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難民危機檢驗西方制度模式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2010年阿拉伯之春的發生引爆了歐洲二戰之後最大的難民危機。這場危機直接導致了英國退歐和民粹主義的強勢崛起，歐盟面臨進一步解體的巨大挑戰。目前這場危機仍在持續，對歐洲的影響還難下最終的結論，但從危機的發生到歐洲混亂的應對，使得這個體制的弊端顯露無遺。
客觀而論，這場難民危機即有遠因也有近因。遠因則是美國2003年出現了戰略性失誤，輕率的發動了伊拉克戰爭，在沒有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以武力顛覆了一個主權國家的政府。外力的蠻橫干預摧毀了伊拉克和中東的力量平衡，整個國家陷入動盪之中而無法自拔，從而為後來極端伊斯蘭國的崛起創造了條件。伊斯蘭國所經之處戰火遍野，百姓流離失所，成為難民。
近因則是歐洲無視美國當年的教訓，重蹈覆轍，又以武力推翻了利比亞卡扎菲政權。卡扎菲在敗亡前曾打電話給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直言他倒台利比亞將陷入無政府狀態，出現空前規模的難民危機。非洲一些國家的非法移民也會利用利比亞的混亂大舉橫跨地中海偷渡。然而卻完全被歐洲無視，結果他的預言一一成為現實。
相對於美國，歐洲在同一條河流再次跌倒更難以理解和不可原諒。一是美國的前車之鑑就在眼前，各方的反思早已汗牛充棟，就是當事人之一英國首相布萊爾也公開認錯並道歉。小布什的弟弟在選舉時也同樣承認伊戰是決策錯誤。但歐洲卻對此熟視無睹，一意孤行。二是美國當年的霸道魯莽行為雖然造成嚴重後果，但畢竟遠離自己本土。除了軟實力受損和給伊拉克帶來災難，並不會衝擊到自身。歐洲則不同，北非與之隔海想望，一旦動盪歐洲必然首當其衝。
歐洲難民潮不過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難民潮發生時，歐洲正面臨多重危機，處於二戰以來最大的困境中：主權債務危機、大規模的恐怖襲擊、傳統族羣出生率的下降導致的種族危機，以及中產階級萎縮成為少數，民粹主義抬頭。應該説危機中的歐洲更應該慎重面對和處理自己一手導致的難民挑戰，以免造成無法控制的連鎖反應。
但事實卻恰恰相反。德國非常倉促地決定敞開國門接納所有難民，一年之內就湧進了一百萬人。一百萬人是什麼概念？中國三峽工程移民不過百萬。中國面積幾乎是德國的三十倍，人口也是德國的十七倍之多，而且中國各級政府的執行力很強，這一百萬移民也都是同文同種，價值觀也一樣。儘管如此，中國也是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才解決。德國憑什麼來安置這一百萬信仰不同、語言不同、種族不同的難民呢？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要撥款60億歐元用於安置難民，結果僅2015年開支就高達210億歐元（據Ifo經濟研究所所長辛恩的研究）。德國弗萊堡大學經濟學教授拉斐爾旭申（Bernd Raffelhüschen）以100萬難民的人數計算，指出：“難民危機可能要耗資近1萬億歐元”。納税人每年負擔170億。如難民能在6年內融入勞動市場，此間需9000億歐元，相當於德國國民總產值的1/3。拉斐旭申的研究結果是假設難民6年內融入勞動市場，但據貝塔斯曼基金會委託經濟學家Iván Martín主持調查歐盟9國讓難民融入勞動市場的研究，結果發現，無一國成功地讓難民融入勞動市場。
更嚴重的是，德國此舉不僅激發了更多的難民湧入，令難民危機的規模迅速膨脹，也使得原有的危機更加惡化：沉重的經濟負擔、恐怖分子以難民身份滲透進歐洲（僅2016年7月，德國就發生三起難民進行的恐怖襲擊）、種族結構更加失衡、民粹主義更加迅速的崛起。難民危機最為直接的後果就是導致英國脱歐，開啓了歐盟解體的第一步。
