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秀英：我在外國人家幫傭的那些年

（本文由楊秀英口述，程鬱、王立整理，首發於上海市檔案局主管的《檔案春秋》微信公眾號）

從記事起我就曉得，我家是1937年前來到上海謀生的。家裏很窮，住在法租界華龍路（今雁蕩路）51弄租來的14平方米的小房子裏，家裏全靠做木匠的爸爸幫別人修補傢俱，或做小板凳等小東西賣錢養家。媽媽是小腳，沒法出去工作，她前後生了十一個孩子，但只活下來三個，姐姐、弟弟和我。後來父母要我們改跟乾媽的姓，姐姐叫劉女，我叫劉英，諧音“留女”“留嬰”，他們相信這樣才能養活我們。

雁蕩路今貌

我16歲時的一天，在外國人家做事的一個鄰居來我家，説一家俄羅斯猶太人要找人燒菜做飯，她想介紹我姐姐去。當時在一個葡萄牙的大班家幫傭的爸爸説：“這個工作不難的，而且外國人也吃得簡單，以後她們指點一下你就會了，我也可以教你。”當時姐姐在浦東的一家工廠做了幾年，工廠又遠，工作又辛苦，當然願意去。這家猶太人在聖母院路（今瑞金一路）118弄14號，離我家不遠，過兩條馬路就到了。姐姐給他們做飯、打掃衞生等，一早去，下午兩三點鐘回來，不做晚飯，每月工資三十多塊。她説那家人挺客氣的，比廠裏做工好一百倍，很快就習慣了。

姐姐幹活的那家人住在一幢四層樓的房子裏，有點像現在的聯排式別墅。他家住一樓的一套房間，相當於現在的兩室兩廳，還有個三十多平方米的花園，陳設不如爸爸幹活的大班家那般富麗堂皇，説起來還不如我現在住的房子好呢。他家有兩對夫妻，老先生叫約西卡，白天不出去，晚上在賭場做管理員，他沉默寡言，在家裏也不和我們説話。老太太叫巴布希卡，沒有工作，為人很和善，又喜歡説話。她滿頭白髮，但看上去還是挺漂亮的，每次洗完頭，她都要調些雞蛋黃塗在頭髮上，捂半個小時後再衝洗掉，她説這樣可以保養頭髮。女兒叫塔妮婭，在長樂路514號的猶太人醫院門診部當會計。

猶太醫院大樓(今上海眼耳鼻喉科醫院)

幾年以後，塔妮婭生了兒子，姐姐忙不過來，又叫我到塔妮婭家幫忙帶小孩，那年我16歲。我早上八點鐘去他家，中午十二點回家吃飯，下午一點再去，一直做到傍晚塔妮婭回來，一般四點半、五點鐘左右回家。一個月賺六個銀元。塔妮婭的小孩叫米夏，當時才兩個月，長得很好玩，我只管照顧他，並不做其他的家務。實際上老太太也管米夏，我主要負責陪小孩子玩。外國人養育小孩蠻怪的，小孩還不會走路，也必須每天到公園去，不管是陽光明媚，還是颳風下雨，都要讓他呼吸新鮮空氣。老太太陪我去三次之後，就由我負責每天帶他去兩次公園，下雨天或下大雪也要推着童車去，童車有遮雨棚，我則穿上雨衣。孩子會走了，也仍要每天兩次帶他去公園玩，但逢下雨天就不出去了。後來我和他的感情很好。

舊上海街頭坐黃包車的外國人

剛去時我聽不懂俄語，不懂時問問姐姐，塔妮婭對我還挺耐心的，老太太也不挑剔，米夏身體有些不適她們也不會怪我。有一次米夏要小便了，她們叫我拿痰盂，我卻拿個臉盆來，惹得大家都笑了，但我也把這個單詞記住了。後來米夏開始學説話，我也跟着一起學，沒多久，俄語就講得很好了。

