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海耶斯：美國土地上的殖民地是如何形成的

【翻譯/觀察者網馬力】前總統理查德·尼克松1968年曾在共和黨大會上發表過一番講話，讓人記憶最為深刻的是其中關於“法律與秩序”的部分，而半個世紀之後的今天，我們再一次從一位共和黨總統那裏聽到了類似談話。

在我看來，“法律與秩序”那個部分並非尼克松1968年講話最重要的主題。當時民權法案墨跡未乾，美國城市被騷亂撕裂，尼克松內心很清楚，黑人對平等的渴望應該受到尊重，也應該得到滿足。“我們應該建起一座橋樑，彌合美國黑人與白人之間的鴻溝，讓大家都享有生而為人的尊嚴。黑人不會希望自己繼續附屬於這個社會，他們不想看到繼續在自己的國家裏被殖民”。

“在自己的國家裏被殖民”——尼克松之所以用這般語氣強烈的措辭，是因為他想借此將美國黑人塑造成接受國家救濟的弱勢羣體。尼克松知道，這個國家的黑人完全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他使用“殖民”一詞，雖然聽起來有些聳動，但這一用詞能讓人聯想起美國黑人的悲慘歷史，使聽者更加受到觸動。

隨着反殖民運動在上世紀60年代集中爆發，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人民認識到應該將自身的民族自決與美國黑人的反種族主義鬥爭結合起來。而針對美國黑人自身的境況，美國的黑人民權領袖們也相應地從全球殖民地人民反抗白人殖民者的鬥爭中獲得了某種參照。雖然美洲大陸的殖民歷史與南非全然不同，但白人對黑人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形成壓迫這一結構性事實還是非常相似的。

尼克松的説法當然有道理，美國黑人絕對不會喜歡“在自己的國家裏被殖民”，然而充滿諷刺意味的是，真正的“在自己的國家裏被殖民”卻是由尼克松本人推動實現的。

自從尼克松講出這句話之後，半個世紀以來，美國已經在自己的國土上建立了殖民地，不只是黑人的殖民地，還有棕色人種等少數族裔的殖民地。在這些殖民地上，人們不能享有自由，統治權來自外部，法律不再是社會繁榮的根基，而是成為控制人民的工具。美國創立了一種政治體制（嚴格來説，是一種有關司法公正的體制），那是美國的開國者們曾極力反對的體制，是他們曾為了推翻而灑下鮮血的體制。

美國的司法體系並非一套因受種族因素影響在執行上有所差異的制度，而是包括兩套完全不同的制度。一套你在民主國家通常可見，而另一套則只有在殖民地才會施行。

警察體系在國家機器中的功能非常重要，然而其作用也可能非常負面。我們都知道在獨裁政權統治的國家，警察是非常可怕的工具，我們通常稱其為“警察國家”。但更可怕的是，在美國，我們竟然可以通過民主程序一定程度上在自己的國土上建立起殖民地。我們通過投票來壓制自己的同胞，我們投票選出自己喜歡的人，通過他們剝奪某些同胞享有自由的權利。在美國，多數人正將少數人踩在腳下，給他們戴上鐐銬。

米歇爾·亞歷山大（Michelle Alexander）這位新時代的吉姆·克勞（Jim Crow，是美國劇作家托馬斯·達特茅斯·賴斯於1828年創作的劇目中的一個黑人角色的名字，後來逐漸變成了貶抑黑人的稱號和黑人遭受種族隔離的代名詞，並以“吉姆·克勞主義”指代美國統治階級對黑人實行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的一整套政策和措施——觀察者網注）通過對美國大規模監禁事件的記錄，令人信服地證明，我們在當下這個時代仍然能感受到昔日白人壓迫黑人的歷史餘波。

米歇爾·亞歷山大認為，雖然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泛指1876年至1965年間美國南部各州以及邊境各州針對非洲裔美國人以及其他少數族羣實行種族隔離制度的法律——觀察者網注）上世紀60年代在形式上已經遭到廢除，但從當今的大規模監禁現象分析，這些法律事實上仍在發揮作用。她寫道：“這個國家的各個角落不再有昔日那麼明目張膽的種族主義現象，但司法體制是個例外，這個體制根據膚色給人們貼上標籤，然後根據標籤實施我們以為早已消失在久遠歷史中的各種種族主義暴行。當今的黑人囚犯並不會比上個世紀種族主義最嚴重時期的黑人囚犯受到更好的待遇。我們其實並沒有終結種族主義，種族主義只是換了一種形式而已”。

我曾報道過弗格森槍擊案（2014年8月9日，在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市的弗格森小鎮，一位名為邁克爾·布朗的18歲黑人學生被警察槍殺，隨後該槍擊案在當地引發抗議活動，並演變成大規模騷亂——觀察者網注），從該事件及隨後發生的大規模騷亂來看，米歇爾·亞歷山大的觀點的確是難以反駁的。很顯然，聖路易斯市警方所體現出的種族主義雖然並無條文依據，卻是真實存在的。

