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羅奇：重估下一階段的中國

【翻譯/觀察者網青年觀察者 黃鬱】過去七年，我一直在耶魯教一門課，叫“下一階段的中國”。起初，課程的重點是當代中國經濟轉型的緊迫性，例如，從大獲成功的生產驅動型增長模式轉向家庭消費驅動型增長模式的必要性。眾多學者着力於研究這種經濟轉型可能會為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及全球經濟帶來的風險和機遇。

中國轉型框架的關鍵環節已經基本落實到位，尤其以服務業的快速增長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推進為標誌，而更加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另一個剛剛出現的重要轉折：中國正從全球化適應者身份向全球化驅動者身份轉型。事實上，隨着中國與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各國之間聯繫越來越緊密，這個國家正在增加牌桌上的賭注，這一舉措既為自身和世界帶來了一系列挑戰，也為自身和世界創造了諸多新的機遇。

早在數年前就已開始的這一戰略轉型，其實反映了習近平主席及中國政府的政治規劃——尤其是他所提出的政治願景“中國夢”。最初，中國夢在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背景下，用來鼓勵人們為中國重新成為世界一流強國的偉大復興而奮發有為。

而如今，中國夢已經逐漸演變為一個具體的實施方案，以“一帶一路”（OBOR）倡議為核心。這個野心勃勃的跨區域基礎設施建設倡議結合了經濟援助和地緣戰略力量的投射，由一系列中國主導的經濟機構提供資金支持，包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新（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以及絲路基金等等。

對於像我這樣研究中國經濟轉型的學者而言，這絕非可以忽視的小項目。儘管該項目仍在初期階段，我們還是有必要分析以下三個可能的後果：

首先，中國的經濟體制尚未完成徹底的轉型。作為經濟學家，我總是過於重視固定模型的套用，並以為各國決策者在改革時只會拋棄一個模型，轉而擁抱另一個模型。而事實上，無論在中國還是任何其他國家，真實的情況並非總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

出於實際的考量，中國領導人已然不情願地承認：消費者主導的增長策略，在實施過程中已遭遇的挑戰比之前設想的要更為棘手。自2010年以來，國民生產總值中消費所佔的比重僅僅上升了2.5個百分點，遠遠落後於服務行業個人收入7.5個百分點的增長以及城市高收入羣體7.3個百分點的收入增長。

這種不匹配式增長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前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可靠性的不足，因為正是基於對未來的擔憂，中國居民才傾向於進行預防性儲蓄，這種謹慎消費的心理阻礙了消費增長。目前，在推動國內城市化和服務業發展的同時，中國開始利用外部增長資源來彌補國內需求的不足。

其次，“一帶一路”項目有着傳統生產驅動模型的諸多特點。該項目使當前越發令人憂慮的中國國內過剩產能找到了用武之地，恰好被用於“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建設中。該項目依賴於國有企業來推動投資，這讓中國工業體系中早已臃腫不堪的這部分企業得以延續生命，而早就該實施的改革又再一次被擱置。

這種生產驅動型增長模式的實施，降低了消費驅動型增長模式在經濟政策中的優先地位。過去兩年裏，李克強總理的年度工作報告（經濟政策的官方陳述）對消費主導型經濟轉型的強調程度已經被調低（2016和2017年都只排到第三位，而對所謂供給側改革的重視程度顯然更高）。

作為生產驅動型經濟體，考慮到出口增長以及在吸收剩餘勞動力過程中貧困率的降低，中國長久以來一直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由於中國國內日益加劇的貧富差距，經濟危機後世界貿易增長的放緩，以及各國針對中國的保護主義政策，中國經濟的增長力度如今已不如從前。

更加全球化的經濟政策將對中國的外交政策產生重要影響。在中國南海的領土爭端問題日益凸顯，而中國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存在也吸引了多方關注。中國這項新倡議在人們心中畫下的最大問號是：中國是否可能接替美國孤立主義總統特朗普由於堅持“美國優先”原則而自願空出的世界領袖地位？

簡而言之，下一階段的中國將會變得更加開放，更加堅定，並且比2010年我開始這門課時所預估的要更加接近世界權力的中心。

（青年觀察者黃鬱譯自5月25日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觀察者網馬力校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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