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不管你喜不喜歡 “西方文化”或許根本就不存在

據界面新聞29日報道，英國衞報此前刊發了紐約大學哲學與法學教授Kwame Anthony Appiah的文章《所謂的“西方文明”並不存在》。文章稱，“西方文化”是一個非常現代的詞彙。一戰前後，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寫作了影響深遠的《西方的沒落》一書，許多讀者通過這本書才認識到西方概念。他在書中嘲笑了那種認為在古典世界和西方文化之間存在連續性的觀點。在冷戰期間，“西方”指的是鐵幕的這一邊；“東方”則是對立的那一邊，是敵人。這種用法實際上也忽略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區。

文章還稱，如果説基督教世界的觀念是在和穆斯林力量的長期軍事鬥爭中炮製出來的，那麼我們當代的西方文明概念則是在冷戰中形成現有形態的。在冷峻的鬥爭中，我們製造了一個關於雅典民主，大憲章，哥白尼革命等事件的宏大敍事。從柏拉圖到北約。自由、寬容和理性探究的價值並非某個單一文化與生俱來的事物。事實上，“西方文化”這一觀念是近代的發明。

界面新聞翻譯原文如下：

和19世紀許多患有肺結核的英國人一樣，愛德華·伯內特·泰勒爵士在醫生的建議下出國療養，尋找温暖地帶的乾燥空氣。泰勒出生於一個殷實的教友派商人家庭，所以他負擔得起長途旅行。1855年，二十歲出頭的泰勒前往新大陸，在旅途中結識了一位教友派考古學家之後，他騎着馬遊覽墨西哥的鄉村地區，造訪阿茲特克帝國遺址和灰塵撲撲的印第安人村落。那些“密集古代人口的證據”給泰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墨西哥的停留點燃了他心中研究古代和現代遙遠社會的激情，這種激情持續了一生。1871年他發表了鉅著《原始文化》，這本書稱得上是現代人類學的第一本著作。

從某些方面來講，《原始文化》和另一本名字中帶有“文化”二字的書形成了爭論：馬修·阿諾德兩年前剛剛出版的文集《文化與無政府狀態》。對阿諾德而言，文化是“通過認識人類在最切身的各項事務上所作出的最好的思考和言説，來追求我們的全面完美”。阿諾德感興趣的不是僅限於特定階級的鑑賞活動：他心中所想的是一種道德和審美的理想，這種理想通過藝術、文學、音樂和哲學得以表達。

然而泰勒卻認為文化一詞可以表示相當不同的東西，並且由於所在機構的原因，他確實得以推廣這種理解。泰勒曾被任命為牛津大學博物館的負責人，隨後在1896年被任命為牛津大學的首位人類學教授。將人類學理解為對某種叫做“文化”的東西的研究，這個觀念受泰勒的影響最深。泰勒將文化定義為“一個複雜的整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習得的所有其他能力和習慣”。阿諾德所理解的文明，僅僅是文化的多種形態之一。

今日人們談到文化時，通常他們指的要麼是泰勒的觀念，要麼是阿諾德的觀念。這兩種文化概念在某些方面是相對立的。阿諾德的理想是“有文化之人”，他或許會認為“原始文化”這個詞本身就自相矛盾。泰勒則認為説一個人缺乏文化是很荒謬的。然而這兩種相異的文化觀念在我們對西方文化的理解裏是糾纏在一起的，許多人都認為西方文化定義了現代西方人的身份。那麼就讓我來試着澄清我們在西方文化裏的混淆，這裏面既有泰勒的觀念，也有阿諾德的觀念。

有人曾問過甘地對西方文明（western civilisation，既可指西方文明，也可以指西方的文明化——譯著）的看法，他回答説：“我認為這（西方的文明化）是個好主意。”可惜，正如許多絕佳的故事一樣，這可能是個編造的故事；但跟那些絕佳故事一樣，它能夠流傳至今説明它包含着些許真理。但是我的答案就大不一樣了：我認為應該放棄西方文明這個觀念本身。這種説法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不過造成了大量的混淆，而在最壞的情況下它會對我們直面當今時代的政治難題造成障礙。我不太願意和傳奇的甘地意見相左，但我認為西方文明完全不是個好主意，而西方文化這種説法也並不見得更好。