那家人信奉基督教，人很善良，我幫他們帶孩子，他們就把我看作朋友了，對我們很好的。我還常帶姐姐到他們家玩。他們給我起箇中俄合成的名字，叫姑娘莎。我們姐妹就直接叫他們名字，並不叫先生、太太。姐姐在那家吃中飯，他們家人坐在飯廳裏吃，同時姐姐一個人坐在廚房吃；食物也和他家人一樣，吃牛排也是一人一塊，剩餘的食物倒掉，從來不會叫她吃剩飯。他們家只有一個衞生間，我們都可以使用，進去也不用換鞋子。而且不光他們家，我去過的所有猶太人家庭都不需要換鞋子。聽塔妮婭説，附近有一個猶太老太要客人進去換鞋子，結果誰都不到她家去了。

楊秀英年輕時的畫像

每逢家人的結婚紀念日或米夏過生日，他們都要辦個派對。我們在幾天前就得準備，老太太教我們做蛋糕點心之類，再把房間仔細打掃一遍，桌布、窗簾都要換上新的。派對一般在下午兩三點鐘開始，許多俄羅斯人帶着孩子來做客，小孩、大人分開來坐，十二歲以下的孩子不能喝茶，要給他們喝果汁。俄羅斯人相見要擁抱行貼面禮，我們對客人沒有特別的禮節，他們家的客人和我們熟悉以後，一般走過來拍拍我的肩，用俄語問：“姑娘莎，你好嗎？”我也用俄語回答：“很好，謝謝！”

聚會中的舊上海俄僑

遇到朋友家開派對時，塔妮婭也時常帶我一起去參加，由我照看米夏，她就可以定定心心説話了。我去過米夏的姑媽瑪妮婭家，她家位於淮海中路武康路一帶，是一幢花園洋房，家裏用了兩個人，一個大師傅，一個阿姨，看上去更有錢。外出做客時我要穿上旗袍，一般我抱着米夏和塔妮婭坐一輛黃包車去。不管到誰家做客，我也有一杯咖啡和一塊點心，和別的客人一樣。塔妮婭還經常帶我和米夏去看電影，基本上是俄語片子，如果是兒童片，她不想看，就讓我一個人帶米夏去。她還曾帶我和米夏到蘭心大戲院看俄羅斯人演的《天鵝湖》，那時我也穿上旗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蘭心大戲院舊照

1947年姐姐到鄉下結婚，那是樁父母給她定的娃娃親。一個月後，姐姐帶着她的男人回來了，姐夫穿着一身土裏土氣的大棉袍，顯得非常木訥。當時家裏沒地方住，他們就在塔妮婭家的雜物房裏暫時住。塔妮婭覺得，我姐姐的婚姻不是很美滿，知道父母也給我定了親，便暗中想辦法，後來介紹了江浚深給我認識。江浚深是江蘇海門人，在猶太人醫院給牙科醫生做助手。1948年年底，塔妮婭一家離開上海去香港，然後轉去澳大利亞。他們走後幾個月，我還常想那個可愛的孩子。

1949年的正月初六，我和江浚深結婚了，那年我19歲。當年12月，我生下大女兒。1950年，孩子剛三個月大，波蘭僑民索妮婭就介紹我去長樂路給一位白俄人工作。她叫妮克洛芙，是一位六十多歲的孤老太，住在錦江飯店附近，房子就像聯體別墅一樣，樓上樓下都是她的，卧室在二樓。底樓是一個很小的葡萄酒廠，酒是她自己做的，品牌就用她自己的名字，她的照片也印在商標上。她家有幾十個大酒桶，她打算把釀好的酒賣完就不做了。我和她一起裝酒，擰開大木桶上的龍頭，把酒裝進玻璃瓶，再用塞子封酒瓶的口。

裝修中的俄僑店鋪

妮克洛芙應該是白俄，長得很壯實，就像男人一樣，走路做事也風風火火的，周圍的俄羅斯人都説她脾氣很壞。但我認為她性格直爽，為人不錯。我和她關係挺好的，她説“姑娘莎”這個名字不好聽，又給我取了個完全俄式的名字，叫“捷妮婭”，我叫她madam，夫人的意思。後來她告訴我，過去她也請過兩個中國人，但他們白天來賺錢，晚上就帶人來搶劫，所以她後來不敢請中國人了，一個人幹，而且從那以後開始養狼狗。她看我善良勤勞，總是感嘆説：“捷妮婭，我早點碰到你就好啦！”

