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一帶一路”令中國獲利也是實實在在的
【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召開前，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先後舉辦了五場預熱講座，分別邀請了前外交部副部長何亞非、知名“一帶一路”研究學者王義桅、趙磊、王文和柯銀斌就“一帶一路”的方方面面分享了看法。現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教授題為“40國宣講歸來看一帶一路”的演講實錄整理如下：】
王文：謝謝陳曉晨博士主持，辛苦我們人大重陽國際研究部、學術合作部一起承辦的人大重陽“一帶一路”系列講座，場場都是爆滿的。輪到我這一場，時間做了一些調整，我還以為沒有人來，沒想到還是滿座，實在是令人感動，這也折射了大家對“一帶一路”的熱情。
今天我剛剛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發了一整版的文章，《十個親歷故事透析“一帶一路”》。上週在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上也發了一篇稍微學術的論文《50國歸來看“一帶一路”看中國發展未來》。兩篇文章都複印發給大家了，裏面有的內容，我就不照本宣科了，（笑）而且曉晨給了我任務，只讓我講30分鐘，我就用三大點感受分享我最關鍵的“一帶一路”調研感受：
第一，“一帶一路”提升了中國學者的身價，中國知識與思想實現了輸出的狀態。
我們人大重陽國際研究部主任陳曉晨博士也去了好多的國家，我倆是院裏出國最多的。還有賈晉京、相均泳博士剛剛從日本、科威特回來，還有楊清清主任、陳晨晨研究員、程誠博士研究員今年上半年還去了南非、俄羅斯、印度等。近年來，我們院有時候全院會議都很難湊人齊，每個人都在北京的日子不多，因為都受邀請出國，講述中國故事與一帶一路。我院高級研究員王義桅也受邀去了幾十個國家。粗算一下，院內研究人員在過去三年總計去了近50個國家。
更重要的是，去了那麼多國家，多數都是對方掏錢，買機票、衣食住行，基本都是邀請方掏錢。因為“一帶一路”，中國學者的身價開始有了。（全場笑）這是過去很少有的。我們每次出去講“一帶一路”，都有許多人來聽，有一次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有1400多位歐美聽眾。我一上台，沒見過這架勢，腿都有點發抖。（笑）所以，中國學者要感恩“一帶一路”。“一帶一路”讓中國思想實現了史上罕見的知識輸出。
一週前，菲律賓邀請我去講述。我時間緊張，但對方説，願意出商務艙，我都不好意思拒絕啊。（笑）我們這些學者挺可憐的，現在“八項規定”出國都得經濟艙，好不容易有人給你出商務艙，那就去吧。（笑）
所以説，中國崛起造就了中國新知識，中國知識的國際普及化造就中國學者的身價。有朝一日中國學者講課，不只是為拿到一個商務艙機票的待遇而感到興奮，還能夠得到高額的出場費，那中國學者就真的崛起了。（笑）這與金錢無關，而是折射着中國思想的標價。中國學者崛起，代表中國思想和中國知識的崛起，那個時候，中國崛起才算邁過了非常大的軟實力門檻。
現在，“一帶一路”讓中國逐漸成為知識輸出國家，外國人想與中國合作，又不知道什麼是“一帶一路”，於是，我們可以教他們（笑）。
“一帶一路”倡議之前，基本上是這樣的局面：一些外國學者來，中國得承擔他機票，好吃好喝招待着。中國學者去對方，你自己還得掏錢。更糟糕的是，一些有名的西方教授，來中國還要出場費的。比如，那位寫“黑天鵝”的塔勒佈教授，演講費高達12萬美元，而且還要頭等艙。許多著名西方教授的市場價都有5-10萬美元左右。這讓中國學者汗顏啊！
不過，人大重陽過去在國內辦了七場G20智庫論壇、一帶一路論壇，邀請了近千位外國學者。絕大多數都是讓對方自己掏機票、支付酒店，因為中國的重要性，到中國來開會得到有用信息的重要性。現在越來越多在中國舉辦的國際會議也都這樣做，這些都得益於中國崛起的時代，時代造就人大重陽的崛起，實際上造就了中國智庫的崛起。
過去四五年，思想產業的中外交流出現了逆轉。越來越多的老外想到中國來開會，他們不會再提出要機票的請求，越來越少了。中國學者出去開會，都會提出你買機票，你不買機票我不來了。未來，我相信，遲早有一天，中國學者的身價會越來越高。這是中國身價，説明中國知識是有標價的。這個標價是中國學者勞動的體現。