圖為雅典神廟（圖自界面新聞，下同）

“西方文化”造成混淆的原因之一來源於對西方這個概念的混淆。我們使用“西方”這個詞來指代各種不同的東西。英國的帝國詩人拉迪亞德·吉卜林曾寫道：“東是東來西是西,兩者永遠要分離”，將歐洲和亞洲對比起來，而無視了所有其他地方。在冷戰期間，“西方”指的是鐵幕的這一邊；“東方”則是對立的那一邊，是敵人。這種用法實際上也忽略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區。近年來，“西方”則常常指的是北大西洋地區：歐洲和她以前在北美的殖民地。這裏的對立面是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等非西方地區——現在被稱為“全球南部”——儘管許多拉美人也宣稱自己繼承有西方的遺產。這種説法涵蓋了整個世界，但是把很多極不相同的社會混在了一起，同時又仔細地把新西蘭，澳大利亞和白人南非劃分出來，弄得“西方”好像只不過是白人的委婉説法。

當然，我們如今也會將西方世界與穆斯林世界相比較，而不是南半球。穆斯林思想家有時候也有類似的説法，將伊斯蘭之地（Dar al-Islam）和不信者之地（Dar al-Kufr）區分開來。我想進一步探討一下這種對立。因為當今歐美關於西方文化是否從根本來説上一種基督教文化的討論，繼承了這樣一條譜系：先是歐洲取代了基督教世界，隨後西方的概念取代了歐洲。

如此説來這種文明認同可以追溯到近1300年前。但是為了講述故事的全部，我們需要回到更早的時期。

對於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而言，世界劃分為三個部分。東邊是亞洲，南邊是他稱為利比亞的大陸，剩下的地方則是歐洲。他知道人、物和思想可以輕鬆地在大陸之間交流：他本人曾經沿着尼羅河而上旅行到阿斯旺，在傳統的歐亞分界之處Hellespont（即今日的達達尼爾海峽）兩邊都留下了足跡。希羅多德承認自己感到困惑，“為什麼一個地球會有三個名字，而且都是女性名字？”儘管他很困惑，這些大陸仍然是古希臘人及繼承希臘文明的羅馬人心目中最重大的世界地理劃分。

重要之處在於：希羅多德並沒有認為這三個地理名字對應着三種人類：歐洲人，亞洲人和非洲人。他出生於哈利卡納蘇斯(Halicarnasus)，即今日土耳其的博德魯姆。然而出生於小亞細亞並沒有讓他成為亞洲人，他是希臘人。對他而言，歐洲遙遠西部的凱爾特人比波斯人或者埃及人更為陌生，對於後兩者他知之甚多。希羅多德使用“European”一詞時只將它作為形容詞，從未用作名詞。在他之後一千年，仍然沒有人用“European”指示一類人。

隨後，希羅多德熟悉的地理劃分被崛起的伊斯蘭教深深地重塑了。伊斯蘭教於7世紀誕生於阿拉伯，隨後以驚人的速度向北、向東和向西擴散。在先知於632年去世之後，阿拉伯人僅用了30年時間，就打敗了橫跨中亞直抵印度的波斯帝國，並且從羅馬餘燼拜占庭帝國那裏攫取了數個行省。

始於公元661年的伍麥葉王朝，向西擴張到北非，向東擴張到中亞。公元711年，伍麥葉王朝派遣軍隊越過直布羅陀海峽進入西班牙，阿拉伯人稱之為安達盧斯（al-Andalus）的地方，並攻擊了西哥特人，後者已經統治羅馬帝國的西班牙行省長達兩個世紀。七年之後，伊比利亞半島大部分都歸於穆斯林統治之下；直到近800年之後的1492年，整個伊比利亞半島才重歸基督教君權之下。

征服西班牙的穆斯林並未止步於比利牛斯山，早年間他們時常想要向北更進一步。但是公元732年，在法國圖爾附近，查理曼大帝的祖父查理·馬特擊敗了安達盧斯的軍隊，這一決定性的勝利結束了阿拉伯人征服法蘭克人歐洲的企圖。18世紀的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略帶誇張地説，如果阿拉伯人在圖爾獲勝，他們有可能會揚帆進入泰晤士河。他説：“或許現在牛津各個學院講授的是古蘭經的解讀，人們在佈道壇上向行過割禮的人證明穆罕默德啓示的神聖和真實。”

