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祺：蔡英文端午“與民同樂” 陷入“過中國節又要去中國化”式尷尬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姚祺】

和大陸一樣，台灣每年端午節也要放假，而且是連假。今年的端午節假期裏，蔡英文不僅到“台北國際龍舟錦標賽”現場道賀，還以黨主席身份為民進黨代表隊助威。划龍舟、包粽子，這些中華民俗文化在寶島台灣源遠流長深入人心，政治人物自然需要表現自己“與民同樂”的一面。

“與民同樂”包粽子的蔡英文

事實上，每逢中秋、端午、農曆新年這些傳統節日，政治人物不分藍綠，都會參加各色祭奠，生怕錯過鎂光燈。包括蔡英文在內的一干“綠營”政治人物，為了“拉票”，擴大社會能見度，祭拜孔子，給媽祖、保生大帝這些所謂“中國神”敬香也是毫不猶豫的。

可是，另一方面，綠營一系列“去中國化”的言行時不時出現在公眾視野，前有民進黨籍“立法委員”劉世芳稱扯鈴（響竹）為大陸“文化統戰”，後有激進“獨媒”報橘（BuzzOrange）發文稱媽祖信仰為國民黨“實施殖民統治”台灣的工具。為什麼在台灣，政治人物特別是“綠營”人士這種既要拜中國神，又要“去中國化”的行徑能夠大行其道呢？

代表極端“台獨”勢力的“時代力量”卻在興奮地過“中國節”

深嵌台灣社會的民間信仰

中華傳統民俗在台灣最顯著的載體就是所謂的宮廟了。漫步台灣街道，星羅棋佈的各色宮廟構成了一道別樣的風景線。所謂“宮廟”，亦即民間信仰的廟宇，其中供奉的神明，從媽祖、關公、保生大帝、清水祖師這些神化了的歷史人物，到孫悟空、哪吒、觀音這類神話角色，再到地方山神土地，不一而足。根據台灣“中央研究院”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在台灣總人口中，信奉民間信仰的人數佔據超過40%的比例，影響不可謂不大。

綠營政治人物集體參加祭孔典禮

宮廟在台灣絕不僅僅是一個宗教活動場所。早在明清時代，地方宮廟往往成為閩南地區地方政治和社會生活的中心。一定範圍內的居民們共同祭祀某一神明、舉行慶典等活動，而神明化身本身又為居民提供求神問卜、醫病趕鬼、祈福還願、組織節慶等多方面的服務。以宮廟神明為中心，由信徒家族與祭祀家族共同構成的所謂“祭祀圈”由此誕生。宮廟定期通過將神像抬出廟外進行“神遊巡香繞境”來確認自己的“勢力範圍”，大型宮廟會通過“分香”開設分廟擴大影響，而不同的宮廟有時也會合作共同巡香，共同擴大在地區範圍的影響力。

大社青雲宮神農大帝“奉旨南巡暨往蚵子寮進香繞境”

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宮廟不僅通過香火奉獻而掌握較大的經濟資源，廟公也日漸成為鄉村社會網絡的中心任務，掌握龐大人力資本和神聖地位。這種物質與精神的資源，不可避免引來地方豪強勢力的覬覦，一些宮廟逐漸為某些世家大族所世襲掌控，另一些則落入原本以暴力為主要生存手段的江湖會黨手中。

台灣香火最為鼎盛的媽祖廟之一——大甲鎮瀾宮

“催票”與“拉票”的政治機器

至1949年國民黨當局潰敗來台為止，台灣的宮廟系統已經形成了一張盤根錯節、鑲嵌在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網絡，因而被國民黨和地方派系實權人物看作動員選票的絕佳工具，都伺機想要通過控制宮廟主導權來掌握這一工具，實現對地方政治、經濟與社會的控制。

“藍綠通吃”的地方“豪強”——鎮瀾宮董事長顏清標

1949年後，宮廟的管理體制經歷了從住持管理到地方人士管理人制、管理委員會制，再到財團法人制。一般大型宮廟都採用了財團法人制，在這種制度下，對宮廟的控制權逐漸演變為對董事與監事職位的爭奪。

這種現象在1996年台灣實現所謂“民主化”後，呈現愈演愈烈之勢。以大甲鎮瀾宮媽祖廟為例，1998年與1999年作為廟最高權力持有者的董事長選舉出現激烈競爭，大甲地區紅派與黑派兩大地方派系勢力大打出手，最終顏清標擊退各方勢力，使顏式家族能夠通過控制鎮瀾宮而控制其所覆蓋的大甲、大安、外埔三個地方政治局面，進而影響台灣政治。

雖然不少人認為隨着都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越來越多選民跳脱傳統“祭祀圈”的影響，宮廟的經濟收入和影響力都呈下降趨勢，但以雲林北港朝天宮的董事、監事改選從2013年一直拖到2016年，其中各方勢力激烈角逐的案例可以看出，在中南部地區宮廟的影響力依然不容小覷，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各類政治人物都要“進廟參拜”了。

值得注意的是，宮廟對政治的影響力以中南部最大，而中南部又是民進黨精英所謂的“深綠基本盤”，操弄“台獨”理念和“去中國化”伎倆最為激進的區域。如前文所述，兩岸民間禮俗信仰一脈相承源遠流長，民間信仰絕大多數來自大陸，綠營人士是如何協調平衡這兩種看似根本對立衝突的價值符號呢？

