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軍對話諾獎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我是歐洲人，不願意去美國做研究-張軍、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
【5月27日，2010年諾獎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受邀參加2017復旦上海論壇。期間，觀察者網旁聽了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教授與之進行的一場輕鬆有趣的學術對話，分享給各位讀者朋友。
皮薩里德斯出生在塞浦路斯，後在英國求學任教數十年並加入英國國籍，如今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2010年，因為在勞動力市場搜尋匹配理論上的巨大貢獻，他與另外兩位美國學者同時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觀察者網特約譯者張成 聽譯】
張軍對話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現場 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李國徽|攝
與導師森島通夫的過往
張軍：很榮幸能夠在這裏再次見到您。我還記得我們初次相識是兩年前在聖彼得堡國立大學，當時我們受經濟學院院長的邀請共同出席一場大型學術會議。過去幾年來，您也受邀到北京出席活動，還受到李克強總理的接見。我十分關注您的活動，但是讓我更感興趣的是您本人。
我瞭解到您本人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獲得了博士學位，我也曾於上世紀90年代在那學習和工作過一段時間。我瞭解到您的博士生導師是日籍數理經濟學家森島通夫（Michio Morishima）教授。而我那個時候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時候，就是在那裏的三得利-豐田經濟學及相關學科國際研究中心（簡稱STICERD）做研究的。當我看到森島通夫的畫像時，我感到特別驚訝。您是否可以談一下自己師從森島通夫教授的經過？
皮薩里德斯：我認識森島通夫是在英國埃塞克斯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的時候。當時他曾在埃塞克斯大學任經濟學教授。埃塞克斯大學吸引了全球各地的經濟學家前來訪學，研究全球經濟問題。
森島通夫到埃塞克斯大學的時候，主要關注的是數學和經濟學的相關問題，對數理經濟尤其感興趣。
我當時則對技術問題和純數學比較感興趣，但是我聽從了父母的一番話而轉向數理經濟的學習。他們曾對我説，如果進行純數學的研究，可能在塞浦路斯一輩子都爭搶不到一份工作。
我喜歡森島治學的方式，他非常嚴謹地推導數學公式。他英語很差，但經常能用一些比喻的説法來表達意思，比如你要建城堡，那麼最好不要將它建在沙灘上。後來我的博士論文就是從森島的這個比喻出發，談微觀基礎的。
張軍：那您博士論文的題目全稱是什麼？
皮薩里德斯：我記得我當時畢業論文的題目是《通貨膨脹和就業理論的微觀經濟學基礎》（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Inflation and Employment Theory——譯者注）。我當時想要關注的問題就是宏觀經濟，尤其是關注就業和失業的相關問題，以及國與國之間的宏觀經濟表現為何差異巨大等。
我一直都在進行這樣的研究，從經濟問題入手推導公式，不過森島通夫鼓勵我從微觀經濟學基礎入手，學習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希克斯(John Hicks)、凱恩斯等人的經典著作。
張軍：他們都是英國偉大的經濟學家。對了，難道森島通夫是畢業於劍橋大學的嗎？
皮薩里德斯：不是，我想他可能沒有獲得過博士學位。他的經濟學是在戰爭時期自學的。
張軍：您是説他的經濟學是在日本學的？或是在什麼別的地方學的？
皮薩里德斯：他是在日本學習和研究的。當時他研究了約翰•希克斯等人的經濟學理論。他有很好的數學基礎，在上世紀50年代末就完成了一本著名的作品，其中研究的是資本積累的問題。
作為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權威森島通夫（1923-2004年），自認為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張軍：在中國，森島通夫並不是一位家喻户曉的經濟學家。但是，一旦人們知道森島通夫這個名字，他們都會説他是研究馬克思經濟學的權威。
皮薩里德斯：在上世紀70年代，他認為傳統的純粹的經濟學理論無法很好地解釋社會經濟的運行狀況，因此有段時間他決定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古典經濟學。
張軍：是的，他也是從這個角度接觸馬克思經濟學的，他並不承認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很弔詭的是，人們都説森島通夫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的大師，但是他的研究更關乎如何使用現代經濟學來解釋馬克思的理論。
皮薩里德斯：對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本身，森島通夫持有批判性的態度。之後他決定學習計量經濟學，研究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期間日本經濟為什麼會騰飛，鼓勵那些大學的新生學習經濟學，讓他們能夠理解並描繪90年代全球經濟的前景。我獲得博士學位後，甚至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就轉向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研究方向，森島通夫對我説：“現在你只有一個人了，我們從事的是不同方向的研究”。