這不是民族主義，而是市場需求，是國際知識與思想市場的需求反映。國際市場決定，“一帶一路”造就了一個全球的思想市場，而思想市場推動中國學者的崛起。這是我的第一個觀點。
第二，“一帶一路”研究缺乏鮮活的中國故事。
這個不足是我的自我批判。目前，絕大多數“一帶一路”研究是框架性的、理論性、非敍事性的研究，有大量的空話、虛話。現在據説有700多萬篇關於“一帶一路”的報道文章和相關論文，絕大多數的文章都在用“引領”、“公共物品”、“全球治理”等來描述“一帶一路”，這並不是錯。但沒有敍事，都是形容詞，就會顯得很不足。
我受此啓發，自己帶個頭，講了十個故事，後來《人民日報》領導看到了，得以刊發。“一帶一路”是一門調研出真知的學問，是腳底板下走出來的學問，不是理論到理論、學術到學術、書本到書本、模型到模型的學問。今年2月我在《人民日報》上發文，主張未來要有“一帶一路學”，主張有血有肉的敍事。
我簡單講兩個故事。
比如，我曾經參與國某個國家的雙邊的談判。文本前面原則性的東西談得非常快，基本上半個小時就通過了所謂共商、共建、共享等原則性問題，命運共同體過、責任共同體、利益共同體通過也非常快。什麼卡殼了呢？就是下一步兩國對哪些具體項目進行合作的時候，耗了7個小時。幾乎每一句話、每個項目名，都需要打電話回國核實，結果90%對方想加進去的項目都做不了。
這個經歷背後是很複雜的邏輯，中國在全世界來講是被需求方。中國的投資、中國的貿易、中國的商品、中國的發展經驗，確確實實是全世界的需求方，即使西歐國家來講，還是被需求方。此前，中國可能還是要悠着點。
我到波蘭調研。有一件事如鯁在喉。我到訪波蘭一家重要智庫，一坐定，對方負責人就説，“王文先生，你是今天我們這一週接待的第四批中國智庫代表，我知道你肯定來談一帶一路，我想問一下，你們“一帶一路”能夠給我們多少實際利益？”我於是跟他説，“利益是相互給的，中國利益也不是白給的，我們不是來撒錢的，中國也沒有這麼多錢。你們有不少問題，我們一塊合作可以解決，相互獲益。”現在，一些老外被寵壞了。以為搞“一帶一路”，是中國有求於他們，完全誤解中國的善意。這是中國目前要警惕的。
我去拉美調研，與一位中國企業的海外老總談了三四個小時。這位老總的一句話令我印象深刻，他説，“中國企業不害怕跟任何歐美企業競爭，只要在公開、公平、透明的環境下競爭，中國人有這個能力了。而中國真正優秀的企業願意遵守這個規則，跟歐美企業競爭，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害怕的是，跟中國自己的企業競爭。”
他説，不只遇到一個現象，中國企業出去以後，跟對方談完，另一箇中國企業就過去再與對方談，説他們跟你談的標的，直接降一個點，這就是我們的標的。經常有這樣的大項目，最後中標、符合資質的六七個企業全是中國企業，然後中國企業互相掐架，最後損失的是中國品牌和“一帶一路”的品牌。
好幾個場合，我都提倡中國企業的行規，希望把這些行規在國際場合應用，進而更好地讓中國納税人、中國社會和中國國家的品牌得益。
所以我的第二個觀點，就是“一帶一路”不僅僅是我們提供公共產品，或者我們引導全球治理如此單線條的簡單故事。我也不太贊同有的媒體和學者説，美國人開始圍堵中國“一帶一路”，日本人開始搞破壞，歐洲人不配合，印度人不愛答理，也不是那麼簡單。
“一帶一路”不是兩分法：一方是白，支持你“一帶一路”；一方是黑，美國、日本、歐洲好像不太配合。這是不對的，美國、日本也有一些人支持“一帶一路”，那些友好國家也有人反對“一帶一路”。中國擁抱世界、世界擁抱中國的第二輪開放進程是一個綜合、複雜、多元的故事。咱們需要用案例的研究，把它背後的複雜性探索出來。
比如，蒙內鐵路2017年5月底開通，肯尼亞建國一百多年來修的第一條鐵路，中國人建的。建完了以後還給中國人多年的營運權。
比如在科倫坡，有一個深水港，叫漢班託塔港口，80米深水港挖下去，招商局和中交建建的，也做得不錯，三年內利潤翻番。在斯里蘭卡，70%的基礎設施建設都是中國建的。
埃塞俄比亞90%的基礎設施建設都是中國人建的。亞的斯亞貝機場一出來，看到跟中國二三線城市一模一樣的場景，各種各樣的工地，條幅拉下來，寫着中國某某公司承建。
在開羅，蘇伊士運河沿紅海往南走50公里，有一個蘇伊士運河中埃泰達合作商貿區，是天津泰達主導建的，現在那裏面有大概60多家企業，大概有將近一萬人在那裏住着。預計2030年這裏至少要50萬人居住。