世人或許要問，西方主導世界五百年，有着豐富的治理經驗，何以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卻頻頻犯下如此低級的錯誤？領導人的能力何以如此低下？
其實不僅難民危機是如此，恐怖襲擊危機也同樣如此。我們知道希拉剋主政時，法國沒有發生一起恐怖襲擊事件。這是因為希拉剋的政策是基於自身在反恐上的兩大先天罩門。一是國內有七百萬穆斯林，多數人生活艱苦，因此極端伊斯蘭恐怖分子不難找到同情者和支持者。二是法國疆域廣大，三面環海，又是申根國家，在物流層面上根本無法控制危險品、爆炸品的進入。所以，2003年法國帶頭反對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既贏得廣大阿拉伯國家的支持，也穩定了國內穆斯林情緒，同時更避免了在法國出現恐怖襲擊。
但到了薩科奇時代和奧朗德時代，他們卻完全無視法國的致命弱點。先是以武力推翻了卡扎菲政權，造成該國的無政府狀態，既給伊斯蘭國的發展狀態創造條件，也製造了空前的難民危機。隨後當伊斯蘭國僅與敍利亞政府軍、伊朗和美國激烈交戰、還沒有將目標針對法國時，奧朗德突然決定向伊斯蘭國開戰，直接引火燒身。
面對西方國家所犯下的一系列導致嚴重後果的錯誤，都不由得令人發出上述之問。答案恐怕還是要從西方目前的制度根源上追根溯源。
西方制度歷經數百年演化，基本上在二十世紀實行了從精英政治到大眾民主的轉變。美國是1965年實現一人一票，瑞士則是1971年女性獲得投票權（但直到1990年女性才獲得州級別選舉的普選權）。這一演進令其政治精英的產生模式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從過去精英選擇精英到大眾選擇精英。然而，和關注長遠利益也需要思考遙遠複雜國際形勢的政治精英不同，大眾只關心短期的自身利益。不僅如此，大眾也有自己的審美標準和個人好惡。許多和能力無關的因素都能夠成為決定選舉成敗的關鍵因素。比如形象、性別、種族、宗教信仰、是否善於演講、善於表演和做秀以及時代背景，甚至出身於什麼家庭也非常重要。為了贏得選舉，政治精英則必須迎合大眾，從他們的角度、心理和需求開展競選、兑現承諾。這自然導致政治人物的平庸化，也給極端政治人物的崛起創造條件。
執政不佳、僅有4%支持率、前所未有放棄連任的法國總統奧朗德，當年勝選是因為60%的工人和青年投了他的票。也就是説法國受教育水平最低和最缺乏社會經驗的兩個羣體，決定了這次選舉結果。
2016年被西方視為民粹主義代表和反體制的特朗普，就是在受教育程度低的羣體支持下贏得選舉的。
其次，西方制度模式權力的合法性來自於選舉程序。於是候選人都把精力放到選舉而不是治國。競選是如此，當選後要連任也同樣是如此。其執政的着眼點都是短期和急功盡力。
2011年法國積極捲入利比亞內亂，就和薩科奇希望以對外戰爭的勝利爭取連任有關。奧朗德執政期間多次對外動用武力，包括主動向伊斯蘭國開戰也都和拉抬自己的支持密不可分。但後果卻由整個國家承擔。
剛剛結束的法國大選中，儘管長期以來法國經濟缺乏競爭力，一直處於困境中，但執政黨社會黨的候選人阿蒙仍然提出這樣的競選綱領：許諾通過向使用機器人的公司徵收機器人税，向每位成人公民發放每月750歐元的生活津貼。這一政策乍一看關照到了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但收取機器人税將會把法國的先進製造業趕到周邊國家，將更加削弱法國競爭力和國力，所有法國人都將為此買單。
由於政治人物熱衷於追求短期效應，置國家長遠利益而不顧，這就可以解釋一個現象，何以現在發達的西式民主國家經濟增長都非常緩慢甚至是零增長或者長期負增長？何以發達的民主國家都債務累累？
