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勇鵬：美歐關係背後的三種邏輯之安全邏輯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範勇鵬】

上篇文章，我講到美歐分裂背後的第一個矛盾——美國與歐洲文明在地中海性上的差異，這次要講的是另一個深層矛盾，安全矛盾。

以二戰和特朗普當選為兩大分水嶺，美歐各自的安全關切發生過兩次大的逆轉，它在深層次上決定着美歐關係的狀態。

事情還要從地中海文明圈説起。中國、美國這樣的國家，地理環境都像一個搖籃，當然美國的搖籃比中國的要安全得多。地中海地區，用《三國演義》裏的話講，就是一個“四戰之地”，四面缺乏天然屏障，但經常會冷不丁地冒出一個民族，走城門似地在這個地區來來往往，興起、征服，然後消失在歷史的煙塵中。所以安全困境是地中海民族永恆的夢魘，他們就像漫步在《三體》描述的“黑暗森林”，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

作為地中海文明的一隅，歐洲的地理環境在貿易和財富生產方面不如其它地區便利，但是反過來看，在易守難攻方面要優越一些。所以羅馬之後的歐洲民族得以避免被征服，各自形成了長期分裂的蠻族國家體系，也就是今天國際關係體系的雛形。這個體系帶着地中海文明的核心基因印記——安全關切。

一羣大小差不多的國家相互角力制衡，倒不是什麼新鮮事，在中國、日本、朝鮮半島都存在過，美國人鬧獨立後玩命也要建立聯邦，也是怕北美形成幾個國家，上演一出“三國演義”（《聯邦黨人文集》有專門針對此問題的辯論）。但是這種局面在歐洲大陸成了一種近乎永恆的格局。無怪乎喬姆斯基説：“在剛剛過去的一千年，戰爭一直是歐洲各國最主要的活動。”

那麼為何歐洲的“三國演義”就總也演不完呢？英國這個海島國家的存在是個重要原因。美國外交史家米德把這種情況比喻成“瓶中之蠍”：大陸各國就像是困在瓶子裏的蠍子，每當某隻蠍子強大到可以爬出安全困境了，外邊的英國就負責把它扔回去。英國人管這叫“光榮孤立”，歐陸國家恨得牙根癢癢卻也沒轍。

因而，對安全的憂慮幾乎寫滿了歐洲政治思想史的每一頁。就連英國，其實也未能完全超脱安全困境，畢竟英吉利海峽最窄處的多佛爾海峽只有33公里寬，即使是在羅馬時期，渡海入侵也不是難題，諾曼人、維京人、法國人、荷蘭人、西班牙和德國人都曾經開船去不列顛“約架”，有勝有敗。

英國是在近代海軍優勢和海洋帝國建立起來後才基本跳出了安全困境，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英國政治哲學從霍布斯到洛克的轉變，經濟哲學從重商主義到亞當·斯密的轉變。

又要説到美國這個遊子，它從很小就忘記了危險是什麼，除了1812年美英戰爭中被英國燒了首都，之後幾乎沒受到過本土威脅。換作任何一個國家，要是隻有印第安人和墨西哥、加拿大這樣的鄰國做成長伴侶，它不偉大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托克維爾在1830年如此評價美國：“聯邦政府至今已經存在50多年，但它的生存只遇到過一次危險，那就是在獨立戰爭時期……從此以後，美國再沒有進行過一次需要堅持到底的嚴重戰爭。”

“美國的大幸並不在於它有一部可以使它頂得住大戰的聯邦憲法，而在於它處在一個不會發生使它害怕的戰爭的地理位置。”

“我不相信英裔美國人帶着他們現在的思想、宗教和民情遷回到歐洲，在不大大改變他們的法制的條件下能夠生存下去。”（見《論美國的民主》）

美國冷戰時期的著名外交官喬治·凱南説，美國人已經“變得非常習慣於他們所享有的安全”。（見《美國外交》）

這種安全感使美國人根本無法、也不屑於去同情歐洲人的憂患意識，他們自信、歡快、“不羈放縱愛自由”地和全世界做着貿易，就像美國前總統柯立芝所説：“美國主要正事就是做生意”。天天打仗根本沒工夫做生意的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氣得大罵：上帝對傻瓜、醉漢和美國人格外眷顧！

可是，這些和美歐關係有什麼關係呢？

當然有。安全關切不僅是我們理解美歐不同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模式的一個關鍵角度，而且是解釋美歐關係的一個核心變量。

由於安全關切的不同，美歐雖然在文化上同根同源，但是行為模式的差別就像汪星人和喵星人那麼大，雙方的交往常常是白天不懂夜的黑。

在二戰之前，歐洲人每天的工作就是互懟，因為19世紀的歐洲列強已經是世界老大了，除了自己的歐洲鄰國，其他地區都是戰鬥力接近於零的渣渣。為了在家常便飯般的戰爭中生存，歐洲人發明了好多方法，如1648年簽了個《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規定了大小國家平等、領土主權獨立等一系列國際關係基本原則，目的之一就是防止歐洲重演中國的戰國模式——大家被某個野心家吞併。

再如，法國大革命後，歐洲又搞了個“神聖同盟”，各國王室無私地幫助別國絞殺革命，維持歐洲國家體系的正統性。

説白了，這些方法的目的都是要保障歐洲國家的生存安全。在歐洲向全球進行殖民擴張的過程中，這種安全競爭也外溢到世界各地，比如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英法七年戰爭、拿破崙戰爭等等，都將歐洲安全競爭擴展到了全世界。

