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科爾賓為何廣受英國年輕人追捧？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法蘭】

據説，反啓蒙思想家阿拉斯代爾·麥金泰爾曾説：“如果一個人30歲前不是‘社會主義者’，那麼他就沒有良知；如果一個人30歲後還是‘社會主義者’，那麼他就沒有頭腦。”

這句話用來調侃幾天前落幕的英國提前大選再恰當不過了。首相特雷莎·梅遭遇所在保守黨贏取的下議院席位未能過半，而科爾賓帶領的工黨的議席數比原來增加了30多席。別看科爾賓年紀一大把，但現在支持他的英國年輕人有很多，他提出的減免大學學費、多建廉租房、增加社會福利、實行平等外交等政策在年輕羣體中很受歡迎。

筆者近期在一次北京的朋友聚會中認識了27歲的英國青年Sam。Sam擁有法律本科學位, 並掌握包括中文在內的四門語言；卻由於負擔不起高昂的法律職業培訓學費而無法在英國從事律師專業工作，便只能於畢業後來中國教英語餬口。如此在中國各地輾轉三年後，才被某家待遇較差的北京律所聘為外籍法律顧問，加入到“北漂”大軍中。

我問Sam是否在意被人稱為“洋北漂”, 他苦笑道即使在英國也得當“倫漂”，甚至還有可能露宿街頭。Sam來自威爾士的一個小鎮牧師家庭，是工黨領袖科爾賓的堅定支持者；在他看來，特蕾莎·梅只代表英國少數中上層人的利益，無法給他這樣家境不好的年輕人帶來希望。

在此次選舉中，科爾賓可謂雖敗猶榮：在他領導下的工黨不僅將席位從230增加至262個，坎特伯雷（Canterbury）、肯辛頓（Kensington）等“深藍選區”也首次選出了工黨議員。要知道，肯辛頓位於倫敦西區，毗鄰切爾西，是全倫敦乃至全英最富庶的社區之一；而坎特伯雷從1918年起就一直由保守黨議員代表，此次是百年後首次選出工黨議員！

工黨此次能取得超出預期的成績，很大程度上歸功於英國年輕人不再對政治持冷漠的態度。2015年英國大選時，18-24歲這一年齡階段的選民僅有43%行使了選舉權；而據《衞報》估計，今年選舉這一比例提高了約20%，在某些選區甚至達到了70%。

而18-24歲這一年齡階段的選民恰恰最傾向於支持科爾賓提出的減免大學學費、多建廉租房、增加社會福利、實行平等外交等政策。坎特伯雷得以選出有史以來第一位工黨議員，想必很大程度上是當地的肯特大學(University of Kent at Canterbury)在校生們的功勞。

年輕女學生紛紛與政治偶像科爾賓玩“自拍”

據英國民調機構YouGov網絡調查結果顯示：18-24歲這一年齡階段的選民中，支持工黨的人比支持保守黨的人高出19個百分點；而在超過65歲這個年齡層，支持保守黨的可能性則比支持工黨的可能性高出49個百分點。保守黨支持率超過工黨支持率的年齡分水嶺大約發生在34歲。

在英國，選民的年齡已成為預測其投票意向的首要因素

首先，為何年輕人在這次選舉中如此積極參與政治？這一問題並不難解答。英國去年的脱歐公投結果使年輕人——尤其是青年學生充分意識到惰於行使投票權利的後果，即將自己的未來拱手讓給快要進墳墓的那一代人決定。脱歐公投中，18-24歲這一年齡階段的選民中，有近75%的人支持留歐，卻僅有36%的人行使了投票權利；而超過65歲的選民中近65%支持脱歐，並且高達83%的人蔘與了公投。由此，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意識到，只有發出自己的政治聲音並勇於承擔社會責任，才可能不受他人擺佈，開創自己的人生和未來。

其次，為何英國年輕人普遍推崇科爾賓？除去青年時代理想主義傾向較強的因素，以及美國桑德斯、英國科爾賓和法國梅郎雄三匹“黑馬”共同掀起的西方左傾浪潮，筆者認為英國年輕人當前普遍面臨的經濟及社會難題是他們支持科爾賓的本質原因。

這些經濟及社會困難主要包括：上不起大學或上大學導致債台高築；即使畢了業也找不到工作或工作與預期相去甚遠；即使有了工作也買不起甚至租不起住房。雪上加霜的是，有錢人家的孩子無需為此類問題困擾，從而導致英國社會階層日益固化；因此科爾賓“For the many not the few”（“為多數人，不為少數人”）的競選口號才會深得民心。

對英國本土的學生而言，英格蘭地區大學的學費為9250英鎊/年，着實不便宜；如果學習法律、醫學等專業性較強、回報率較高的專業，則由於學制時間較長，而且需要支付更多學費，付出難以在短期內獲得回報，這令很多學生倍感壓力。

就律師從業來講，普通英國大學本科為三年學制，非出庭律師(Solicitor)最短的學制為“3+1”共四年(3年學位學習加上1年職業學習)，而出庭律師(Barrister)則至少需要“3+1+1”五年的學習(3年的學位學習加1年的職業學習, 再加上1年的法庭見習)。出庭律師及非出庭律師的職業培訓均由私立的BPP大學壟斷, 學費昂貴; 在倫敦，出庭律師一年培訓課程的代價甚至高達20，000英磅。