西方常用的説辭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由於基數增大，各產業飽和發展，增長必然緩慢。這只是一部分原因，更重要的還是體制的活力被遏制。經濟學家羅伯特·巴羅收集了近100個國家在1960年至1990年的數據並加以分析，它的結論是：“當人們的政治權力水平較低時，這些政治權力的擴大有助於經濟增長。而實現了適度的民主制後，這些政治權力的擴大將會阻礙經濟增長。”原因在於“過於倚重公共方案和收入分配不利於經濟增長”（尼爾.弗格森《金錢關係》331頁）。因為擁有選票的民眾只樂意於分配財富，而反對增加勞動時間、提高税收、減少福利。所以歐盟人口僅佔世界的9%，國內生產總值只佔全球25%，但福利開支卻佔世界的50%。美國只佔世界人口5%，卻消耗掉佔全球25%的自然資源，這既不公平也不可持續。然而，一個無法實現增長和持續的社會其命運將如何，這不難得出結論。
西方選舉中的政治人物，往往只在意眼前利益
第三，西方通過選舉產生人才的模式已經落後於時代。
西方民主選擇人才的邏輯是先不管能力如何，選上去再檢驗。不勝任就在下一次選舉時進行更替。在世襲皇權時代，這種模式有其優越性。皇權制度下，如果遇到一個好的執政者，國家萬幸。如果是一個壞皇帝，也只能等到他終老才能更替。所以，當時西方的發展要遠遠好於其他皇權制國家。
但和今天的中國相比，西方模式的優越性已經成為弊端。中國一方面也已經實現人才的定期更換，另一方面在選拔人才上則勝西方一籌。中國的邏輯是只有在一個位置上表現優異或者至少勝任，即能力得到充分檢驗之後才能夠被選拔到更高的工作崗位。而且只有通過類似的一級級的淘汰選拔，最後由八千萬黨員中最優秀者進入常委。中國不會出現先選上試試，不勝任就換下的情況。畢竟，治理國家不僅涉及千家萬户的切身利益，也決定着國家和民族的未來與命運。從這個角度講，把整個國家當成試驗品的西方人才邏輯顯然過於草率和不負責任，而中國則十分的謹慎。
事實上從本質上看，西方選舉模式產生人才的體制和中國過去的世襲皇權體制類似：如果運氣好，碰上一個英明的領導人，就能帶領國家進步。如果運氣差，則國勢立衰。克林頓八年和小布什八年就是最明顯的寫照。雙方唯一的區別就是西方有任期限制而已。
第四，在西方現行體制下，最優秀的人才往往不願意也不敢於從政。這也是西方無法選出優秀政治人物的原因。
一是在全球化和金融時代，精英獲得財富的能力、速度和領域迅速提升和擴大。但政界則由於民粹因素，往往不敢提供相應的收入和待遇。比如柯文哲擔任台北市長後，決定從全社會招聘副市長。結果來了一個應聘者，一問對方目前年收入幾千萬，立即讓其走人，説台北市政府根本不可能提供這樣高的收入。再來一個應聘者，一問也是收入遠遠高於官員薪資水平，也不得不將之拒之門外。最後選出的人才素質可想而知。眾所周知，人才都是跟着資源走的，政治領域資源遠遠少於經濟界，其人才素質自然可想而知。
二是扭曲甚至無底線的選舉過程令優秀人才卻步。
任何要角逐公職的人士都必須面對兩個挑戰：一個是私生活不復存在，自己和家庭的隱私都將曝光於世人面前。但只要是人，都會有七情六慾，有弱點，有過失。這本是正常的現象。但只要從政，則一切都被道德化，完美化。二是選舉期間激烈、不擇手段的攻擊和各種陰謀陷阱。
2017年法國共和黨剛剛通過黨內初選推出前總理菲永為候選人，就被媒體曝光菲永擔任議員時僱用自己的太太和兩個兒子擔任助理的醜聞。雖然此舉並不違反法國法律，但卻在道德上被重創，形象大損的菲永支持率隨之下降。菲永指責這是左派發起的“體制政變”，把選舉從政策之爭扭曲成私生活的攻擊。
第五，儘管西方無法選出優秀的人才，但由於體制的原因對有限政治人才還存在巨大的浪費。
由於政黨對決，整個國家的政治人才又被人為切割成幾個部分，並隨政黨共進退。一黨獲勝，哪怕原來的政務官再有能力，也統統大換血。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則又造成人才的浪費。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資源， 一個傑出政治人才的產生也是多種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壽命。一個政黨連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個政黨的政治精英閒置八年。