希羅多德心目中的世界 圖片來源：Interfoto/Alamy/Alamy

對於我們的目的來説重要的是，首次有記載地使用某個詞來稱呼作為一類人的歐洲人，就我所知，來源於這種衝突的歷史。在一本754年寫於西班牙的編年史裏，作者將圖爾戰役的勝利者稱為“Europenses”，即歐洲人。所以簡單來講，“歐洲人”這一觀念最初是用來將基督徒和穆斯林作對比的。（即使這樣説也有點過於簡化了。8世紀中期時歐洲很多地區並未信仰基督教）。

中世紀歐洲沒有人會用“西方”來做這種對比。其一，摩爾人的家鄉摩洛哥海岸向西延伸到愛爾蘭。其二，伊比利亞半島則由穆斯林統治——這一區域被希羅多德稱為歐洲的一部分——直到16世紀。自然的對比不是西方和伊斯蘭，而是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世界，雙方都視對方為異教徒，因為對方不信自己的神。

從14世紀晚期開始，建立了奧斯曼帝國的土耳其人逐漸將其統治擴展到歐洲部分：保加利亞，希臘，巴爾幹半島和匈牙利。直到1529年蘇萊曼大帝的軍隊在維也納被打敗之後，重新徵服東歐的行動才開始。這一過程很緩慢。直到1699年奧斯曼帝國才失去匈牙利；希臘到19世紀初期才獲得獨立，保加利亞就更晚了。

我們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到基督教歐洲——基督教世界——通過敵對定義自身。然而從“基督教世界”到“西方文化”的轉變卻不是那麼直截了當。

首先，基督教歐洲受過教育的階層從此前的異教社會那裏吸收了很多思想。12世紀末期，出生於巴黎西南邊數百公里的特魯瓦的克雷蒂安（Chrétien de Troyes）如此讚美這些文化根源：“希臘人的勇武和學識曾經最為著名，”他寫道，“後來勇武傳到了羅馬，而學識現在則傳到了法蘭西。”

古希臘文化的精華從羅馬傳到西歐的觀念在中世紀逐漸變成常識。事實上這一過程有個專門的名稱，叫做“translatio studii”（學識的傳遞）。這種觀念極其堅固。六個世紀以後，偉大的德國哲學家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告訴他所執掌的紐倫堡高中的學生：“高等學習的基礎必須是且一直是：首先希臘文獻，隨後羅馬文獻。”

因而從中世紀晚期開始到現在，人們將古希臘羅馬文化的精華視為一種文明遺產，像珍貴的金塊一樣世代傳遞。這塊金子先是由古希臘人從泥土裏挖出來，羅馬帝國征服希臘人之後金塊轉移到羅馬人手裏。文藝復興時期，這塊金子被弗蘭德斯和佛羅倫薩的宮廷及威尼斯共和國所分割，其碎塊傳遞到了阿維尼翁，巴黎，阿姆斯特丹，魏瑪，愛丁堡和倫敦等城市，最終在歐洲和美國的學術界重新彙集——就像粘合古希臘陶甕的碎片一樣。

有很多種方法可以美化這個金塊的故事。但是如果要將這塊金子作為對立於伊斯蘭的西方文明的核心的話，那它會面臨很多歷史難題，因為這種文明所認同的古典遺產是和穆斯林學術共享的。在9世紀阿拔斯王朝的巴格達，宮廷圖書館裏藏有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畢達哥拉斯和歐幾里得的著作，都翻譯成了阿拉伯語。在彼得拉克稱之為黑暗時期的中世紀，基督教歐洲對古希臘哲學經典的研究幾無貢獻，許多文本都已遺失，而穆斯林學者則將這些著作保存了下來。我們現如今對希臘古典哲學的理解，很大一部分要歸功於文藝復興時期歐洲學者從阿拉伯人那裏發現的哲學文本。

正如我們所見，在基督教編年史家看來，圖爾戰役將歐洲人與伊斯蘭對立起來；然而安達盧斯的穆斯林雖然也很好戰，但是他們並不認為爭奪領土意味着彼此不能分享思想。在公元第一個千年末期的科多瓦哈里發（Caliphate of Cordoba）裏，猶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柏柏爾人，西哥特人，斯拉夫人等各類人羣共同生活在一起。

