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晉：伊朗總統大選，要伊斯蘭還是要牛奶麪包？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晉】

5月19日，伊朗總統大選即將拉開帷幕。四年一次的總統大選，不僅是外界探知伊朗未來政治走向的重要“窺探器”，更是全面檢驗伊朗民心向背的重要“指南針”。在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年事已高且身體不佳，美國特朗普總統政府對於伊朗躍躍欲試，想要與中東盟國共同“遏制”之時，此次伊朗總統大選也就顯得尤為關鍵和引人注目。

伊朗總統大選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總統職務確實在伊朗國內有着很高的政治能量，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伊朗未來的政治走勢。實際上從1979年至今，伊朗總統人選大體上可以反映出伊朗未來四年內政治態勢。比如強硬派內賈德上台，就預示着伊朗在核問題上態度強硬，並且不會在經濟制裁面前低頭；而歷史上哈塔米等温和派上台，則伊朗開始着力改善與周邊鄰國關係，並且尋求外部投資來改善經濟環境。

另一方面，在當前特殊的時間背景下，伊朗總統職務的歸屬，也意味着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可能的“歸屬”。在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伊朗只經歷了一次最高精神領袖的更替，這也就是1989年哈梅內伊接替霍梅尼成為最高精神領袖。而當時哈梅內伊就是伊朗總統，因此伊朗總統的歸屬，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視作未來伊朗最高精神領袖的有力競爭者。尤其是在當前哈梅內伊身患前列腺癌且年事已高的情況下，伊朗總統選舉，也就成為了伊朗各個政治力量競相角逐的場所。

魯哈尼（左）與萊希

此次伊朗總統選舉，從很大程度上就是伊朗現任總統魯哈尼與保守派候選人、伊朗著名的裏扎伊瑪目聖陵監護人、前司法部副部長伊布拉欣·萊希之間的對決。魯哈尼本人過去四年最大的政治“功績”就是與國際社會簽署了“伊朗核協議”，部分打破了外界對於伊朗的經濟制裁，這也象徵着伊朗國內大部分民眾期待“開放”“發展”的願望。

魯哈尼也在伊朗國內面臨諸多批評，一方面，他在過去四年任期內，沒有能夠很好的推動國內政治開放，政治異見人士仍然被“監禁”，這使得不少年輕人對於魯哈尼並不滿意；另一方面，“伊朗核協議”簽訂之後，美國並沒有完全解除對於伊朗的制裁，這讓伊朗國內強硬派抓住了把柄，而魯哈尼寄希望於吸引外資拉動經濟的初衷也無法實現，也成為了伊朗民眾詬病的議題。

相較於魯哈尼，萊希的主要優勢在於其本人受到來自於伊朗保守派和強硬派的力挺。在2013年伊朗總統大選前，當時強硬派和保守派內部分歧嚴重，最終出現了多個候選人共同參選的情況，導致選票分散，最終敗給了參選人數少但是相對統一的温和派。因此在此次選舉之前，伊朗國內的強硬派和保守派大體上形成了共識，力挺萊希為主要候選人，希望能夠獲得國內民眾支持。

此外，萊希本人也受到哈梅內伊的信任，長期在司法界、情報界以及在宗教界任職的經歷，也有利於與哈梅內伊私交的培養。萊希本人的“聖裔”身份，以及家族中顯赫的宗教背景，都是魯哈尼不可比擬的優勢。但是在民眾選舉中，萊希最大的問題是自己長期在司法界任職。在伊朗歷史上，司法界出身的候選人，往往最終總統大選得票率都相當低，這一點是否會在萊希身上靈驗，仍有待觀察；而萊希本人的宗教背景，也被不少嚮往自由化的年輕人所反感。

當地時間2017年4月11日，伊朗德黑蘭，伊朗第12屆總統選舉候選人的登記工作在內政部選舉總部舉行。Anadolu Agency/Getty Images

從當前看，伊朗大選中儘管有着諸多敏感議題，如伊朗對外政策、美伊關係等等，其實民眾最關心的議題是經濟發展問題。伊朗經歷了多年經濟制裁，國內經濟發展乏力，加上國內貪腐現象嚴重，使得經濟發展問題更為迫切。當前伊朗國內什葉派很高，將近30%的19-30歲青年人找不到工作，經濟通脹壓力仍然存在，貧富差距懸殊（萊希在第一次伊朗總統大選的電視辯論中就強調了這一點），因此各個候選人如何應對伊朗經濟問題，才是未來伊朗大選決勝的關鍵點。

伊朗總統大選，往往涉及到伊朗國內獨特的“教法官監國”政體。從表面上看，伊朗所實行的“教法官監國”體制，很類似於古希臘所倡導的“哲學王”統領國家的設想。伊朗“教法官監國”體制，一方面從現實來説，來源於近代以來伊朗所經歷的獨特的政治歷史背景，另一方面也來自於歷史上什葉派與遜尼派政治思想迥異的發展歷程。在近代政治歷程方面，伊朗什葉派教法官（烏萊瑪）們在二十世紀以來，一直是伊朗國內重要的社會政治力量，比如在1905年的伊朗“立憲革命”進程中，烏萊瑪們就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並促成了什葉派伊斯蘭教成為了伊朗現代國家的“國教”，進而影響到了近代以來伊朗民族身份。在伊朗伊斯蘭革命成功之前，歷次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幾乎都可以看到什葉派伊瑪目的影子。