在坦桑尼亞，從達累斯薩拉姆出發，190公里，走了九個小時，到了一個農業示範園，咱們中國人在那邊建了農業示範園，幾個重慶農業專家在那邊蹲守了許多年，教坦桑尼亞人如何種那個水稻。示範園專門為我們舉辦一個活動，誰畝產量多，送你一個打農藥的噴壺。為了來領噴農藥的噴壺，很多坦桑人跋山涉水幾百公里，走了三天四夜。這些故事講不玩，如果講我們至少講好幾個小時。
第三個觀點是“一帶一路”需要戰略耐力。
過去我們常講，中國過去三四十年，走完了西方國家三四百年現代化的道路。這句話過去我們沒有什麼質疑的。現在看來，這個話應該更加複雜一點的理解。我們真的走完了嗎？我們三四十年真的走完人家三四百年的道路嗎？可能物質層面，某些城市、某些區域的確走完了，比如北京、上海很多硬件設施、軟件設施，比起紐約、巴黎要先進、要乾淨多了。但軟件可能還有差距，且不説霧霾、生態破壞等方面。
更重要的是，現代化所伴隨的國際影響力，中國真的沒有走完。我們國際影響力也就是三四十年的效果，肯定比不過西方國家的三四百年，尤其是在亞非拉國家。比如拉美，直接就講西班牙語、葡萄牙語，你永遠不可能三四十年讓人家都講漢語中文，再給我們兩三百年也不可能做到。
我們還有許多事情能做，比如在吉布提，中國建了第一個海軍基地，還有亞吉鐵路也修過去。吉布提那個點瀕臨曼德海峽，最窄處與阿拉伯半島只有27公里。西方戰略家説，只要控制了吉布提，就控制了紅海，控制了紅海就能控制阿拉伯海，控制整個印度洋、地中海和大西洋之間的咽喉地帶。當然，中國有沒那麼多的軍事目的，我們需要打海盜，保護能源運輸等等。
不過，就算你有軍事考慮，會發現法國人1844年就在那裏建軍事基地了，一百多年了，最精鋭部隊都駐在那裏。20多年前，美國也在那裏建軍事基地了，連日本都有類軍事的基地，都比我們早。當然，我們近年才開始建基地已經很不容易，但實際上我們要做的事情恐怕還要更遠。
基於此，我們再橫向比較一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景很好，世界的未來需要中國的智慧，融入中國智慧，世界才會變得更好。光靠美國那點智慧是不行的，美國模式那些智慧太簡單、太線性思維了。這很正常，新興國家一定是基於現有霸權的基礎之上而發展起來的。過去幾年，中國向美國學習到了許多經驗，也吸取了許多教訓。
但更長遠地看，美國崛起蓋過原來的大英帝國，大概經歷了50年左右的歷程，大概1893年前後，美國工業生產總值超過了英國；1897年前後，美國GDP超過了英國；1922年五國海軍條約的過程，美國的軍力和英國持平；1945年美國二戰以後，美國開始重新塑造世界的貿易、經濟和金融體系。從1891年前後，美國工業總值超過英國，到了1945年美國才開始真正領銜這個世界，走了半個世紀。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2011年工業生產總值無可置疑地超過了美國。2014年前後，據世界銀行、IMF，當然中國不承認這個，用PPP的計算方式認為中國經濟總量超過了美國。按GDP，2025年到2030年差不多能夠超過美國。在軍力上，大概比較一下，再給我們三十年左右的時間，中國軍力（如果不戰爭）應能與美國持平。
但有一項實力更難，即金融實力，現在人民幣國際化率大概只有3%左右，美元國際化率大概是61%，歐元大概25%左右。“一帶一路”可以加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但與美元的差距仍然很大。
另外還有一個實力落後更遠，即文化和思想實力。我設想一下，有沒有可能我到六、七十歲，到美國講課，對方付我十萬美元的身價？（笑）好像比較困難。
再回過頭來看“一帶一路”，它真不是一年、兩年，甚至不是十年、二十年的過程，是一代、兩代，甚至更多代的進程。如果經過更多戰略耐力的過程，再來評價對“一帶一路”的一些批判，是不是太淺了？是不是有點像二三十年前認為“深圳、浦東新區必然失敗”那樣呢？我們不是説，“一帶一路”不能批判，但我們對“一帶一路”的批判需要有建設性、需要有更多厚重性，需要有更多的長期性，需要有更多的經得起歷史考驗性，這樣才能使“一帶一路”走得更遠，走得更加平穩。
這是我主旨發言部分，謝謝大家！
陳曉晨：節省時間，開放提問，請大家舉手示意，自報家門，希望問題簡短，有概括性。
提問：非常感謝您的演講，這幾天的演講對我們啓發非常大，我來自政府部門，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在咱們“一帶一路”建設過程當中，一直提得是政府搭台，企業先行，到目前為止，您覺得，您和您同事在整個過程當中，政府在什麼方面做得很不夠，或者很有欠缺的？因為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感覺還是有非常多的難點和不太好的着力點，企業在做，但是企業的主動性和被動性都是有的，看看您覺得從什麼角度？