英國BPP大學是BPP控股有限公司所有的私立職業培訓大學，學費昂貴，壟斷了包括法律職業培訓在內的白領精英培訓課程

如此高昂的學費和培訓費用往往只有中產及以上階層的家庭才能負擔得起，因此英格蘭社會的階級固化程度相當嚴重。

兩年前，筆者在某英國律所駐北京的代表處做過律師助理，曾與倫敦總部某合夥人的兒子John共事過近半年的時間。John當時已在父親資助下完成了BPP培訓課程，並通過父親的關係拿下了倫敦某大所offer，來北京辦公室只不過是打着實習的名義在中國玩幾個月而已。John在律所從來不用加班，每個週末都去參加各種郊遊和派對，甚至其他律所實習生根本享受不到的住香港五星級賓館參加年會的待遇也讓John享受。 與John相比，本文開頭段落中提到的Sam則輸在了“拼爹”的起跑線上，於是中國便成了他的救命稻草，而非度假樂園。

再談住房：倫敦每套房屋(包括公寓和獨幢小樓)的平均售價已達到近60萬英磅，稍好區域的均價(如西區和西北區)更是超過100萬英磅。即便是租房，倫敦大多公寓的月租金也都超過了1000英磅，稍好一點的則在1500英磅左右，為工薪階層月薪的一半。

據稱，如今僅31%的25-29歲的英國青年自有住房，而1990年時這一比例為63%。越來越多的英國年輕人依靠父母的力量支付第一套住房的首付，以至於“老爸老媽銀行(Bank of Mum and Dad)”這一調侃的俗語在英國報刊評論中流行起來。然而，有老可啃的人已經是幸運兒，無法得到父母幫助的年輕人則只能“望房興嘆”。

除倫敦外，生活質量較高、就業機會較多的南英格蘭地區房價均不菲，每套均價基本都超過20萬英磅。筆者在歐洲留學期間，結識過一名英國女性朋友Jessica，她畢業於愛丁堡大學，當時已30歲左右，在英格蘭西南部某大學擔任行政教務員；但她的工資卻只夠她在布里斯托爾（Bristol）與另外6人合租一棟三層別墅（儘管Jessica的父母也住在布里斯托爾，並且屬於體面的中產階級，但不及上文提到的John的父親有錢）。

幾年前的某個復活節，Jessica邀請我去她那裏做客，我才知道她的室友裏有不甚得志的少數族裔藝術家、蓄着長髮的動物保護主義者，甚至還有酗酒的頹廢青年；好在所有人——包括那個酒鬼都還算是心地善良，但我仍然覺得如果換成是我，跟這幫怪人合租一個禮拜都會受不了。

Jessica是虔誠的基督徒，並非上世紀七十年代那種西方嬉皮士青年；她告訴我她自己未來的夢想仍然是結婚生子，像父母輩那樣過傳統的家庭生活，而如今的生活狀態多少出於被迫。Jessica全家都是左派，有一回我和她以及她的父母一同出門散步：當我們路過一排氣派的別墅時，Jessica的母親相當不屑地告訴我，住在那種房子裏的都是些遭人恨的、唯利是圖的律師。

英國西南部重鎮布里斯托爾，為2016年全英房價增速最快的城市，平均增幅9.6%

據英國非政府組織“Young Women’s Trust”統計，像Jessica這樣延遲步入成人階段（“suspended adulthood”）的年輕女性在當今的英國十分普遍：在30歲以下受訪人羣中，54%的英國女性對自己的未來缺乏信心，46%的人感到“心很累”，而多達39%的女性則為自己的心理健康擔憂。而該民調分析，年輕人尤其是年輕女性的壓力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缺乏工作機會和低收入導致的。另外，工作機會的缺乏更使青年男性延遲承擔社會及家庭責任，從而直接導致同齡女性擇偶面變窄。

科爾賓所提出的種種政策：包括免除大學學費、提高最低工資、擴建廉租房等，都需要大量財政的支持；如今除了“劫富濟貧”外，還未看出科爾賓將如何擴充政府財政，而過度徵税則很可能導致企業和銀行將總部遷走（比如遷往馬克龍領導下轉向新自由主義的法國）。但對於看不到未來任何希望的大量家境一般的英國年輕人來説，即使是“畫餅充飢”，至少也能給他們從心理上帶來一絲慰藉。從這一點來看，科爾賓作為“當代羅賓漢”如此受歡迎，更大程度上是階級固化等社會癥結在選舉政治中的集中表現，是年輕的選民對體制的抗議；而並非因為科爾賓在治國上比保守黨高明。

如今，特蕾莎·梅的內閣被迫依靠北愛爾蘭民主統一黨(DUP) 的支持才得以苟延殘喘，於是很多媒體預測一年內英國將再次舉行大選。屆時“科爾賓同志”能否在年輕人的幫助下，成為自撒切爾夫人上台以來第一位打破新自由主義共識的英國左翼首相？這樣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屆時西方也將呈現美國極右、英國極左、歐洲大陸繼續走新自由主義老路的奇特局面，從而使得西方世界進一步走向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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