她只僱了我一個工人，我家離她家很近，我仍然是早出晚歸，中午回家吃飯，不在她家吃飯，工資比上一家要多多了。我一般不幫她做家務，有時幫她喂喂狗，隔兩三天做一次狗食，將一斤半牛肉、一些麪包和馬鈴薯、胡蘿蔔、洋葱各兩個混在一起煮煮，再拌點雞蛋。裝好一桶酒，她很開心，往往拿兩杯酒來和我乾杯，還喜歡大聲唱歌。每天早上起來，她也常常唱歌，她的嗓子非常好。我們每天在一起幹活挺開心的，傍晚她遛狗時也常彎到我家，再和我説説話。

舊上海法租界最大的俄僑百貨店百靈洋行

1951年下半年，妮克洛芙也要去澳大利亞了，也是從香港轉乘。她不僅要帶許多行李，還要把養了多年的兩條狼狗帶去。恐怕一個人照顧不了，希望我把她送到香港，她説：“你什麼都不用帶，到了香港我給你買好衣服，你穿着回來。”當時我已懷上第二個孩子，也沒什麼事做，就同意了，甚至把赴香港的手續都辦好了。但我先生反對，結果我沒有跟她走。她臨走前又要我陪她住幾天，我有身孕也不便去陪她，就叫弟媳婦去陪了些日子。我把她送到火車站，她帶了三個極大的木箱，包括紅木傢俱都帶走了，她也送給我許多東西。聽説她到澳大利亞後不久就過世了，臨終將一筆鉅款捐給了教堂。

1951年我生下第二個女孩，失業在家。1952年，外國人紛紛離開上海，猶太人醫院也解散了，我先生拿到500多元解散費，也失業了。1954年，老三出生不久，我們夫妻曾帶着孩子回到鄉下，但沒多久就回上海了。1956年，我進入三星糖果廠做工人，然而，第二年春天糖果廠遷往南京，我又失業了。猶太醫生走前，曾把許多牙科器械都送給江浚深，他去夜校進修之後考上執照，便在自家的亭子間開了一家很小的牙科診所，後來通過好心的鄰居介紹，診所搬到原來猶太人醫院的門房間。

國泰電影院舊照

1958年，經由索妮婭介紹，我又去另外一家白俄人家裏幹活。那家有三位老人，房子也類似聯體別墅，一對六十多歲的老夫妻住在樓下，老先生叫別恰，老太太也叫塔妮婭，老太太的哥哥住在樓上。別恰長得瘦瘦的，從國泰電影院到錦江飯店，淮海路上一大片房子都歸他管，他不是房產商，只是管理房子，靠工資生活。他常對我説：“捷妮婭，你們中國人能幹的不多，很多中國人太懶。我來上海時只有一條軍毯，現在你看看我！”

聽説他先從俄羅斯逃出，後來才把老太太接來的，他們在上海住了三十年。塔妮婭長得很胖，有三百多斤，一部黃包車只能坐她一個人，而且一坐上去就會把輪胎壓扁。她還很能吃，我給她烤一隻鴨，一會她就吃掉了，所以越來越胖。因為塔妮婭太胖了，走在路上，小孩子看見她會跟着笑鬧，所以她也不願意出去買東西，只是在晚上出去遛遛狗。

當時，在上海的俄羅斯人只和本國人來往，他們不會説中國話。這三個老人幾乎沒有娛樂活動，連電影也不看。解放後，政治運動和他們不相干，他們好像也不太害怕，別恰仍每天出去工作，生活仍照常進行。而上海人似乎都會説點洋涇浜英文，麪包、雞蛋都有人送到家，裁縫、理髮師也到家裏做，聽説那些人為他們服務幾十年了。

位於舊上海法租界的東正教教堂聖尼古拉堂

我每天早上去，中午仍回家吃飯，一般下午四點回家。我幫他們打掃清潔，也幫他們做飯、買東西。因為他們都是長輩，我當面稱他們為master（先生）或madam（夫人），叫老太太的哥哥brother（兄長），他們叫我捷妮婭。塔妮婭常伸着大拇指説：“妮克洛芙脾氣那麼壞，你能給她幹那麼久，一定是很耐心很善良的人。”我做事守規矩，所以他們很信任我，他們家一疊疊五元的人民幣就放在桌上，也從來不鎖。他們常説“中國人都像你這樣就好了”。