但是世界上就有一個國家不吃這一套——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下台時就提出了孤立主義的構想，就是説，你們打你們的，我只想靜靜。當然靜靜也是有條件的，就是不能阻礙美國做生意。後來不只美國想靜靜，美國説整個美洲人都想靜靜，這就是“門羅主義”（不讓歐洲列強幹預美洲事務）；再後來美國又説中國也想靜靜，這就是“門户開放”（反對列強瓜分中國）。

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歐洲人困於安全，美國人精於貿易。這種錯位競爭導致美國國力迅速超英趕法，成為潛在的一流世界大國。

前邊説了，歐洲人像是生活在“黑暗森林”中。實際上從一戰到二戰，美國也走入了“黑暗森林”，因為隨着美國利益在世界各地增多，原有的地緣政治優勢也不足以保障其利益的安全。

外交官喬治·凱南如此評價兩次大戰對美國的影響：“一個在1900年根本沒有想到它的繁榮和生活方式會受到任何外部世界威脅的國家，到了1950年竟然落到這樣一個地步，似乎除了擔心這種危險之外就很少顧得上考慮其他的問題了”。美國1947年的《國家安全法案》正式將過去使用的“國防”（national defense）概念改成了“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作為一個標誌性事件，這意味着美國終於也成了國際安全遊戲的一個大玩家。

這裏要注意了，以二戰為分水嶺，美歐性格都發生了180度的逆轉，美歐關係的性質也發生了根本改變。之前，歐洲處於主動，在安全關切驅動下進行全球競爭，美國只是靜靜地做生意。之後，歐洲徹底被打垮，安全完全失去保障，美國進入安全叢林，建立以（西方的）“集體安全”為基礎的世界體系。所謂集體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歐洲在安全上對美國的依賴。

在美國的卵翼之下，歐洲的穩定、繁榮、社會福利、文化多元以及歐洲一體化才成為可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歐洲就這樣在幸福的港灣裏只長肥肉不長牙，也就是法國人還週期性地抽抽瘋，做做獨立自主的夢。美國提供安全保護傘的代價就是不允許歐洲軍事力量擴張。這期間歐洲經濟社會法律的一體化都在穩步推進，唯獨軍事一體化總是還沒起步就受挫。

後來，蘇聯的解體雖然消除了常規戰爭威脅的陰雲，卻帶來了實實在在的非傳統安全威脅，特別是中東地區和前南斯拉夫地區的戰亂。1991年海灣戰爭、1995年波黑戰爭和1999年北約轟炸南聯盟行動中，美國人絲毫不顧歐洲盟國的面子，公開地講，歐洲人那點軍事力量，也就夠給美軍打打下手，打掃個戰場什麼的。這時歐洲人才忽然意識到，自己的能力已經無法滿足自己長期被掩蓋的安全需求了。

北約安全保護傘開始漏雨，歐洲人當然要考慮自求多福，於是在1992年成立了歐洲軍團，但是成立了又不知道拿來幹什麼，被嘲笑成“表演性軍隊”。2000年歐洲又建立了歐洲快速反應部隊，剛説自己要幹些救援、維和之類的雜活，就被美國大哥喊去訓話，警告歐盟不要走得太遠。雨不等傘，沒等歐洲人做好準備，從2001年阿富汗戰爭、2003年伊拉克戰爭到近幾年的利比亞、敍利亞、伊斯蘭國亂局，讓歐洲重新感覺到山雨欲來的寒冷。

特朗普的當選，不誇張地講，也許標誌着二戰以來的又一次劇情反轉。美國在“黑暗森林”裏玩了70年，發現一點都不好玩：常備軍和軍工集團綁架了美國政府，腐化了美國社會；戰爭打光了美國的財富（越南戰爭期間美國出現史上第一次財政和貿易雙赤字），欠了一屁股的債（美國從二戰後的最大債權國變成了今天的最大債務國）；最關鍵的，對於一個天生以做生意為最大樂事的民族，怎麼能忍受“中或最贏”的結局？沒錯，生意人特朗普就是上帝派來拯救生意民族美利堅的，至於歐洲人的安全？——“你們該獨立自主了！”

所以，如果我們有足夠長時段的歷史眼光，應該能看到，歐美各自的戰略目標又將發生一次180度的逆轉，美國要退出叢林，歐洲卻要重返叢林。美國的條件要好得多，畢竟人家只需要下決心“祼退”就可以。歐洲面對的挑戰則極其嚴峻，就像拔了牙的老虎要放歸山林。

今天的美歐矛盾只是剛剛開始，其癥結就在於雙方對安全威脅的來源、性質、程度等的感知差距拉大了。特朗普找歐洲人要份子錢應該也只是個開始，北約保護傘註定會逐漸褪去。

那歐洲人該怎麼辦？理性的選擇是加強團結、強化內部認同、重建安全防務……但是，誰告訴過你人在危機面前一定能保持理性？現在歐洲人做的是恰恰相反的選擇——脱歐、分裂、民族主義以及似乎無休無止的選舉、公投……

有沒有出路呢？我有三個錦囊：一是改善與俄羅斯關係；二是迅速穩定中東地區局勢，恢復政治秩序；三是找中國、跟習大大談談“一帶一路”。美國的傘，眼看是靠不住了。

（未完待續，第三篇美歐關係背後的文化邏輯將於近期發表，敬請關注）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