濟實力躍居全球主導地位。
將“反常”的歷史再反轉過來，將“西方化”再轉回到“東方化”，這就是今天的世界歷史軌跡。而所謂“2017年革命”，即是這個大轉折歷史的標誌之年。
離不開金融這個助推劑
有個流行的説法：“一部西方史就是一部金融史”。還有個著名的故事：1499年法王路易十二詢問大臣若要佔領米蘭需要什麼，得到的回答是：“三件東西：錢，錢，錢。”
西方的崛起，如果從16世紀大航海時代算起，可以説從一開始就是在金融力量的驅動下進行的。西班牙人埃爾南·科爾特斯征服阿茲台克帝國和弗朗西斯科·皮薩羅洗劫印加帝國的故事早已眾所周知，他們遠征的目的就是尋找黃金，遠征軍的組成則是一種風險投資，最後的分贓也是股東分紅，自始至終都是一種金融活動。歷史記載，當時皮薩羅向印加人提出換回皇帝阿塔瓦爾帕的贖金，僅僅這一次敲詐，就相當於1600多噸黃金！
毫無疑問，掠奪和洗劫是這類金融活動的最高境界，也是貫穿於近代西方五百年曆史的一條主線，形式千變萬化，本質從來沒變。早期的冒險家在美洲大陸一夜暴富的神奇故事，激勵着無數的後代前赴後繼。不能光靠暴力和運氣了，就憑藉技術的領先、經濟的實力、文化的影響、知識的代溝，任何一點先進和超前，都被轉化成某種形式的金融活動，進行變相的掠奪和洗劫。
經濟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對於西方來説，意味着僅僅憑藉高超的金融技術手段即可重現類似於當年在美洲的白日夢。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1970年，共有60個第三世界國家被世界銀行歸類為“低收入國家”，它們總共欠下各種國際借款人250億美元的債務。在此後的三十年裏，這60個國家總共償還了5500億美元的本金和5400億美元的貸款利息，然而，三十年後的2000年，卻仍然還欠下5230億美元的新債務！
圖為2016年世界各國國家收入情況
“新世界高利貸者的新法鍊金術”，一位學者這樣總結道。而不結盟國家峯會的南方委員會主席尼雷爾曾用一句話總結了第三世界的命運——增長和希望，然後一切破滅。他説：“希望現在消失了。人們已逐漸認識到，1945年之後的前三十年裏取得的些許進步，並不意味着狀況的根本改變，也不意味着第三世界國家真正的發展前景。依附程度一直在增加而不是在減少，貧窮一直在持續，窮國和富國之間的差距一直在擴大。”
現實就是這樣赤裸裸，雖然看得很清楚，但卻沒有辦法。西方金融技術的長期領先和不斷的花樣翻新，讓世界無可奈何。近四十年來的“新自由主義革命”，同樣也是一次規模巨大的掠奪和洗劫，財富以驚人的速度向極少數的人集中，世界範圍的兩極化導致了大量的衝突和對抗，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西方過度瘋狂的金融遊戲終於轉而反噬自身。
中國的金融力量進入世界經濟體系，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開始的。進入新世紀之後，作為最大生產國並完成了原始積累的中國攜帶巨量的外匯儲備與資源輸出國的外匯儲備合在一起，持有了全球四分之三的儲備資產，加劇了美元本位的固有矛盾，令美國的外部赤字和財政赤字“雙赤字”成為了常態。而隨着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加快，一個“新興金融”與“守成金融”的對抗格局日漸成型。
2015年12月1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宣佈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這是IMF近16年來首次納入儲備貨幣，上次將歐元納入SDR還是1999年。《紐約時報》評論説，人民幣被納入世界精英貨幣之列，是一個重要里程碑，突顯了中國日益增強的金融和經濟實力。
若按照拉赫曼的未來世界圖景，這實際上意味着一種必將服務於“東方化”進程的、本質上根本不同於“西方金融”的“中國金融”終於出現。正如過去五百年的“西方化”每一步都離不開金融活動的助推一樣，正在開始的“東方化”、“去西方化”進程也將得到有力和有效的金融活動的支撐。
在本次“一帶一路”高峯論壇上習近平代表中國政府宣佈：將向絲路基金新增資金1000億元，將提供2500億元和1300億元專項貸款，將在未來3年向一帶一路參與方提供600億援助…
在無可限量的“東方化”進程中，服務於“一帶一路”建設的這幾千億元金融資本，還只是起步。
“人民金融”
有一個事實意味深長：在IMF特別提款權的貨幣籃子裏，只有中國的貨幣叫做“人民幣”。正如這個事實所體現的，中國的金融力量，也是世界金融力量中唯一的“人民金融”、“紅色金融”，與西方國家的“資本家金融”、“新貴族金融”、“新殖民者金融”不屬於同一類。
金融對於現代經濟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自明的。習近平主席在此次高峯論壇的主旨演講中説：“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液。血脈通，增長才有力。我們要建立穩定、可持續、風險可控的金融保障體系，創新投資和融資模式，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建設多元化融資體系和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普惠金融，完善金融服務網絡。”
這指的正是對金融力量的正確運用，即讓金融體系發展與資本配置效率正相關，與長期經濟增長正相關，並形成一種彼此促進、螺旋上升的良性循環體系，而不是過度的、脱離實體經濟的超速金融擴張。
這也是“人民金融”、“中國金融”與“資本家金融”、“西方金融”最主要的區別之一。簡單説，前者關注於長期的經濟發展，後者關注於短期套利；前者兼顧多重目標，後者只管超額回報；前者致力於普惠大眾、服務人民；後者屬於資本家獨享、富人專用。
什麼是短期套利、超額回報、富人專用？去年6月IMF的三位經濟學家在該組織的F&D雜誌上撰文承認：自1980年以來，在超過50多個新興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出現過大約150次左右的大規模資本流入，而其中約有20%最終引發了金融危機，並導致了大幅度的產出下降。
在這些國際金融資本進入的時候，都是打着改革的旗號，按照自由化、市場化和私有化的“藥方”，來為受援國提供服務的。但在逐利本性的驅使下，投資者只管自己的套利，根本不會考慮對象國的長期經濟發展和國計民生。