張軍：森島通夫大約什麼時候進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
皮薩里德斯：您指的是他搬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書並居住嗎？
張軍：是的。
皮薩里德斯：大概是在上世紀70年代。
歐盟發展前景很好 為什麼我要去美國呢？
張軍：此時您主要是在從事論文創作，您完成博士論文後仍然選擇待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裏，對嗎？
皮薩里德斯：不是的。畢業後我離開校園去求職，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塞浦路斯的中央銀行。我返回祖國是因為塞浦路斯的政治狀況，1974年塞浦路斯發生了希土兩族的戰爭。我決意回國，因為當這個國家處於危難之中的時候，我是這個國家的希望。我在塞浦路斯的中央銀行任職了6個月，然後我離開了塞浦路斯，計劃返回英國的學界。之後我在南安普頓大學任教2年。
張軍：我記得您在南安普頓大學獲得了碩士學位？
皮薩里德斯：不，我獲得了埃塞克斯大學的學士學位，我的碩士學位也是在埃塞克斯大學獲得的。碩士畢業後，我前往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攻讀博士。我本來有個機會去美國，但我不想去。
張軍：這也是我很好奇的一點，您為什麼沒有去美國，而是待在了英國？當時經濟學的主流已經是在美國，美國經濟學的研究能力也更強。
皮薩里德斯：那不是我唯一一次放棄去美國，我不去美國從事研究是出於個人好惡，搬到美國去學習、研究和工作對我來説並沒有什麼很強的吸引力，我想要待在歐洲。我是一個歐洲人，我覺得歐洲很好，歐盟發展的前景也很好。如果從市場容量和經濟總量來看，歐盟的規模比美國還要大，為什麼我要去美國呢？
從現在的情況來看，美國的一些大學確實會為學者提供更好的研究條件，我承認自己獲得過哈佛大學博士生的錄取通知，但是我拒絕了這一邀請。你知道，我也能夠在歐洲進行高規格、高水平的學術研究，在歐洲，我也可以與美國的學者進行密切的合作。
我想告訴青年學生和研究者，你們想要在研究事業上取得成功，不一定都要湧向美國，你們也能夠在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找到成功，也可以與美國的學界保持密切的聯繫。與我一起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兩個教授都是美國學者。
我曾在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從事研究和學習，經濟學是個國際化的職業。我在倫敦做研究從未感到不適，常駐與此。
説起倫敦政經學院，如果在同一個地方待上35年到40年，有時候你會很喜歡這個地方，有時候你則會厭惡這個地方，也許更多的時候你會討厭這個地方，因為我出生後就沒有離開出生的地方太遠。
倫敦政經學院的特立獨行者
張軍：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除了因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有森島通夫等著名的經濟學家可以讓您師從之外，有沒有其他經濟學大師使您受益匪淺？
皮薩里德斯：當時學院有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等核心人物。我雖然歸屬於理論流派，不過我的理論更加偏向於應用型理論，它不是應用於計量經濟學模型，而是應用於實際經濟當中的，所以我成了特立獨行者。
這導致我兩次晉升教職失敗，我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系唯一一名兩次晉升都失敗的成員，因為他們覺得我研究的就業問題和英國正在面臨的威脅和挑戰毫不相關，而且我和其他所有人研究的也不是同樣的問題。
不過，理論流派確實對我影響不小。上世紀70年代中期英國經濟衰退，理查德•萊亞德（Richard Layard）等不少經濟學家也開始研究應用經濟學。經濟學家開始更多地關注數據，他們嘗試着去理解數據，並據此來制定政策。
後來我們設立了勞動經濟學中心，我們邀請了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等美國知名的宏觀勞動經濟學家，我們進行了深入的交談。
由於我的學術背景，我們的研究有很強的理論性，但我們也高度關注政策方面的問題，因為我們也有以政策為導向的勞動經濟學研究團隊。
張軍：勞動經濟學中心至今仍然在運轉嗎？
皮薩里德斯：是的，不過它更名為了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績效研究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張軍：這讓我想起來了，我記得上世紀90年代該中心的主任是研究轉型經濟學的那位。
皮薩里德斯：是的，叫理查德•萊亞德，上世紀70年代他設立了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勞動經濟學中心，此後該中心更名為經濟績效研究中心。
張軍：我注意到理查德•萊亞德，是因為他後來發表了多篇有關東歐國家的文章，關注東歐國家的轉型問題。
皮薩里德斯：是的。我是那個團隊的成員之一，但是我獨自研究經濟學中的就業問題，就業理論，他們也進行自己的研究，相比之下他們的研究更加側重於應用，包括工會、工會與僱主關係等，而我關注的是勞動市場內的摩擦、個人與組織行為等。
張軍：即便如此，您是否仍然會出席經濟績效研究中心組織的研討會等活動呢？
皮薩里德斯：是的，我幾乎每次都會出席，每週大概有兩到三場研討會，我總是會在那裏。
得知獲得諾獎腦子一片空白
張軍：您幾年前獲得諾貝爾獎，我記得有還兩位經濟學家分享了當年的諾貝爾獎。
皮薩里德斯：一個是美國西北大學的戴爾•莫滕森(Dale Mortensen)教授，我們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就各自對勞動經濟學中的同一問題進行研究。
張軍：這麼説來你們之前並不相識？
