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特勞布：法蘭西擁有了她的拿破崙四世-詹姆斯·特勞布

【翻譯/觀察者網青年觀察者凌子奇】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將成為法國的下一任總統。我們必須認真審視這一出乎意料的結果。在現代法國的歷史上，還從未選出過一位如馬克龍這樣的領導人，他信奉的正是英美所定義的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而且認為兩者在一種良性循環中互為補益，然而這個詞在法國思想界卻不受歡迎。

當然，這一選舉結果所帶來的影響不止於法國。在整個西方世界都在掀起反自由主義浪潮的當下，馬克龍卻徹底擊敗了他激進的反自由主義對手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馬克龍的當選使我們能夠重新思考那些最為慘痛的夢魘。

至少，馬克龍的當選代表着“共和價值”在法國的勝利。所謂“共和價值”，包括人人平等的價值、自由而真實的言論以及最為重要的國家公正性。對於許多選民而言，選擇馬克龍只是因為這是對勒龐的反移民、反歐洲政策和“謠言散佈者”國民陣線最直接、最有力的反抗。

選民們所支持的是候選人所秉持的這一原則而不是候選人本人，可能這在社會黨候選人貝諾瓦·阿蒙（Benoit Hamon）身上獲得了最好的體現，他在第一輪選舉中只得到6％的選票。哈蒙在《世界報》的一篇社論中對他的支持者説：儘管事實上馬克龍的政黨“傲慢而不知變通”，其理念也值得批判，但他表示必須分清“政治上的對手”和“共和國的敵人”之間的區別，併為前者投上一票。

因此，法國成功捍衞了其國家價值，而這正是美國沒能做到的，美國人民最終還是選擇了唐納德·特朗普。但是，這是否也意味着法國準備好迎接馬克龍所倡導的改革了呢？只能説，時機尚未成熟。事實上，法國選民對全球化、歐盟或痛苦的勞工改革的熱情和十年前相比並無明顯提升，當年他們走上街頭反對社會黨總統弗朗索瓦·奧朗德和保守派共和黨總統尼古拉·薩科齊提出的勞工法，如今許多評論家認為馬克龍很難在下個月的國民議會選舉中獲得多數席位，而這會給他的執政帶來麻煩。

我們應該去看積極的一面。選舉前幾日發佈的民意調查顯示，馬克龍領導的政黨“共和前進”在577個議會席位中將佔到249到286個，並將很大程度上搶奪社會黨的既有席位，後者的席位將縮減到28到43個之間。這將是一個令人驚訝的轉變，它幾乎使戰後法國的一個主要政黨徹底消失，而該黨曾是整個法國知識分子羣體的家園。取代它的是一個2016年4月才成立的政黨。如果馬克龍真能在議會中取得這樣的勝利，那我從其團隊一位內部人士口中聽到的將馬克龍狂熱地比作拿破崙的聲音也就不足為奇了。

法國人對於全球化的未來充滿了恐懼，他們預見到自己絕不會是全球化的贏家，但是他們又渴望走出深陷多年的僵局，此間的內心掙扎可想而知。蒙田研究所是一家位於巴黎的智庫，其負責人Laurent Bigorgne對我説，馬克龍也許是能夠帶領法國進入21世紀“應許之地”的摩西。

在法國消息人士多年來與記者會面的弗洛咖啡館裏，Laurent Bigorgne對我説：“馬克龍是法國國內罕見的幾個能夠應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的人之一，他可以向法國人民解釋我們的國家將如何從全球化中獲益”。Laurent Bigorgne對我説，在2016年的一項調查中發現，89％的受訪者認為能講流利的英語是作為法國總統的一項優勢——比其他任何選項（甚至包括政治或管理經驗）都要高一些。對於一個比起鄰國而言外語水平非常差的國家來説，這意味着在苦澀地放下民族自豪感的同時，他們還要痛苦地加入一個被全球化席捲的世界。

你永遠不知道法國到底有多少馬克龍的秘密支持者，他們一直在恐懼和希望、意識形態和發展機遇之間搖擺不定。法國對資本主義的質疑並非新聞。Mathieu Chaigne是一位前民調專家和《面對法國》一書的作者，他最近出版了一本關於法國公眾對國家態度的著作，他對我説：“法國人的內心其實比較親近馬克思主義。他們認為對公司有好處的事情對工人來説一定是不好的，雙贏並不存在”。Chaigne指出，對2016年勞工改革的調查顯示，70%的受訪者認為勞工改革有利於企業，只有15%的受訪者認為這有助於促進就業，而且這兩組並沒有重疊。