對於這種為禍甚烈的“資本家金融”套利活動，著名的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將其稱之為“新時代的鴉片戰爭”，建議設立金融產品安全委員會，專門負責檢查確定銀行和基金買賣的金融產品是否“適合人類服用”。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而“人民金融”則與此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在一些重大的問題上會顯出重大區別。
比較一下兩種不同的對外援助原則：
二戰後擔任世界銀行集團主席的尤金.布萊克為美國製定的對外援助原則是：“我們的對外援助計劃確定要讓美國企業受益。主要的三個方面的利益是（1）對外援助為美國的商品和服務打開一個實質性和即時性的市場；（2）對外援助為美國公司的海外擴張開闢新的市場；（3）對外援助將各國的國內市場導向自由企業制度以便美國的商户落户發展。”
2015年12月4日，中國政府在約翰內斯堡發表《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文件中説：“中非發展戰略高度契合，中非合作發展互有需要、互有優勢，合作共贏、共同發展迎來了難得的歷史性機遇。中國發展經驗、適用技術、資金、市場等相對優勢，有助於非洲破除基礎設施不足和人才不足兩大制約發展的瓶頸，有助於非洲把豐富的自然、人力資源優勢和潛能轉化為發展動力和惠及民生的成果，加速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進程，更好地實現經濟獨立和自主可持續發展，更好地實現持久和平與穩定。”
兩者的差別，涇渭分明。但無需諱言，即使是“人民金融”，也要追求資產的增值和利潤的最大化，甚至也會有通過前期投資和援助培育產品和服務輸出市場、國內公司海外擴張市場的考慮，然而，前提仍然是合作共贏，而不是零和博弈。
“中國金融”就是“人民金融”，而不是“資本家金融”，這一點實際上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就已確定，無法改變了。儘管今天的中國已是世界超級大國、第二大經濟體，但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輸出的金融資本，本質上也仍屬於“人民金融”，而不屬於“資本家金融”，這一點也同樣無法改變了。
回顧一下歷史很有必要。
1948年11月18日，距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還有將近一年時間，董必武主持召開了一次華北人民政府政務會議，討論成立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統一的貨幣。這就是“人民金融”的最初起源。
如今回顧地看，此舉近於石破天驚，人民共和國能否成功世界還在觀望，而人民銀行和人民金融則屬聞所未聞之事，無異於天方夜譚。要知道資本家之所以叫資本家無非是因為掌握着金融，而人民之所以不是資本家，也正因為不掌握金融。
當初被任命為第一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南漢宸，就是從1941年起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長的共產黨土銀行家。憑着陝甘寧邊區、晉察冀邊區政府財政主管、華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華北銀行總經理這些經驗，這位出生于山西省趙城縣韓家莊農民家庭的南行長，用了一年時間籌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家人民銀行。11月的會議通過決議：“發行統一貨幣，現已刻不容緩，應立即成立中國人民銀行，並任命南漢宸為中國人民銀行總經理，一面加緊與各解放區銀行的磋商，一面加速準備人民幣的發行。” 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在石家莊正式宣告成立。南漢宸出任第一任總經理，董必武親筆題寫了行名。
南漢宸（中）
至1949年底，中國人民銀行建立了華東、中南、西北、西南4個區行、40個省(市)分行、1200多個縣（市）支行及辦事處，加上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在全國已設有金融機構1308個，職工8萬多人。
到1951年底，除西藏自治區和台灣省外，人民幣在全國範圍內流通，全面佔領國內貨幣市場，成為新中國唯一的合法貨幣。
對於當年那一場席捲中華大地的“人民金融”浪潮，今天的中國人自己不當一回事了，乃至不以為然了，可外部世界卻難以忘記。
1949年6月16日，新成立的人民銀行致電中國銀行倫敦、紐約、新加坡、東京、香港、加爾各答等行處，通知它們位於上海的中國銀行已經被接管，要求駐外分支行及其員工堅守崗位、遵守新民主主義經濟金融政策，保護財產。
1950年10月10日南漢宸奉中央人民政府之命，致電國際復興與開發銀行，指出中國在國際復興與開發銀行中的財產及權益是中國人民的，只有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銀行中國人民銀行，才有處理中國在國際復興與開發銀行中已繳股款及一切其他財產權益的合法權利；國際復興與開發銀行對上述股款及一切其他財產和權益必須負保全的全部責任，任何非法處理均屬無效。中國人民銀行對於因此種非法處理而受到的損失，保留清算和追償的權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金融”事業，就是從那時起一路走過來的，並沒有因為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發生本質上的改變。所以，今天“一帶一路”中的金融，也仍然叫做“人民金融”，仍然服務於人民的事業，包括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
預祝“人民金融”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闊步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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