我也常帶兩個女兒去他家玩，塔妮婭最歡喜我的大女兒咪咪，每次都要抱着她親個不停。每天麪包房送麪包來，老太太總是把吃剩的麪包扔掉，再把新鮮的麪包分給我，説：“帶回去給咪咪和麗麗吃。”有時她會把一瓶油或一袋奶粉塞進我包裏。當時正值困難時期，很多人家糧食不夠吃，只能煮菜粥吃，我們家雖有這麼多小孩，但孩子們都沒吃什麼苦。

有空時，我也跟兩個老人聊聊天。別恰曾説：“我在淮海路電車站看到日本人痛打中國人，旁邊許多中國人，誰也不敢上去。我上去把日本人一拉，日本人就不打了。中國人太不團結了。”我説：“中國人是不敢上去的，因為日本人專門欺負中國人，他們怕西洋人，儘管他聽不懂你的話，但只要是洋人面孔，他就不敢怎麼樣了。”

1960年10月，我要生第五個孩子，就不去他們家幹活了。小女兒還沒滿月，有一天，塔妮婭跑到我家樓下來大聲叫我的名字，原來她人太胖，爬不上樓梯，想叫我下來説兩句話。她説：他們也要到澳大利亞去了，訂的是11月的船票，問我能否去幫她清理東西、打打包。一開始我叫姐姐去，小孩滿月後，我也去幫忙了。他們從銀行裏取出一捆捆的美金，各種東西裝滿兩個巨大的箱子。我送他們到碼頭，看着海輪啓航。後來塔妮婭還寫信給上海的中國朋友，信中問我好，還問候我的大女兒咪咪和小毛頭。但聽説不久塔妮婭也過世了。

淮中大樓

1961年，朋友介紹我到波蘭人家裏做事。當時波蘭人住在淮海中路淮中大樓，裏面有一個波蘭人的學校，頂樓還有食堂，他們每天到食堂吃飯，衞生也有專人來打掃。那家的丈夫是中波輪船公司的主任，每天到外灘去上班，夫人是家庭主婦，他們家有兩個女兒。我在他們家不用燒飯，只要洗洗衣服，整理一下房間，主要陪兩個女孩玩玩。下午我再到另一家去看兩個男孩，據説男孩的父親是中波輪船公司的黨委書記。我一般不帶孩子出去玩，最多到樓下的花園玩玩。他們給我的工資待遇都很不錯，每家各給60元。

這兩家的波蘭孩子都會講俄文，但大人不會講，開始還得靠小孩翻譯，沒多久我也能説波蘭話了。我幹活勤快，語言又通，所以兩家的夫人都很喜歡我，夫人們聊天説起，就傳出去了。後來我生了急性闌尾炎，波蘭人趕到醫院來看我，組織上才知道我是通過私人介紹去做工的，而我也才知道，1958年以後，外國人在上海用工一定要通過工會。半年以後，波蘭人就回國了。他們挺熱心的，臨走前還幫我寫推薦信，分別用波蘭文、中文，一式兩份，説我勤勞，乾得很好，懂得外語，和他們能夠溝通等等。他們要我拿着這封信到工會去，希望我還能為下一批波蘭專家服務。

20世紀60年代位於外灘的中波輪船公司

後來我在北京西路的一個勞動服務隊做了一年的臨時工，主要工作是幫益民四廠剪刀豆、切洋葱頭等等，經街道辦事處安排，又到康定路上的通用製藥廠做外包工。1967年，我被分配到上海十七漂染廠，在成品車間工作,開始我也是外包工，後來才轉為正式工，我工作很努力，最終拿到本廠工人的最高工資——43元。1979年3月底，為了能讓兒子頂替進廠，我就提前退休了，那年我49歲。

我現在生活得也不錯，兒女對我很孝順。我小時候吃過很多苦，所以更珍惜現在。對於小輩，我只希望他們健健康康的。從我的經歷來説，我認為：

做人不能虛偽，而要老老實實做人，一步一個腳印走，別人再好也不要眼紅，只要自己努力，總能過上好日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