法國人想要一個説英語的總統，於是他們選出了一個。他們可能對自己有太多刻板印象。奢侈品巨頭LVMH的主席Renaud Dutreil是馬克龍的一位主要支持者，他認為勒龐想盡一切辦法利用的法國對歐盟的敵意與英國式的“反歐盟”幾乎沒有什麼相似性，法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感到自己被逐漸趕下歐洲大陸領導寶座而心生不安。他對我説，法國的夢想的確是希望建立一個法國人心目中的歐洲：在這個歐洲裏面，德國是負責經濟的會計師，而法國是思想燈塔和政治領袖。

“法國並不重要”，這樣的觀點對法國人來説是不可接受的，而馬克龍卻説：“我們可以重新變得重要”。馬克龍身上真正與拿破崙相仿的特質是他的活力、熱情以及他將法國未來與自身理想相結合的使命感。馬克龍毫不避諱地將其競選出版物名定為《革命》，他在書中寫道：“我始終堅信……沒有什麼比自由自在地追求自己設定的目標以及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更寶貴的了”。

而正是這樣的信念使他步入政壇，使他“關注那些阻礙實現個人價值的法律、階級上的不公和歧視”，他使自己聽起來像巴爾扎克小説《幻滅》中的主人公呂西安。馬克龍正是在這些理念的引領下最終一步步走上了總統寶座。除了完美的個人履歷，他還將個人理想昇華為政治綱領，引領着法國同胞從階級隔離的社會中解脱出來。

僅僅通過提出一系列健全的提案是不足以吸引誓死追隨者的（也許這是比爾·克林頓從未向希拉里解釋過的一點）。他們需要看到希望，他們需要看到未來美好的願景。很多人都能意識到埃馬紐埃爾·馬克龍是有技巧、重實用的與眾不同之人，但他同時也深刻明白願景的必要性，並在競選中將其置於具體政策之上。

馬克龍勾勒的願景很簡單，它就直接體現在政黨的名字上：“前進”，你可以在每次演講中感受到這一點。例如，馬克龍上個月在馬賽的人羣面前就是這樣説的：“二十多年來，左派與右派的分野已經成為一種習慣，國家事務在它們之間產生分歧。……這阻礙了這個國家20年”。他強調：“我們正致力於各個層面上真正的革新——新的面孔、新的做法、新的思想”。改變、前進、革新，這是馬克龍主義的核心。

事實上，馬克龍已經有了一個計劃，但一直等到他描繪的願景在眾多認為政治是浪費時間的人和對社會黨、共和黨產生不滿的支持者之中真正產生效果之後，他才將其推出。這是一個精明的計劃，旨在巧妙地將雙贏理念傳遞給那些本不瞭解的選民。當亞洲人每週工作6天，法國能否堅持它一週工作35小時的制度？勒龐和左翼政黨“不屈法國”的候選人讓-呂克·梅朗雄認為這一制度是法國工人的神聖特權；共和黨候選人弗朗索瓦·菲永則堅持認為法國人需要像過去一樣一週工作39小時。而馬克龍説：大家都錯了，工作規則包括工作時間，需要在公司和工人之間的談判中確定，而不是由國家與主要工會談判來決定，因為他們身處資本主義世界之中。這樣一個制度在為僱主提供靈活性的同時並沒有使工人處於劣勢。

馬克龍的經濟政策在比爾·克林頓和託尼·布萊爾時代的“第三方會議”上可能不被看好。他希望在5年內投資500億歐元，開展終身職業培訓、發展綠色能源技術、實行醫療保健、農業、公共管理和基礎設施現代化。他想減少企業和資本所得税以及財富和房產税，同時通過減緩健康保險費用的增長、改革失業保險、縮小公共行業規模、引進數字技術等方式來增加儲蓄。他還想在國家運輸監管條例中做一些改變。例如，使考駕照更便宜、更容易考取（大約需要一年時間，花費3000至4000歐元），從而使得家住偏遠小鎮的年輕人不必背井離鄉尋找工作。擔任財政部長時，馬克龍打破了國家的運輸壟斷，允許私人公司提供城際長途客運服務。