“本土化”的民間信仰

民間信仰在大陸廣義上屬於道教範疇，道教內部門派眾多，既有以出家道士為主的經驗道教道藏經典與內丹修行的全真派，亦有以服務民間信眾法事需求的正一、閭山、靈寶派。但在傳入台灣的民間信仰中，卻缺乏了經驗道教道藏經典的道士角色，宮廟的管理由地方人士負責為主，執行問卦、禮儀等功能的則是所謂“乩童”。乩童往往原是普通人，在經歷重大疾病或災變後獲“靈感”，接收到某鬼神的“附身”或“指引”，從而能夠為信徒扶鸞算卦、問卜吉凶、開壇做法，最終消災去難。

正因為缺乏精研教義的神職人員的系統指導，導致台灣的民間信仰形式與內容都非常靈活。一方面，鬼神的附體全由乩童和負責解釋所降“法旨”的助手來演繹與詮釋，這些“法旨”自然高度契合廟宇所在地方的人情世故與需求；另一方面雖然廟宇之間會建立一些聯誼性質的聯合會，但終究缺乏成建制宗教較為嚴格的教義教規限制，“自由發揮”空間很大，這導致了當台灣社會風氣整體變遷之後，宮廟所傳遞的價值信念也會隨之有所改變。

乩童為信徒驅邪

在“兩蔣”統治時期，對於蔣介石的個人崇拜，致使一些宮廟中的乩童在蔣介石去世後不久，出現了被蔣介石“附體”而開始為蔣設廟的現象。高雄旗津的蔣公感恩堂和新竹天宏宮便是其中典範。另一些國民黨軍隊將領也獲得了類似殊榮。如在金門的李光前將軍廟即為一例。

金門李光前將軍廟中塑像

到了李登輝執政以後，特別是2000年民進黨上台後，“台獨”勢力甚囂塵上，“去中國化”愈演愈烈之時，這些缺乏系統教義論述的宮廟也往往就隨波逐流，不再強調自己的“中國神”身份，相反甚至開始附和這些“台獨”論述。如新北天懿慈惠堂的女乩童在為一位母親解釋赴大陸經商的兒子的境況時，就會宣稱“台灣神與中國鬼相沖了”，全然不提其所代表的“天山老母”是一位源於“新疆天山王母廟”的“中國神”這一事實了。

隨着80、90年代出生的新一代台灣年輕人對大陸的認識與記憶由於政客操弄日趨淡薄扭曲，為求吸引年輕信徒維持生計的宮廟更是儘量避免提及其與中國大陸的淵源，而更願意強調自己的“台灣本土性”。為了證明自己的本土性，這些宮廟往往會選擇採用“宗教融合主義”策略，吸收多種宗教儀軌儀式加以綜合，創生出屬於自己的新禮儀方式，以此證明自己的“本土性”。這樣一些“去中國化”、“台灣化”的宮廟民間信仰，自然不會成為綠營操弄“反中”意識形態的絆腳石。“拜中國神而又去中國化”這種荒謬的現象也就日益“見怪不怪”了。

抹黑民族英雄鄭成功的《國姓來襲》

此外，對於一些具有鮮明中華特色，甚至有明顯“統一”色彩的神明，綠營人士則開始採用“降低影響”、甚至“污名化神明”的手段，可謂“怪招不斷”。

就在今年，以“開台聖王”鄭成功為主神的台南鄭成功祖廟，歷來由“中央”派大員舉行主祭儀式，蔡當局竟然以“鄭成功政權屠殺平埔族人民傷害族羣和諧”為理由，宣佈不再派“內政部長”主祭，而改由台南市長賴清德來負責。民間“台獨”色彩濃厚的出版社更開始出版所謂“站在荷蘭人角度看鄭氏政權”的漫畫《國姓來襲》，抹黑作為從外國殖民者手中收復台灣的民族英雄鄭成功的形象，可謂與蔡當局“相映成趣”。

加強民間交流 強化兩岸紐帶

然而，歸根到底，台灣的民間信仰緣起大陸，血脈相通，這一不爭的事實是任何拙劣伎倆都難以改變的。1987年兩岸開放往來後，鎮瀾宮是第一個到訪大陸的台灣民間團體。民間信仰自古就有祖廟往分廟“分香”，而分廟定期也要回祖廟“進香”以共享“靈力”的傳統。雖然近幾年來出現針對大陸與台灣現有宮廟到底是“祖從關係”還是“平輩關係”的一些爭論，而台灣島內大廟宇與小廟宇之間對於前往大陸交流問題也出現一定爭議，但這些爭議歸根結底屬於“同門論道”，其存在恰恰證明了兩岸民間信仰難以隔斷的連接。

廈門海峽兩岸保生慈濟文化旅遊節迄今已經舉辦十屆

民間信仰在價值和認同上的靈活性，其實也為通過增進兩岸交流溝通，加強台灣廣大民間信仰信眾“兩岸一家”、“同根同源”、“血脈相連”的民族認同提供了機會。通過兩岸信眾的交流、互動、共祭，這類交流能夠拉近兩岸人民心靈，架起溝通橋樑，並最終成為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的有效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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