在查理曼大帝的宮廷裏找不到拉比或穆斯林學者；但是在安達盧斯的城市裏則能看到主教和猶太教堂。埃爾維拉的天主教主教拉齊蒙多（Racemondo），是卡多瓦哈里發駐拜占庭和神聖羅馬帝國宮廷的大使。10世紀中期卡多瓦哈里發的猶太人領袖沙普魯特(Hasdai Ibn Shaprut)，不僅是一名偉大的醫學學者，也是朝廷醫學委員會的主席；當拜占庭的康斯坦丁大帝贈給哈利發一本迪奧斯科裏季斯的《藥物學》之後，哈利發接受了沙普魯特的建議，將其翻譯成阿拉伯文，隨後卡多瓦成為了歐洲醫學知識的中心之一。歐洲重新發現亞里士多德的序幕，始於將伊本-魯世德(Ibn Rushd)著作翻譯成拉丁文。伊本-魯世德出生於12世紀的卡多瓦，在拉丁文中名叫做阿威羅伊，但因為他對亞里士多德著作的評註工作，人們常常徑直稱他為“評註者”。本來古典傳統是用來區分西方文明和哈利發王國繼承者的，但這種古典傳統實際上正是兩者之間的親緣之處。

金塊敍事註定要面臨很多難題。它將西方文化想像成某種本質的表達，某種在歷史旅程中親手相傳的東西。這種本質主義的隱患在很多情況裏都很顯見。無論是談論宗教，民族，種族或文化，人們總是假定某種在時空中延續的同一性一定是由一種強有力的共同本質所推動的。但這是錯誤的。英國文學之父喬叟死於600多年前，他那個時代的英國是什麼樣子的？你可以舉出任何你認為是那個時代特色的東西，任何可以代表當時英國特點的風俗，思想和物質的組合。這些東西和你認為可以代表今日英國特性的事物肯定不一樣。不如説，隨着時間的流逝，每一代人都從上一代人那裏繼承了一個標籤；在每一代人那裏，又有隨着這個標籤而來的遺產。然而當遺產丟失或者被用來交換其他的珍貴事物時，標籤卻繼續流傳。因而，當某一代人開始從英國認同所附屬的地域向外遷移時——比如遷到新英格蘭地區——這種標籤甚至能夠超越地域。認同可以由敍事維繫，簡單來説，它不需要本質。你被稱為英國人，不是因為英國人這個標籤有什麼本質特徵，而是因為我們的規則決定了你有資格擁有這個標籤，因為你通過某種方式和一個叫英格蘭的地方有關聯。

那麼北大西洋地區的人，以及他們在世界各地的某些近親，是如何與我們稱之為西方的領域相聯繫，並且獲得了西方文化參與者的身份？

James Gillray在1805年創作的漫畫，描繪了英國首相威廉·皮特和拿破崙瓜分世界的景象

“西方文化”是一個非常現代的詞彙——肯定比留聲機的出現還要晚，認識到這一點會有所助益。泰勒從未提到這個詞，而且他確實沒有理由提到它，因為他深刻地意識到，即使在自己的國家內部也存在着多樣的文化。1871年他記述了薩默賽特農村地區的一起巫術案。當時在某個酒吧裏一陣狂風把一顆烤洋葱從煙囱裏颳了出來，洋葱上面扎滿了針。他寫道：“這個巫師，也就是酒吧的老闆，在洋葱上寫下了我一名法官兄弟的姓名，他特別恨我的兄弟……很顯然，他計劃用針扎烤炙這個象徵我兄弟的洋葱的方式來除掉他。”這可真是原始文化。

因而作為一種遺產和研究對象的“西方”觀念，直到1890年代才真正出現，那正是帝國主義如日中天的時代，並且要到了20世紀這一觀念才得到更廣泛的接受。一戰前後，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寫作了影響深遠的《西方的沒落》一書，許多讀者通過這本書才認識到西方概念。他在書中嘲笑了那種認為在古典世界和西方文化之間存在連續性的觀點。作家兼記者麗貝卡.維斯特1930年代造訪巴爾幹地區的時候，講述了自己作為遊客的感受；“那差點摧毀整個西方文明的打擊是很晚近的，晚近地令人不安。”她説的“晚近的打擊”指的是1683年土耳其對維也納的圍攻。