當你聽馬克龍和他的支持者發表觀點時，你幾乎可以相信新總統“巧婦”未必“難為無米之炊”。但事實並非如此。在第一輪選舉中，絕大多數選民都選擇了不相信自由市場的左翼或右翼候選人。自由主義在法國仍然是一個骯髒的單詞，即便在私營行業也是如此。巴黎政治學院政治研究中心的學者Bruno Cautrès指出，馬克龍將勞工決議推向公司層級的計劃過於莽撞，共和主義的信條並沒有想象中那麼深入人心：“僅僅因為你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你就不能具有與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們一樣的權利和義務，沒有人能夠接受這一點”。而且他補充説道：“人們對僱主普遍缺乏信任，特別是在小型企業”。

馬克龍計劃繞過反對派，雖然對於那些愛惜名聲的人來説，這不是一個非常民主的做法。在他任職初期，他準備要求國民議會發布取消35小時工作時限的條例，讓私營部門決定一系列勞動條件，這將引起巨大的反對，在國民議會中需要接近多數才能通過。但在暑假期間工會很難組織大規模的抗議活動，而馬克龍希望在9月初的時候，新的規則將不可逆轉。這是值得期待的。

無論馬克龍在任期內呈現上升還是下降趨勢，就像Cautrès所説的那樣，他可以“解除一些人感覺永遠不會改變的阻礙”，尤其是青年失業率始終徘徊在25％左右，沒有復甦跡象。但經濟只是馬克龍競選的兩大重點之一，另一個是國家認同感。35%支持勒龐的法國選民認為國民身份認同受到來自移民、難民、歐盟官僚和巴黎精英的侵蝕。

馬克龍的當選讓他們感到害怕，就像勒龐的當選將會使自由主義者異常焦慮一樣。馬克龍正是他們所反對的——一個銀行家、一個法國精英學校的畢業生、一個世俗的自由主義者、一個全球主義者。這些問題沒有迴旋餘地，而馬克龍也沒有意圖掩飾或轉變。在第一輪投票時，他是11名候選人中最具爭議的親歐盟人士，認為法國需要更接近德國，並協助歐盟在其內部建立一個新機構，為歐元區國家制定政策並提供資金。他在《革命》一書中寫道：“我們混淆了主權和民族主義。我認為，真正的主權主義者是支持歐盟的人”。

他的言論實際上揭示了馬克龍和法國國民在認識上的差異。他認為，如果法國開始執行歐盟的政策（如減少赤字等），就可以恢復在歐盟的領導地位，從而推動歐洲的改革並使法國民族主義者得到安慰。不得不説，至少處於這樣的地位仍然堅持自己的理念是很勇敢的行為。

馬克龍並不算是個憤世嫉俗的人，他認為歐洲在迎接2015年夏天的難民潮方面做得非常糟糕，他表示法國必須接受其理應承擔的難民份額，並盡全力使他們融入法國社會。他駁斥了勒龐的主張，反對她聲稱的法國應將所有恐怖主義嫌疑名單上的人送進監獄。在柏林聖誕市場襲擊事件之後，他曾經在《世界報》撰文，堅決捍衞德國對難民的開放政策，並堅持認為“解決方案在於保護自己以及更有效的歐盟內部合作，而不是封閉自己或無效的對難民的全國性抵制”。

當法國再一次遭到恐怖襲擊時，馬克龍總統應該在憤怒的同時提出告誡，讓法國民眾接受這樣一種觀點：有效的警備和情報工作能更好地保護國家，而不能僅僅依靠緊急狀態法和大搜捕。他希望法國人不要害怕國家情報部門，但到目前為止情況並沒有什麼改變。

很難想象，這位從未組建過選舉辦公室、過着優雅生活、擁有財富、地位以及崇高權力的39歲男人可以引領法國擺脱深陷許久的漩渦。革新當然應該是年輕人的事情，就像當年肯尼迪和奧巴馬所證明的那樣。馬克龍沒有前者迷人的魅力，也沒有後者兩次“出生”的問題。他是一個有點嚴肅或者説有點喜歡對別人説教的年輕人，也許這就是法國人所期望的。從大學時代以來就認識馬克龍的智囊團負責人Laurent Bigorgne説：“他像戴高樂一樣，生來就是做總統的料”。

他在《革命》中寫到法國的時候，有好幾次，這位年輕的前銀行家確實句句不離戴高樂主義，他彷彿生在那個年代：“作為一個法國人，我認為我們的未來在於重新尋得千年歷史所賦予我們的使命，法蘭西民族正是因其所秉持的理念而強大、自豪，她時刻準備着重新崛起。如今的問題只是如何復甦她的力量，而我們已經在路上了”。

（青年觀察者凌子奇譯自5月7日美國《外交政策》網站，觀察者網馬力校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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