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帕特南：在貧富分化這條道路上，美國正一路高歌猛進

如果我們繪製一幅社會平等在20世紀美國的曲線圖，那麼不平等的起落就大致呈現為一個巨大的U型，起始於一個鍍金時代，而終結於另一個鍍金時代，夾在其中的則是世紀中葉的一段相對平等的漫長時期。

經濟史學家克勞迪婭·高登（Claudia Goldin）和勞倫斯·卡茨（Lawrence Katz）曾經把這一模型概括為“一段歷史，兩個五十年”。當20世紀拉開帷幕時，美國社會存在着嚴峻的經濟不平等，但從1910年至1970年這多半個世紀，收入分配逐漸趨向於平等。

由於兩次世界大戰以及發生於其間的經濟大蕭條的衝擊，經濟金字塔被夷為平地，但是在二戰結束後的三十年間，這種平等化的勢頭仍不減當年，也就是在這段平等主義的週期內，我和班上的同學們在克林頓港長大。

社會學家道格拉斯·馬瑟（Douglas Massey）在總結這個時代時曾寫道，“從1945年到1975年，新政期間所執行的結構調整已然生效，貧窮率穩步下落，社會成員的收入整體呈持續上升的態勢，不平等也在逐漸回落，這就好像一場經濟大漲潮到來，所有的船隻都因水漲而船高。”

事實上，在這一歷史階段，窮人要比富人跑步前進得還快一些，根據統計數據顯示，當時收入位於前1/5的富豪們，其年度收入的增長率大約為2.5%，而對於最後1/5的窮人來説，他們的收入增長速度為每年3%。

但好景不常在，自70年代初起，維持了數十年之久的平等化趨勢開始逆轉，剛開始時是緩慢的，但隨後就以殘酷的加速度繼續進行。首當其衝的是處於收入金字塔之最底層的窮人，這場分化從一開始就表現為下層階級被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甩開了距離，但是到了80年代，新趨勢是經濟金字塔內的上層階級開始遙遙領先，拉開了同所有其他人的距離，而自進入新世紀後，金字塔內的上層階級再次出現分化，具體表現為最頂端的鳳毛麟角又更上一層樓，在上層階級內部也是一馬當先。

即便是考察美國社會主要種族之內部，從1967年到2011年，收入不平等也在以相同的加速度越演越烈，導致了種族內的兩極分化，具體表現為有錢的白人、黑人和拉美人更有錢，而他們同族的窮人卻每況愈下。統計自1979年至2005年這1/4個世紀，在調整了通貨膨脹因素後，處在金字塔最底層1/5的美國家庭，其平均税後收入每年增長約900美元，而處於中間1/5的美國家庭，其年度增長為8700美元，至於金字塔最頂端1%的家庭，其税後年收入每年飆升達745000美元。

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對經濟收入的增減產生了顯著的影響。經濟學家大衞·奧特爾（David Autor）曾經指出，“從1980年至2012年，如果我們統計擁有大學學歷的全職工作男性，這一羣體的每小時工作所得，視乎所居住的地域，增長幅度從20%到56%不等，而其中受益最大的子集是那些擁有研究生學歷的高才生。

與此同期，統計僅高中畢業或者受教育程度最低的男性勞動者，他們的實際收入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在這一羣體中間，高中畢業的男性下降了11%，而高中都沒有讀完的甚至下降了22%。”

當經濟大衰退在2008年至2009年突如其來時，經濟收入不平等的勢頭曾在短期內受到抑制，但好景不常，大衰退一過，貧富兩極分化的趨勢就重新抬頭，甚至可以説是變本加厲，具體表現為：位於財富金字塔最頂層的富豪們越賺越多，與此同時，整個社會在收入上卻停滯不前，甚至是每況愈下。

從2009年至2012年，按照實際購買力來計算，位於金字塔最頂端的前1%的美國家庭，其收入增加了31%，而與此同時，對於餘下99%的美國家庭來説，他們的收入幾乎沒有變動（增加不超過0.5個百分點）。

為什麼在過去四十年間，不平等在美國社會如此一路高歌猛進，原因目前多有爭議，但主流觀點通常歸結為以下因素——全球化、技術革命以及隨之高漲的“教育紅利”、工會的衰退、績效收入、社會規範的變動，以及后里根時代的公共政策（當然，不平等加劇的基本趨勢始終處於進行時，共和黨執政時是這樣，民主黨執政時亦復如此）。

任何一位嚴肅的觀察者都不會質疑，美國社會在過去四十年間經歷了大概史無前例的不平等激化。事實上，美國的普通民眾已然逐漸意識到不平等日漸加劇的問題，只是他們尚未能充分估量這一轉變的程度和影響。

收入不平等的加劇——尤其是超級富豪和整個社會之間的收入鴻溝——近年來已經在公共領域引發了廣泛的討論。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不止體現在經濟收入上，還反映在許多衡量福利的指標中，包括家庭財富、幸福指數，甚至是預期壽命。

若是以白人女性的死亡率為例，我們可以發現，自上世紀80年代起，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女性的死亡率在持續下降，與此同期，那些連高中都不曾讀完的白人女性，其死亡率卻在上升，究其原因，還是在於兩個羣體在經濟福利上日漸擴大的差距。

社會學家邁克爾·豪特（Michael Hout）曾得出如下研究結論，“有錢人的幸福總是相似的，無論是生活在70年代，還是現在（2012年），但現如今的窮人卻要不幸得多。正因此，2012年的社會收入總體差距，要比20世紀70年代拉大了30%，這差距也就反映在幸福指數上。”

如圖1-3所示，家庭財富也呈現出越拉越大的不平等。如果統計父母受過高等教育的美國家庭，即便是考慮到在大衰退中遭受的經濟損失，這些家庭的資產淨值自1989年至2013年還是增長了47%；與此同期，在僅有高中教育程度的家庭中，其資產淨值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內實際上縮水了17%。

父母的財富對社會流動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因為這筆財富相當於非正式的保險，允許孩子們承擔起更多的生活風險，有機會尋求更豐厚的回報。例如，子女如果能從父母那裏借到生活費用，那麼他在找工作時就更有精挑細選的餘地；反之，如果沒有父母所提供的經濟緩衝機制，他就必須抓住擺在面前的第一份工作。同樣地，有錢人的家庭可以為孩子提供讀大學的鉅額費用，而窮人家的孩子則要揹負起沉重的學生貸款，債務又會進一步限制大學畢業生所能做出的人生選擇。

如果説美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已經成為了焦點議題，那麼與之相伴而生、但卻鮮有人提及的還有一個社會現實：隨着經濟鴻溝不斷拉大，美國社會出現了壁壘越來越森嚴的階級隔離。

回到20世紀50年代的克林頓港，富家子和窮孩子毗鄰而居。他們一道上學校，放學後在一起玩耍，週末還要到教堂一起做禮拜，暗生情愫時甚至會彼此約會。當然，克林頓港並不是一個公社，孩子們還是各自繼承了自家父母不同的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本。

但是，無論小孩子，還是他們的父母，都有跨越階級界線的朋友，有時候甚至是無話不談的好友。但現如今的美國社會已經大異於前，無論是在克林頓港，還是其他地方，我們的日常生活基本上都侷限在自身的社會經濟圈子，很少可以接觸到非我族類者。我們接下來將討論階級隔離在三個不同維度上的展開，由此可以看出，在過去四十年間，美國社會已經出現了基於階級隔離的普遍分裂。

【本文節選自羅伯特·帕特南新書《我們的孩子》第一章：美國夢：幻象與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