如果説基督教世界的觀念是在和穆斯林力量的長期軍事鬥爭中炮製出來的，那麼我們當代的西方文明概念則是在冷戰中形成現有形態的。在冷峻的鬥爭中，我們製造了一個關於雅典民主，大憲章，哥白尼革命等事件的宏大敍事。從柏拉圖到北約。西方文化從核心上來講是個人主義的，民主的，看重自由的，包容的，進步的，理性的，科學的。儘管前現代的歐洲一點也沒有這些特點，儘管民主直到上個世紀以前在歐洲仍是例外——很少有西方思想大家認為民主有什麼好的——但是我們不用管這些。認為包容是某種叫做西方文化的東西里構成性的一部分，這個想法可能會讓泰勒驚訝，因為作為教友派信徒，他曾被禁止進入英國著名大學學習。直白地説：如果西方文化是真的，我們也不會在這兒花時間討論它了。

當然，如果西方文化是個受讚譽的詞，那麼它也必然會受到責難。批評者強調奴隸制，征服，種族主義，軍國主義和種族滅絕，像負片膠捲一樣描述了西方文明的陰暗面。但是他們也同樣陷入了本質主義，儘管他們看到的本質不是金塊，而是砒霜。

談論“西方文明”還有一個更大的疑點需要克服。它把所有崇高的智力和藝術成就置於認同的核心：哲學，文學，藝術，音樂；那些阿諾德讚揚的東西，那些人文學者研究的東西。然而即使西方文化確實存在於12世紀晚期克雷蒂安生活的特魯瓦，它也和克雷蒂安的大部分同胞沒什麼關係。這些人不通希臘文或者拉丁語，也從未聽説過柏拉圖。今時今日，古典遺產在大多數美國人和英國人的生活中發揮的作用並不見得更大。是阿諾德心中那些文化成就將我們聯結在一起的嗎？當然不是。維繫我們的當然是泰勒那種廣義的文化：我們的着裝和打招呼的習慣，塑造男女關係，親子關係，警民關係，店員和顧客關係的行為習慣。知識分子，例如我，總是認為自己在意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不是説它們不重要，它們只是沒有金塊故事裏所講的那麼重要。

那麼我們是怎樣彌合這種裂痕的呢？當我們賴以生存的東西是碧昂斯和漢堡王時，我們又如何自認是柏拉圖，阿奎那和康德的正統繼承人的？是通過將泰勒和阿諾德的觀念，將日常生活的領域和理念的領域融合在一起。這種做法的關鍵在泰勒的作品裏已經有所闡述。記住他的著名定義：文化首先是“複雜的整體”。這就是我們所謂的“有機論”，它將文化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而不是相異部分的鬆散聚集。正如身體的器官一樣，每一個組成部分都通過細緻的調整而佔據一個特定的位置，每一個部分對於整體發揮功能都是不可或缺的。歐洲電視網歌唱大賽，馬蒂斯的剪裁藝術，柏拉圖的對話錄都是一個更大整體的一部分。可以説，每一個都是你的文化圖書館裏的藏書，即使你從來沒有翻閲過。儘管有些東西並不引起你的興趣，它仍然是你繼承的遺產和財富。有機論可以解釋我們的日常自我可以通過何種方式被鋪上金光。

在我們的文化生活中確實存在有機整體：歌劇的音樂，台詞，舞台設計和舞步是協調的，而且是有意協調起來的。用瓦格納的話來説，歌劇是一種整體藝術。但是沒有一個大全的文化整體能夠將所有的部分有機統一起來。位於“西方”中心的西班牙，在“東方”——專制主義的故鄉——的印度和日本採取自由民主制度兩代人之後，仍然負隅頑抗。傑斐遜的文化繼承——雅典的自由，盎格魯-薩克遜的自由——並未阻止美國建立起一個奴隸共和國。與此同時，弗蘭茨·卡夫卡可以很容易地和邁爾斯·戴維斯共處，正如他很容易和奧匈帝國的同胞約翰·施特勞斯共處一樣，甚至更容易。你可以在東京街頭聽到嘻哈音樂。在飲食上也是如此：英國人曾經拋棄了炸魚薯條而轉投咖喱雞，據我所知，他們現在全都在狂放的Nando"s餐館裏用餐。