總之，一人一票制度下對大眾趣味的迎合、程序是權力合法性的唯一來源、不以能力大小為標準、扭曲的選舉過程、無法從全國使用人才，造成了西方制度人才的逆向淘汰。從這個角度來看，西方屢屢犯下如此之多的低級嚴重失誤也就不足為奇了。
西方之所以同時面對如此之多的危機而且遲遲無法化解，除了體制性人才逆向淘汰的原因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即把一個時期形成的價值觀推向極致，形成僵硬的教條，限制了整個社會的改革能力。其實西方奉行的許多價值觀之間是有張力的。如自由與安全。自由絕對化，必然是以安全的下降為代價。公平極端化，必然會犧牲效率。正確的做法則是根據一個國家的實際情況在各種價值觀之間進行平衡。假如恐怖襲擊是頭號威脅的時候，就要壓縮自由。當經濟處於危機之時，就要以效率和發展優先。
事實上，在如此之多的危機面前，西方並不是沒有解決之道。
比如當難民危機發生時，西方應該立即想辦法恢復敍利亞的和平和利比亞的秩序。並在當地迅速建立起難民營。這既可以更有力的打擊恐怖分子、防止恐怖分子滲透到歐洲，也可以減少難民長途跋涉的艱辛，其直接成本也遠遠比現在的處理方式低很多，更不會發生英國退歐這樣巨大的變局。但要做到這一點，西方需要改變敵視敍利亞政府的立場，放棄對俄羅斯的制裁。但這就和西方奉行的價值觀衝突起來，是政治不正確。因為在他們眼裏，敍利亞和俄羅斯都是罪行累累的獨裁者，怎麼可能和他們合作呢?
再比如面對直接決定西方未來的種族結構變化（根據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人口司的數據，1950年歐洲和北美佔世界總人口的28%，而到2050年，將下降至12%，且平均年齡為五十歲，成為世界上老齡化最為嚴重的地區），西方同樣是有很多牌可以用：強制同化、減少家庭兒童福利、實行計劃生育——白人家庭早已自動計劃生育，無子化和少子化現象非常普遍，而其他族裔出生率極高，且政府提供的兒童福利就能讓他們維持基本生活，根本不需要再和這個社會打交道，成為自我封閉的社區。但這些措施又統統和它們的價值觀如信仰自由、平等、人權等衝突起來，無法實行。
西方受價值觀政治正確的影響到了什麼荒謬的程度，可由如下一件事窺一斑：2016年24歲的德國左翼黨青年組織負責人瑟琳·格倫被三位難民性侵，她報警時先是向警察説謊話，稱是三位説德語的人搶劫了她。事件真相曝光後，她還在臉書發表一封給難民的公開信，聲稱“最讓我傷心的是我受到性侵的事件，使得你們遭到更多的種族歧視”，“我不會眼睜睜地看着種族主義分子把你們視作問題”。
德國左翼黨青年組織負責人瑟琳·格倫
被強姦者向強姦者道歉，並視此為人道情懷，恐怕也只有在西方這種特殊的政治氛圍下發生的咄咄怪事。由於格倫是政治人物，由此可以想見西方政壇已經把價值觀推到何種離譜的地步。
由於今天的西方凡事都要問是否符合抽象的價值觀，而不是從實際出發、奉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所以其制訂的政策別説解決問題，往往是問題產生的根源。
另外，西方這一系列的決策重大失誤，確實與它的決策機制有關。西方的政治人物選舉產生之後，總統或總理便具有龐大的權力，一人就能決定所有重大事件。政府其他人員雖然可以建議和提供諮詢，但更多的時候不過是扮演執行者的角色。所以法國各界都認為他們選的不過是有一個任期的帝王罷了。這就是為什麼小布什自己就可以發動兩場戰爭，沒有任何人能夠阻止。這也是為什麼默克爾可以獨自短時間內決定對國家有重大影響的難民接納政策。這同樣也是為什麼薩科奇和奧朗德可以迅速決定軍事幹預利比亞和單方面對伊斯蘭國開戰。這和中國集體決策的常委體制相比，其決策風險很高，決策合理水平很低。