皮薩里德斯：我認識他，但一開始我們沒有合作進行研究。他的第一篇論文是1970年發表的，我則是1973年、1974年左右發表的，到了1990年我們決定開始一起進行研究，因為我們研究對象如此相似。通過合作，我們建立了莫滕森-皮薩里德斯模型，自此我們決意以後獲得任何的獎項都要分享給彼此，因為我們兩人的研究方法是一模一樣的。
201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從左到右：彼得•戴蒙德、戴爾•莫滕森、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
另一名獲獎者是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他是這種研究方法的開拓者。在1979年到1983、1984年間，他進行了密集的研究，然後轉而研究其他領域，不過由於他在該領域具有廣泛的影響力，因此被認為是開路先鋒，但是我此前並沒有與他相識。
張軍：我知道他，是因為他出版的關於財政和税收方面的書。
皮薩里德斯：是的，他出版的更多著作關乎公共財政，他是公共財政領域的專家，包括税收等多個細分領域。當諾貝爾獎結果公佈的時候，他坐在飛往波士頓的航班上。我記得當時是瑞典時間下午一點，倫敦時間恰好是正午，美國波士頓時間是清晨六點。他搭乘的航班落地後，來接機的朋友恭喜他獲得了諾貝爾獎，而且是因為勞動經濟學獲得了諾貝爾獎，而非税收理論。
他發現自己當初只是開了個頭，後來主要是莫滕森和我發展了這個理論，以及後續研究者的貢獻。
張軍：在得知自己獲得諾貝爾獎的時候，您的心情是怎樣的？
皮薩里德斯：實際上當時我的腦袋一片空白。
張軍：當時您是在倫敦還是哪裏？
皮薩里德斯：我當時在倫敦，但是我因為生病在家休息。我沒有去學校上班，而是在準備會議的幻燈片，之後準備了一會兒講座提綱。然後我的電話就響了，拿起電話後發現是從瑞典打來的電話，他們告訴我獲得了諾貝爾獎。他們告訴我這是一通非常重要的電話，問我是否一個人在電話旁。我回答説是的。當時距離諾貝爾獎公佈評選結果還有20分鐘。
張軍：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是否有組織相關的活動或是新聞發佈會？
皮薩里德斯：是的，他們想要儘快舉行，説只要我身體情況稍微好轉，就儘快來出席新聞發佈會。
張軍：您知道，當時我的兒子正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讀書，當時他説他去過你的辦公室，因為您的辦公室門上貼滿了恭喜您獲獎的小紙條。他進去跟您聊了一會。您當時送給了他一本簽名的書。他回國後曾將這本書給我看，並將它轉贈給了我。他在波士頓讀書，當時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交換學習，在那他選讀的是金融學。
皮薩里德斯：是嗎？有很多人在我辦公室門上貼滿便利貼，後來網上刊登的照片也是那樣的。
張軍：我也有這樣的照片，我兒子拍的。
為拯救塞浦路斯危機回國三年
張軍：您會經常會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辦公室坐班嗎？
皮薩里德斯：是的，我只要有教學任務通常都會在辦公室坐班，直到當年的年末。此後發生了兩件事情，一是歐洲的金融危機，我的出生地塞浦路斯遭受的摧殘尤其嚴重。後來我在塞浦路斯呆了一段，因為當時塞浦路斯的政府不知道如何應對金融危機。
張軍：這是您在校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皮薩里德斯：是的。而且當時反對黨領袖想要參選下一任領導人，我為他如何走出金融和債務危機的困境提供了建議。與此同時，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晉升我為“學院教授”，這意味着我不必承擔行政和教學任務，除非我自己想要這麼做。在美國這被稱為大學教授或是首席教授。
我在塞浦路斯這段時間的工作產生了相當大影響，迎來了“三駕馬車”（歐盟處理危機的三駕馬車指歐盟委員會、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到訪，幫助塞浦路斯緩解和走出債務危機。
現在危機已經結束了，我返回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從事原來的工作。
張軍：這麼説來您在家鄉塞浦路斯工作了一年有餘。
皮薩里德斯：不止一年，我在塞浦路斯待了大概三年。其中一年是在休學術假，另外兩年則是在協助塞浦路斯處理金融危機。
張軍：最後我有個請求。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兩年前組建了國際諮詢委員會。我們邀請了一些政府的官員、企業家和著名的學者擔任委員，他們有來自中國的，也有美國的。但是目前我們還沒有英國的學者在委員會中任職。
會談後，張軍和皮薩里德斯合影 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李國徽|攝
皮薩里德斯：這個委員會的職責是什麼？
張軍：這個諮詢委員會主要承擔的是諮詢服務的職責，我們每隔兩年會召開一次委員會會議，全體成員都會來到復旦大學出席學校和經濟學院共同組織的會議，為期一到兩天，還會出席一些論壇並受邀演講。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魏尚進是諮詢委員會的執行主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前副總裁朱民擔任主席，他們也都是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的校友。我們的諮詢委員會也有許多其他學校的學者。如果你願意加入我們的國際諮詢委員會，我們會感到十分榮幸。
皮薩里德斯：我會認真考慮您的邀請。我希望之後能夠有機會更加深入地瞭解委員會的權責等。
張軍：我這裏有個資料詳細説明了委員的權利和義務。至少您每隔一年就要來上海，出席委員會全會，還有機會在北京等地出席其他的會議。我知道您今天的日程很滿，多謝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來和我分享您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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