一旦拋棄了有機論，我們就能採取一種更加世界主義的圖景：每一種文化元素，從哲學或飲食到身體動作的風格，在理論上都可以和其餘所有部分相分離。你可以像非洲裔美國人那樣説話和走路，同時又能思考馬修·阿諾德和伊曼紐爾·康德思考的問題，正如你也可以思考馬丁·路德·金和邁爾斯·戴維斯一樣。沒有什麼穆斯林的本質會阻止伊斯蘭之地的居民採用西方文明中的事物，包括基督教或民主。同理，不管一個紐約人的祖先是哪裏人，也並不存在某種西方文明的本質阻止他信仰伊斯蘭教。

我們講述的故事，那個將柏拉圖或亞里士多德或西塞羅或聖奧古斯汀與北大西洋的當代文化串聯在一起的故事，當然是包含一些真實成分的。我們有自覺研究和論證的傳統。但如果認為我們能夠接觸到這些價值就足夠了，好像它們是Spotify歌單上我們不怎麼聽的歌曲，這就是錯覺了。即使這些思想家是我們阿諾德式文化的一部分，也並不能保證他們的思想精華就能夠繼續對今日重視他們的人的後代產生意義。亞里士多德曾經佔據穆斯林思想的中心位置長達數百年，這並未保證他在當代穆斯林文化中佔有重要位置。

價值並非與生俱來，它需要持續的關照。不管你如何定義西方，生活在西方並不保證你會關心西方文明。歐洲人文主義者喜歡將其與歐洲人掛鈎的那些價值，同樣也可以屬於熱情吸收這些價值的非洲人或亞洲人。按照同樣的邏輯，這些價值不屬於那些不願意理解並吸收它們的歐洲人。從別的方面來説，這一點當然也是真實的。金塊的故事説我們情不自禁地關心“西方”傳統，因為那是我們的傳統：事實上反過來説才是對的。只有當我們關心這些價值時它們才屬於我們。自由，包容和理性探究的文化當然是個好主意，但是這些價值代表的是需要做出的選擇，而不是由西方命運所規定的路徑。

愛德華·伯內特·泰勒去世的那一年，西方文明陷入和自己的死亡博弈之中：協約國和中歐強國相互屠戮，為了“保衞文明”將年輕人驅趕上死路。浸滿鮮血的戰場和被毒氣環繞的戰壕會讓滿懷進化和進步希望的泰勒震驚，而且證實了阿諾德關於文明真實含義的最大恐懼。阿諾德和泰勒至少會同意這一點：文化不是人性問卷上的一個個勾選項；文化是人在其中的過程，是和他人共存的生活。

文化，如同宗教，民族和種族一樣，為當代人提供一種認同資源。正如後三者一樣，文化也可能變成一種限制，變成一種概念錯誤進而導致道德錯誤。然而所有這些東西也描繪出了我們的自由的輪廓。社會認同將我們與親友生活的小圈子同更廣闊的運動，事業和關注連接了起來。它們讓更為廣闊的世界變得可以理解，充滿生機，而且迫切。它們將我們的社羣範圍拓展到生活圈子之外。然而我們的生活即使在最廣的範圍裏也必須要有意義。在我們生活的時代裏，意識形態領域和技術領域的行動越來越具有全球性的後果。當我們在錨定自己的關注和同情對象時，人類整體並非一個過大的範圍。

我們和70億人類同胞共同生活在一個小小的，正在變暖的地球上。植根於我們共同人性之中的世界主義衝動不再是一種奢侈，而是必需之物。為了簡述這種信念，我將要引用一句在西方文明的進程中時常出現的話，因為我自覺找不到比戲劇家特倫斯的表達更好的説法了：特倫斯曾經是羅馬統治的非洲地區的奴隸，是希臘喜劇的拉丁文闡釋者，是古典歐洲的一名作家，他自稱非洲人特倫斯。他曾經寫道：“我是人，任何屬人的東西都不與我相異。”這種認同值得我們堅守。

（翻譯：李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