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一帶一路”過程中，如何實現戰略對接？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維為】

（本文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國家高端智庫理事會理事、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張維為教授在第五屆全球智庫峯會上的發言稿，授權觀察者網獨家發佈。）

我們今天討論的議題是如何在“一帶一路”的過程中實現戰略對接。中國迅速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中國戰略規劃和執行能力的成功。我們的規劃有長期的、中期的、短期的。長期的如“兩個一百年”，中期的如“五年規劃”，短期的如“年度規劃”等等。

我一直比較看好中國模式，為什麼？因為今天世界上的競爭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兩種能力的競爭，一是改革能力的競爭，二是戰略規劃和執行能力的競爭。比較而言，中國這兩個能力應該説是世界最強的，可能都不用加“之一”，這是實事求是的。

當然，中國不會把自己的模式強加於人，中國人沒有西方傳教士傳統，但當你做得比較好，人家就會來向你學習，中國也確實有許多經驗可以和其它國家分享。

我自己實地走訪過100多個國家，我堅信中國人“實事求是”的哲學。“實事求是”英文翻譯為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從事實中尋找真理），而不是pragmatism （實用主義）。

我們講戰略對接，首先要實事求是地瞭解各國戰略規劃和執行的能力。以我對世界各國的考察而言，我認為從戰略規劃和執行能力的角度來看，世界上的國家大致可以分成四類。

第一類：高質量戰略，高質量執行。對於這一類國家，我們比較容易達成共識，我們可以互相取長補短。哪怕你的計劃中只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可以對接，我們就可以就對接。

第二類：高質量戰略，低質量執行。這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政治模式造成的，中國模式是一屆接着一屆幹，西方模式是一屆對着一屆幹，戰略規劃的連續性很差。一個黨做的事情，四年後新的政黨上來就推翻了。

對於這樣的國家，我覺得我們要有一些智慧，如果説他們有兩個黨，一個執政黨，一個反對黨，我們和他們都要有接觸，我們要把他們都包容進來討論戰略，儘量找到這兩個黨之間的common denominator，也就是最大公約數，然後形成相對可持續的戰略規劃。某種意義上，這也就是以中國經驗來影響別人。

第三類：低質量戰略，低質量執行。這些國家戰略規劃能力弱，主要是國家能力弱。我們可以提供戰略規劃方面的幫助，中國在這方面有一整套的經驗。如果這個國家整體的戰略規劃能力還不成熟的話，我們可以考慮把它的範圍縮小。比方説我就幫你規劃一個園區，規劃一個開發區。這方面中國的經驗非常之豐富，而且是世界一流的。

開發區建設，也有助於我們的企業走出去，單個企業在海外奮鬥不容易，但一批中國企業在園區內就容易把事情做成功。我覺得這是比較務實的態度。

第四類：沒有戰略，或者表面上有，實際上形同虛設。沒有國家戰略，當然也沒有執行可言了。對這樣的國家我覺得我們要採取戰略謹慎（strategic prudence）的態度，我們要有戰略耐心（strategic patience）。我們可以等待，這是沒有辦法的。

我經常用中國標準來看這個世界，有些國家還沒有成熟到中國辛亥革命的水平，你怎麼辦？你拔苗助長也沒有用。中國自己也是這樣的，我們今天做的事情放在四、五十年前，誰會想得到。一個國家的發展就像人的成長一樣，到了某個時刻, 才會集體覺醒、集體成熟，英文叫 collective maturity。

我曾經在一個國家介紹中國模式，他們聽了很有感觸，説你們鄧小平決定在深圳建立開發區，而我們國家要建立特區的話，肯定建在總統家鄉，因為這個總統只能代表他自己那個部落，代表他的那個省。

有的國家治理能力非常弱，它的中央政府能管好首都，管好一個省就不錯了。好在中國人也是務實的，我們説“有所為、有所不為”，現在我們“一帶一路”有pivot country（支點國家），還有pivot projects（支點項目）。

我們中國人還講，成熟一個發展一個，我們還講“高方案、低方案”，我們有很多發展方面的智慧和經驗。實際上，有時候這方面速度慢一些，結果效果反而快，反而更好。

總體上我對“一帶一路”是樂觀的，因為我覺得中國“一帶一路”背後有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很多成功經驗。中國自己就是一個世界，是由成百上千個“國家”慢慢整合起來的。我們今天在“一帶一路”碰到的許多困難，實際上中國在過去四十年中也碰到過，所以我相信這條道路是走得通的，是會成功的。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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