另一方面，“教法官監國”體制在什葉派思想史中，也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伊朗什葉派主流地位的鞏固，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公元16世紀初薩法維王朝的建立，及其推行的“什葉派十二伊瑪目派”為國教的政策。隨後的數百年間，伊朗什葉派教士在國內司法、教育、文化、社會乃至行政領域，逐漸擴張自己的影響力。儘管什葉派和遜尼派同屬於伊斯蘭教，並且在歷史上很長時間內，無論是遜尼派和什葉派的教士都或多或少擁有獨立於政治世俗權力的宗教自主權，尤其是以清真寺為核心，以慈善、教法等建立起來的相對獨立的體系。

但是在對待世俗世界關係上，什葉派（尤其是伊朗什葉派）有着不同於遜尼派教士的、對於政治權力更多的介入。這與什葉派在伊朗的發展軌跡，尤其是16世紀之後與遜尼派在奧斯曼帝國統治下所處環境不盡相同有關，什葉派教士相較於奧斯曼帝國的遜尼派教士，擁有更大的自主權。從根本上講，什葉派信奉的“末日伊瑪目迴歸”，儘管帶有濃厚的彌賽亞色彩，但也暗示着什葉派教士自身的“使命感”，在某些方面始終否定現實政治權力的“最高權威”，因而能夠通過相對自主的宗教力量來影響世俗權力。因此伊朗什葉派教士“監管”世俗權力，形成了獨特的“教法官監國”體制。

伊朗人口與宗教分佈

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成功之後，“伊斯蘭”元素在伊朗國內的比重不斷增大。比如在行政領域，所有政府官員需要參加伊斯蘭教考試，測試是否效忠國家；在立法系統，伊朗在建立了國民議會的同時，還成立了憲法監督委員會（簡稱“憲監會”），“使伊斯蘭議會通過的決議不與伊斯蘭法規和憲法相違背”；在司法方面，伊斯蘭教法成為了幾乎唯一的合法性來源，1982年伊朗最高司法委員會廢除了1907年以來“非伊斯蘭”法律法規，使得伊斯蘭教法成為了伊朗司法的唯一合法性來源。

伊朗1979年革命後的國家建設，其很大程度上有兩種相互“角力”的政治力量，一種是希望“迴歸”什葉派教士心中完美的“伊斯蘭世界”，認為一切社會問題都是源於人們的“無知”和外部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因此需要更加大力的推行伊斯蘭教，加強自我封鎖，這也就暗示着伊朗必須更加“獨立自主”，繼續大力推動伊朗國內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革命”，也就是霍梅尼所説的“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即使在面臨美國經濟制裁，哈梅內伊也提出過發動“經濟聖戰”來對抗封鎖。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拜謁已故領袖霍梅尼陵墓

但是另一方面，面對許多現實的問題，比如經濟發展、科技進步、檔案處理、人民管理等等專業問題，伊朗和其他諸多“後革命時期”的國家一樣，需要諸多專業技術幹部。而且熱情滿滿的口號，無法解決現實中存在的腐敗、貧富差距、高失業率等一系列問題。因此，伊朗從政治權力設置上，就體現出了“革命-專業”這樣的平衡設置。

從十二伊瑪目派邏輯上，最高精神領袖是“隱遁伊瑪目”和世間的“代理人”，因此其權力也就需要“人民”來冠名。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受到“專家委員會”的選舉和約束，“專家委員會”成員都是學識滿滿的伊斯蘭教士，由伊朗人民選舉產生，在這裏，最高精神領袖的權力和人民權力形成了統一。在最高精神領袖之下，則有作為國家立法來源的“議會”和行使行政權力的“總統”和“政府”。但是這些機構受到了來自“憲法監督委員會”、“國家利益委員會”（負責協調憲法監督委員會和議會之間關係）以及“司法總監”（司法最高長官）的制約，而這些機構的領導人，都受到來自於最高精神領袖的直接任命（或者部分任命），也就是説，最高權力來源於人民，由最高精神領袖代表，而最後歸於最高精神領袖。

伊朗大選即將來臨，但也受到了外部干擾，尤其是特朗普將會在總統大選日當天開始自己的中東之旅。如果特朗普在出發前，就美國-伊朗關係或者美國中東政策發表相對敏感的講話，那很可能會幫助伊朗國內強硬派和保守派獲得選票。從這個意義上講，特朗普也在不知不覺中參與到了伊朗大選之中。

伊朗總統大選即將拉開帷幕，其結果無疑將會對未來伊朗政壇乃至整個海灣中東局勢產生重要影響。但是對於伊朗人民來説，切身的生活條件和更多的經濟實惠，才是最為關心的問題。能夠帶來社會經濟發展的人，才是伊朗當前民眾心中最合適的總統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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