提問：謝謝王老師，我是來自XX大學。我們在“一帶一路”過程當中，如何克服或者面臨潛在的風險，比如宗教的風險，謝謝！
王文：感謝！這兩個問題有難度，因為峯會馬上要開了，還是首先要鼓勵一下政府，（全場笑）政府整體上還是不錯的。中國政府的政策有過不少錯誤，但絕對是過去四十年，犯錯誤最少的大國政府，這一點要有這個肯定。
行業管理部門，比如金融“一行三會”、發改委、工商管理局等等整體上來講，也都非常努力。現在看來，還是政治體制改革得不夠，能夠走到那一步，行業管理部門已經盡到很大的努力了。總得説來，有三點好的、三點不足的。
第一，政府行業管理部門較好地用好了中國的國家信用。比如國開行現在是全世界最大的開發銀行，資產量超過全世界所有190多個國家開發性銀行總和。這是國家信用槓桿功能。
第二，運用國家力量協調和保護國民安全，中國做到了最大的努力。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不會像中國這樣，不惜任何代價在利比亞撤僑等工作。每到一個國家去，很親切的一點是，首先一開機，立刻短信來了，告訴你到這個國家打電話多少錢；第二條短信是外交部門的，告訴你領館電話號碼多少，應該注意什麼風俗習慣。有人抹黑中國外交部門，説什麼美國人護照後面寫着什麼類似“你到哪裏，美國政府都給你撐腰”，中國護照寫着請遵守當地規則。這是不確切的。
第三，行業管理部門整體上還是聚合了一批精英，真正在推動着三四年來中國“一帶一路”快速進展。
不足大體也有三點：第一，現在還是政府管得太多，尤其是到海外去，政府做安全保障、整體政策規劃方面指引好，其他的就釋放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靈活性。換句話説，減政放權還不夠。以中交建為例，海外業務，僅用了自己企業10%的資源，獲得了企業40%利潤。從這個角度來講，需要在機制上更多的放活，給予在市場制度下更多的激勵。
第二，目前行業部門和企業部門之間人才交流還是不夠，導致行業管理監管部門很多情況下不了解、不能設身處地瞭解市場前沿的大量具體東西。
我去某非洲大國調研。2002年該國所有基礎設施建設基本上都壟斷在德國人手裏。我2014年去的，一位基建公司老總僅39歲，大概2002年27歲時，公司派他去該國，他“光桿司令”開設一個公司，現在擁有兩萬多名員工，該國80%高速公路、高架幾乎都是他一家公司承包。我説，你太了不起了，國家直接給你個大使當，一點問題都沒有。（笑）
類似這樣的人比比皆是，“一帶一路”具有我們中國護照的、在海外居住半年以上的，至少有一百萬人，多數了解當地，會當地語言。“千人計劃”、“萬人計劃”別老覆蓋歐美國家，覆蓋一下“一帶一路”這些國家，到行業部門、要職部門擔一下職，將大大解決“一帶一路”過程當中的人才緊缺的問題。
第三，行業監管部門自身的知識儲備不夠，知識盲區太大。我有一次在某部門，一位青年幹部説，今天才知道阿富汗跟中國是接壤。我説，哥們，一百公里左右接壤的！這個知識儲備不足狀態是令人堪憂的。
由此看，關於風險，我分享三個觀點：第一，目前談論風險最多的不是企業家，而是學者。學者在談論風險，是憂國憂民，但企業家比學者聰明，企業家知道風險在哪裏，空談風險，上來就談法律風險、宗教風險、民族風險、政府的更迭風險，太泛泛了、太淺了。
第二，風險往往跟利潤成正比的。風險越大，不是利潤更大嗎？從商業角度是這麼來看的。目前“一帶一路”應該鼓勵更多的企業家投資，應該鼓勵更多的中國國民關注“一帶一路”，更多的中國政府部門、行業監管部門因為“一帶一路”而自我提升。看看歐美國家當年殖民，多困難啊，一堆人跋山涉水去非洲去，跟土著鬥爭，最後創造了歐美國家三五百年的輝煌。對於歐美來説，他們的前輩們是偉大的。雖然他們的殖民主義是需要批判的，但那種冒險精神值得我們學習。所以我認為，“一帶一路”的風險，恰恰是我們中國未來崛起的重大的機遇。
第三，最大風險源於我們知識不足，因為我們對“一帶一路”陌生，因為我們的無知。陌生產生恐懼，恐懼則滋生風險。中國太需要走向全球了，太需要腳底板下出來的學問，這是我今天跟大家最大的分享點。
謝謝大家！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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