事實上，不僅決策機制，它的監督機制和糾錯機制也同樣喪失應有的作用。西方屢屢發生重大失誤，但卻沒有一人承擔相關責任。而且由於有任期限制，即使要改也只能等四年或八年之後的政黨輪替。在當代社會，持續如此之長的錯誤導致的後果是極為驚人的。據諾貝爾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的研究，兩場反恐戰爭耗資四萬到六萬億美元，等到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時，嚴重影響了美國的應對能力。以這次歐洲應對難民危機為例，其造成的後果：種族結構更加失衡、恐怖襲擊更加難以防範、民粹主義席捲歐洲、英國退歐，恐怕都不是金錢能夠計算的了。而直到現在，這種錯誤仍然無法改正，大量的難民仍然繼續湧向歐洲，歐洲也不得不繼續接納。
最後還有需要説的是，西方制度模式弊病百出，運作日益艱難，還和西方民主制度賴依存在的基礎中產階級日益消亡有關。2015年，美國中產階級第一次處於絕對少數，低於最富有和最貧窮人口之和。歐盟最大的經濟體德國也是如此。根據杜伊斯堡-埃森大學研究所的報告稱，1992年到2013年，德國中產階級占人口比例從56%下降到了48%。同時，貧困人口從30%增長到35%，而高收入階層也從14%增長到17%。一旦中產階級成為少數，西方這樣的社會將很難產生多數共識，政治走向極化，民粹力量抬頭號，社會的穩定器不復存在。這也同樣可以解釋何以西方的政治越來越極端化，民粹化。缺乏正如美國史學家巴林頓·摩爾所説：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美國學者福山也認為當年馬克思的政治預言之所以沒有實現，是因為無產階級變成中產階級。那麼當中產階級消亡之時，西方的民主制度也難以存活。
中產階級的萎縮客觀上講並不是西方國家政策上出了多大問題，而是時代發展的必然。一是由於全球化，一是由於金融、互聯網產業取代了傳統的製造業，三是機器人技術的迅速發展。
全球化時代，資本可以在本國之外尋找更多的利潤。蘋果手機的研發在美國，但生產製造卻在發展中國家，結果獲得暴利的僅僅是少數高端的研發人員。金融和互聯網行業也是類似，獲利的也往往是少數羣體。機器人技術的發展更是成為西方工作崗位減少的主要原因。
美國勞工部數據顯示，2005年至2009年，美國製造業崗位減少了280萬個；2010年至2014年間，美國製造業穩步復甦，但工作崗位僅增加了76.2萬個。為此美國經濟學界對此做了很多研究，其中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戴維·奧特等人的研究頗具代表性。他們發現，導致美國製造業崗位消失的因素中，貿易影響僅佔20%左右；科技進步，尤其是自動化技術的應用才是主要因素。而根據州立鮑爾大學商業和經濟研究中心去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在美國工廠就業崗位的減少中，貿易因素只佔13%。在減少的就業崗位中，絕大多數（80%以上）是被機器人替代，或是因為其他令工廠對人力需求減少的本國因素。
可以説，難民危機不過是壓倒西方的最後一根稻草，如此之多的危機和無法得到有效解決的根源既在於制度本身，也在於這個時代進步，也可以説這個制度已經無法適應時代的發展。當然，這一切還都需要歷史給出最終的答案，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本文部分內容發表於2017年第10期《紅旗文稿》，經作者授權觀察者網全文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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