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歸：《白鹿原》中的長工鹿三，為什麼不鬥地主卻幫地主的忙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雲歸】
《白鹿原》中提到的第一個聲勢浩大的羣體性事件，是“交農事件”。
白鹿原第一保障所創建成功，鹿子霖當上了鄉約，第一件事情就是奉縣長命令收繳印章税：“要對本縣的土地和人口進行一次徹底清查，先由保障所逐村逐户核查造冊，再由白鹿倉彙總之後統一到縣府加蓋印章，一畝一章，一丁一章，按土地畝數和人頭收繳印章税。”白鹿鄉民不滿，白嘉軒便暗同徐先生造雞毛傳帖，鼓動百姓將農具交到縣府，“罷種罷收”，是為“交農事件”。
影視截圖
交農當天，白嘉軒等三位帶頭人被鄉約田福賢和鹿子霖帶人絆住，脱不得身，來交農的莊稼人羣龍無首，憤怒地要反找帶頭人算賬。眼看交農運動即將失敗，白家的長工鹿三自告奮勇站出來做了交農運動的領袖，力挽狂瀾。有了領袖的農人們一鼓作氣，在縣城的城牆下拆牆扒磚，逼着縣長廢除了印章税。鹿三回到白鹿村，白嘉軒在街口迎接他，深深鞠了一躬：“三哥！你是人！”
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運動。按照我們慣常的認知，地主剝削長工，長工反抗地主，才是階級鬥爭的常態。為什麼長工鹿三不趁着革命的大好時機，革了反動地主白嘉軒的命，反而成了地主的親密戰友甚至肝膽相照的兄弟？
這，就要從白鹿原上的白鹿祠堂説起。
白鹿祠堂無疑是白鹿原上最重要的文化場所之一。它是白鹿兩姓人供奉祖宗牌位族譜的神聖之地，是鄉民婚喪嫁娶的行禮祭拜場所，是以白嘉軒為代表的族長鄉紳的議事之處，也是給白鹿原上的娃子開蒙讀書、讓白鹿原上的男人學習《鄉約》的文明教化場所。族人的生老病死日常生活都離不開祠堂，圍繞着祠堂開展的政治、經濟、文化活動，構成了白鹿原上的以宗法制為基礎的公共治理秩序，白鹿祠堂則是這一制度的執行場所和象徵符號，是宗法制的精神紐帶。
在這種“皇權不下縣”的情況下，大多數地方財務、地方學務、地方公務都是在地方鄉紳的支配和羣眾的自主參與下共同完成的，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鄉村農耕文明得以長期有序運行。
舊時鄉紳
而在這個依靠宗族鄉約運作的體系裏，地主與僱工之間的關係就顯得非常模糊。
清末民初時期，僱工與地主之間依舊存在着鮮明的階級對立。僱工除遭受勞動上的剝削之外，在法律地位上也處於絕對弱勢，甚至已經解除僱傭關係的僱工在面對舊主人時，依舊無法擺脱曾經的主僕地位；但另一方面，地主和僱工都很少徹底否認這種剝削關係的不合理性。地主認為使喚長工是天經地義，僱工也會盡量服從主人的安排。對現實不滿的長工更多地是為自己的命運感到沮喪，而不能主動意識到自己被剝削被壓迫的現實。白鹿原上最具反抗性的黑娃在面對地主黃老五的苛待時，也只是直接逃跑，並沒有自覺地想到聯合其他的長工鬥倒地主黃老五。
實際上，在地主與僱工之間的主僕之分野較為鮮明而穩定的情況下，如果主家踐行了儒家倫理道德，足夠寬厚仁慈，而僱工也明事理、知感恩，主僕之間就有可能形成一種良好的互動氛圍。
當然，有句話説的好，“有好的地主，沒有好的地主階級”。這一體系對於中國近代的發展，對於僱工個人的解放與發展，都是弊大於利的，這點毫無疑問。更何況，在近代中國，許多鄉村早已發生“劣紳化”，破壞了原本的平衡，為革命之火星星燎原準備了燃料。
也許《白鹿原》恰好是當時一個“劣紳化”不嚴重的地區，這畢竟是作者的設定，改也改不了。而其中白嘉軒和鹿三的關係就是典型的一例“良好互動”。
鹿三隻能住在馬廄裏，聽白嘉軒的使喚，白嘉軒是鄉紳族長而他是長工，兩人在身份地位上無疑是不平等的；但白嘉軒叫鹿三“三哥”，出錢供鹿三的兒子鹿黑娃上學，讓自己最疼愛的女兒白靈認鹿三為幹大；當仙草和鹿三的女人鹿惠氏都在瘟疫中罹難時，兩人輪流做飯，相依為命。白家無疑是仁厚的主顧。而鹿三反過來也感念白嘉軒的好意，看到因為田小娥墮落成乞丐的白孝文，他手持梭鏢刃殺掉了田小娥，他的憤怒遠比看到小娥勾引自己兒子時更加強烈。