弗格森小鎮是典型的“白人羣飛”（原文為White Flight，這個詞上世紀60年代在美國社會非常流行。種族隔離制度結束後，黑白混校得以實現。由於一些黑人學生的成績較差、犯罪率高，或者有種種一些白人家長所認為的劣等品質，白人如同候鳥羣飛一樣，紛紛離開大都市，搬到黑人住不起的郊外高級住宅區，這一現象被稱作“白人羣飛”——觀察者網注）現象的產物，1970年弗格森居民中有高達85%都是白人，1990年白人仍有75%，到2000年白人黑人幾乎一半一半，2010年時黑人已經佔到近70%。雖然今天這個小鎮的居民大部分是黑人，但該鎮的權力部門卻掌握在白人手中。政府的高級官員是白人，學校董事會的成員是白人，就連小鎮警察局的局長也是白人，而且在整個警察局53位警官中，僅有3位是黑人。

8個月後，我站巴爾的摩的大街上，當時巴爾的摩黑人青年弗雷迪·格雷（Freddie Gray）剛剛遭警察毆打死亡。據報道這名青年被捕後，曾在警車裏受到警察的拳打腳踢，後因嚴重的脊柱損傷而死亡。而我在巴爾的摩聽到的當地黑人的控訴與此前在弗格森小鎮上所聽到的如出一轍。如果説弗格森的悲劇是因為當地黑人缺乏社會地位，不能掌握當地權力部門，那麼巴爾的摩的慘案又該如何解釋呢？巴爾的摩市議會有多位位高權重的黑人議員、該市的市長是黑人、州檢察官是黑人，而且巴爾的摩警察局裏的黑人警官也並非少數。

如果説弗格森事件的受害者類似當年的吉姆·克勞，那麼巴爾的摩慘案就屬於另一種類型。在吉姆·克勞時代，美國黑人受到來自白人的兩種壓迫：其一，黑人無論在正式公眾場合還是在私人場合都被剝奪了社會、經濟上的平等權利；其二，黑人的選舉權被系統性剝奪，他們無法選出能代表自己利益的人。但《民權法案》（the Civil Rights Act）和保證黑人等少數民族選舉權的《選舉權法案》（the Voting Rights Act）解決了上述兩個問題。

經過社會各方的不懈努力，美國的民權運動結出果實，法律意義上的黑人隔離制度被廢除了，黑人成功進入了美國權力階層：我們有了黑人州議員、黑人市長、黑人市議會議員、黑人警察局長、黑人參議員，我們甚至已經成功選出一位黑人總統。但這種黑人手中的權力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某種帶有昔日殖民政權色彩的體制的約束，甚至黑人手中的權力已經被納入到那種體制之中，成為了它的一部分。

從印度到越南再到加勒比地區國家，殖民者一直在引導被殖民者進入權力部門，而與此同時殖民者們仍然對殖民地人民保持着高度的支配地位。導致巴爾的摩黑人青年弗雷迪·格雷死亡的警察中有半數都是黑人，當地警察局局長是黑人，甚至該市的市長也是黑人。那麼弗雷迪·格雷這位黑人青年為何會死在一個權力階層中黑人佔多數的城市呢？

這就是美國當下的種族等級現實，雖然我們早已經選出了一位黑人總統。黑人可以在這個國家裏生活，他們甚至可以出人頭地，但他們很難成為真正意義上與白人完全平等的公民。針對黑人的下作手段從不缺乏，即使是一位在哈佛大學做非洲裔美國人研究的著名黑人學者，他也可能在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體面的住宅裏被突然戴上手銬，原因僅僅是有人懷疑他偷了別人的東西。

在美國，種族在公民社會（Nation）與殖民地（Colony）兩者之間劃下了清晰的界限，但“種族”這個概念並非總是那麼清晰、穩定。純粹意義上的白種人並不存在，但一個“白人”天生可以坐享大量利益；“黑人”是一個人為製造的概念，但這個概念卻實實在在可以殺人。

在一本名為《種族問題的操作技巧》（Racecraft）的書中有這樣一段話：“從語言學或語義學的角度來看，作為美國社會中不平等現象根源的那個幽靈，為了欺壓少數族裔創造出了很多以詞彙為外衣的概念，似乎那些詞彙所描述的東西是早已存在的，而這在明眼人看來不過是應用語言學的把戲。隨着歲月流逝，這些被創造出來的詞彙也在經歷演變，但它們仍然可以反映白人當權者和被壓迫黑人之間的畸形關係”。

關於美國種族範疇的詞彙，其內涵一直在變動中，甚至詞彙本身在大眾應用領域也時而流行時而消失。與此同時，公民社會與建立在其內部的殖民地之間的界限也有些模糊不清。在這個國家的很多地方，分屬於這兩者的兩個族羣往往毗鄰而居，似乎有一道看不見的牆把兩者分開，往往只有當地人才能分清哪個區域是真正屬於自己的。這就像英國著名奇幻小説家柴納·米耶維（China Miéville）的作品《城與城》（The City&the City）中的那兩座虛構城市Beszel和Ul Qoma一樣。在這部小説中，雖然兩座城市建立在同一片土地上，但它們各自的市民卻故意無視另一座城市的存在。