影視中鹿三形象（李洪濤飾）
書中，鹿三的一段獨白想法很好地概括了這一平衡關係：
“在他看來，咱給人家幹活就是為了掙人家的糧食和棉花，人家給咱糧食和棉花就是為了給人家幹活，這是天經地義的又簡單不過的事。掙了人家生的，吃了人家熟的，不好好給人家幹活，那人家僱你幹什麼？反過來有的財東想讓長工幹活還想勒扣長工的吃食和薪俸，那長工還有啥心勁給你幹活？這樣，財東想要僱一個本順的長工和長工想要擇一家仁義的財東同樣不容易。”
無獨有偶，《飄》中郝思嘉家的黑人嬤嬤，無論是南北戰爭之前還是之後，都發自內心地對郝家保持着一種高度的忠誠，面對家庭事務恪盡職守，認為自己也是家庭中的一員。而更多的黑人奴隸，甚至會因為失去了這種隸屬關係而顯得無所適從。這從側面反映了這種主僕關係階級地位在人們思想中的穩定性。
所以，總的來看，在“劣紳化”之前，地主和長工之間雖存在矛盾，但整體仍處於相對平衡的狀態，共同依託宗法制下的農耕經濟生存。而史縣長的印章税，是對長工和地主共同依附的農耕文明體系的破壞和侵略，動搖了他們賴以生存的根基。無論是地主還是長工，都不願意看到這樣的結果，也就難怪大家會聯合起來對付官僚了。史縣長大抵不夠聰明，作為“皇權不下縣”狀態下的官府，一體得罪了鄉村秩序下兩股最重要的力量。如果團結地主盤剝長工，或團結長工鬥倒地主，打破這個精妙又脆弱的平衡，也許就是另一個結局了。
有趣的是，在文學作品中地主的形象，也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在抗戰期間，地主屬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過程中需要聯合的對象，因此對地主的政策由土地革命時期的剝奪土地改為“減租減息”。解放區這一時期的小説作品中的地主，儘管喜歡貪圖便宜、偷奸耍滑，對長工耍無賴、抖威風，但還處在一個相對合理的範圍之內，而作者的情感態度也大多是嘲弄、譏諷的，有的小説中，還有着明顯的長工與地主鬥智的民間故事的痕跡，這種民間的鄉野情調説不定還削弱了階級對立造成的緊張氣氛。
但是，隨着抗戰結束後國內階級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以及“土改”的全面開始，文學作品中的地主形象也由“開明士紳”轉變成了“階級惡霸”。這一時期文學作品中的地主，普遍顯得兇狠、惡毒、毫無人性，他們也不再是吝嗇無賴剋扣長工的丑角，而是直接魚肉鄉里、欺男霸女，甚至負有命案血債的惡徒。
不過，這些改變對受眾來説，基本上並無什麼不適，因為“劣紳化”已經是普遍的現象，苦大仇深可不是説着玩的。廣大農民不會覺得是編排的故事，而是真正覺得説到點子上了，從一般的對苦難命運的認識中，喚起了階級覺悟。
從“開明士紳”到“階級惡霸”，這個過程中暗藏着具體歷史情境下對“地主”政治定位的變化。解放區小説《水落石出》的作者峻青在創作談中就曾明確表示過：“老實説，當時我們寫東西，完全不是為了滿足什麼發表慾，更不是想當作家，那時我們甚至還不懂什麼是作家呢，唯一的需要就是戰爭的需要。”
這也許可以從側面成為一個註解：文學作品中，對長工和地主之間關係的認識，經歷了怎樣的演變歷程。
參考文章：
《中央集權與地方治理:“編户齊民”與“皇權不下縣”》，宣曉偉
《在小説修辭與政治意識形態之間——從峻青<水落石出>看解放區小説“地主”形象的嬗變》，沈仲亮
《明清兩代農業僱工法律上人身隸屬關係的解放》，歐陽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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