以弗格森小鎮為例，遇害的黑人青年邁克爾·布朗（Michael Brown）所居住的小區在當地白人市長詹姆斯·諾勒斯（James Knowles）口中就是一個“問題小區”，也就是所謂的“殖民地”（Colony）。而這位市長槍擊案發生時正在兩公里外的農貿市場購物，那裏卻是美國法治昌明的公民社會（Nation）。另外，巴爾的摩黑人青年弗雷迪·格雷死亡的地方位於市區西部，那裏也是一個典型的“殖民地”。

這就是《民權法案》留給我們的遺產，種族歧視現象仍然廣泛存在，“好鄰居”和“壞鄰居”、“好學校”和“壞學校”、“市中心”和“睡城”……形形色色的分別之心意味着我們的國家其實已經接受了種族隔離的現實。這一切並非偶然，是歷年政策積累的結果。聯邦政府的住房指導方針、地方房地產中介的銷售取向以及各種中小學校董事會、市議會和業主委員會的決議……所有這些都在將公民社會和殖民地區分開來。

在殖民地區域裏，警方引發的暴力事件時常發生，如果你不願屈服，死亡發生的概率並不低：桑德拉·布蘭德，28歲，黑人女性，她最近死於德克薩斯州一所監獄，被捕原因是駕車變線時未打轉向燈；沃爾特·斯科特，50歲，黑人男性，他遭到一名北查爾斯頓警察的槍擊，背部中彈，當場死亡，原因是剎車時剎車燈發生故障未能正常開啓；本文前面提到的巴爾的摩黑人青年弗雷迪·格雷的死更加離奇，他在與一名警察發生目光接觸後繼續前行，隨即遭到拘捕並被毆打致死。

如果你住在公民社會，司法體系就像你電腦裏的操作系統，它默默在那裏運轉，為你的工作生活提供最好的環境；如果你住在殖民地，那司法體系看起來似乎成了某種電腦病毒，它不時侵入你的系統，打擾你的正常生活，而且這病毒所做的一切都名正言順，甚至被人們當作一種常態。

在公民社會，有法制；在殖民地，有秩序就不錯了。在公民社會，老百姓因警察保護自己而安心；在殖民地，老百姓為避免發生意外躲着警察。在公民社會，國家給你權利；在殖民地，警察給你命令。在公民社會，在被證明有罪前你是無罪的；在殖民地，你生來就是有罪的。警察羣體被要求區別對待上述兩個區域的居民，他們甚至可以憑本能採取相應的不同行動。一位巴爾的摩警察局長曾這樣對他的下屬訓話：“不要對那些罪犯採取對普通公民一樣的態度”。

在公民社會，你可以放心地在一條沒有任何車輛的、極為安靜的馬路上散步。我在弗格森小鎮就曾與鎮長先生在這樣的馬路上同行，當時那條馬路鋪滿了落葉，四周維多利亞式的房子裏絕大多數都是白人居民，你見不到一個警察的身影。其實當時我們是違反了交通規則的，因為我們走在馬路的正中央，並沒有靠邊，可誰會在乎呢？我相信，即使附近有執法的警察看見，他也不會過來打擾我們。但是，在幾百米外的黑人聚居區，殖民地的情況就大不一樣了。直覺告訴我，如果一個黑人在那一帶的馬路中央散步，他很可能會觸發一系列事件，甚至可能在這個國家的執法者手裏丟掉性命。

殖民地裏大多是黑人等有色人種，但金融海嘯餘波未平，隨着去工業化和工資增長停滯，正有越來越多的白人勞工墜入原來只屬於黑人的殖民地深淵。如果把美國監獄裏的黑人和拉美裔罪犯全部被釋放，美國仍將是全世界服刑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因為美國白人罪犯的人數實在過於龐大。而且這些白人罪犯中有很大比例都學歷偏低、收入不高。據2008年的調查結果，在20歲到34歲這個年齡段內，高中輟學的白人中有15%在監獄服刑。而大學畢業生這個比例還不到1%。

這意味着將殖民地與公民社會區分得太清楚會有一定風險：“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心理是要不得的。那些被強塞給殖民地的專橫和暴力有朝一日會反過來將公民社會也也拖下水。美國警察的確槍殺了太多黑人，但倒在他們槍口下的白人也在與日俱增。我相信，在當今的美國，即使公民社會中最有同情心的居民也會認為那些殖民地發生的慘劇與己無關。他們會説，“的確，美國監獄已經人滿為患；的確，警察濫殺無辜黑人太可惡；的確，這一切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可是，這一切跟我自己的生活又有什麼關係呢？”然而，這樣的想法是大錯特錯的。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3月6日美國《名利場》雜誌）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