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一帶一路讓中國人的世界觀不再侷限於西方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文】

2017年成功舉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重大節點事件。作為建國以來第一個引起全球響應與廣泛追隨的中國倡議，“一帶一路”實實在在地反映了中國日趨崛起的軟實力，更折射了中國在全球與日俱增的吸引力、號召力。誠如筆者在峯會現場聽到一位西方大國的前政要所説，“這是二戰以來除聯合國會議之外的最大規模全球峯會，對世界格局的變化是深遠的”。不只是對世界格局、中國實力有重大意義，“一帶一路”對中國普通民眾世界觀改變的意義也同樣巨大。“一帶一路”進展中的“民心相通”也在發生着重大的變化。

一位西方大國的前政要曾説，一帶一路峯會是二戰以來除聯合國會議之外的最大規模全球峯會，圖片來源：新華網

中國的世界觀拓展至“全球”

從中外相互學習與互動的歷史延承看，1840年以後，中國人的世界觀大體有四次實質性的拓展，每一次拓展伴隨着下一輪進步須汲取的教訓，與此同時，中國進步也助推了中國社會的自信。在2013年以前，中國與世界的互動尚未呈現真正的“全球性”、“對等性”，而“一帶一路”的進展使中國的世界觀從此前“向西方學習”逐漸開始“向世界分享中國經驗”。

第一輪世界觀拓展期可稱為“睜眼看世界”，即以清末思想家林則徐等為代表，破除原有的“天朝上國”、“華尊夷卑”的觀念，學習歐美國家。當時最石破驚天的，莫過於1842年清末思想家魏源在《海國圖志》一書中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這可謂是近代中國向西方學習的思想起源，對後來的洋務運動、維新變法和辛亥革命都有極大的推動作用。

不過，當時的“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更多地強調引進西方的先進工業技術，只是希望在軍事上抵抗入侵、克敵制勝。那時中國的世界觀仍以“天朝”為本，僅僅看到了世界一部分“歐美國家”先進的技術而已。

第二輪可稱為“道路選擇期”，即中國人在20世紀初天朝上國、世界中心自居的心理徹底崩塌，全面轉向西方學習，尋找自強之路。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國民政府在治國方略上大量借鑑西方，有的方面甚至全盤複製；同時，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此後，中國共產黨成立，從另一個維度尋求救亡圖存，最終在1949年推翻“三座大山”，實現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國。1940年代末，中國“天朝上國”夢境已甦醒，轉而把西方列強視為壓迫中華民族的外部存在，中國面臨着終結“百年捱打命運”的歷史重任。

第三輪是“一邊倒的革命期”。鑑於西方對華經濟封鎖、外交孤立以及美蘇兩極對峙，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持反對帝國主義的嚴正立場，堅定地站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全面向“蘇聯老大哥”學習。此後，中國經歷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等歷史鬥爭，成功研發“兩彈一星一潛艇”，逐漸建立了較為獨立、完整的工業和國民經濟體系，重返聯合國，還主動對“第三世界”民族獨立運動給予了無私的支持，一度被視為“第三世界”革命領袖，成為冷戰兩大陣營之外的獨立大國。但此時，中國與發達世界的關係整體上是緊張的、敏感的。

第四輪是“虛心向西方學習”期。新中國建立前30年取了巨大的進步，但犯的一些“左傾錯識”也使經濟一度陷入崩潰的邊緣。1979年前後，鄧小平連續訪問日本、美國，開啓首位中國領導人訪問當時全球兩大經濟體的先例，向全國傳遞“動員人們虛心學習，迅速掌握世界最新的科學技術”的信號。雖然當時也支持向原蘇東地區、第三世界開放，但改革開放早期主要還是從美國、日本、西歐等國家吸引外資、科技與管理經驗。而西方則成為中國人的世界觀中主要的學習對象，“言必稱西方”在改革開放早期也相對濃厚。

直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西方神話”才逐漸開始走下神壇。而如何向世界全面開放，如何平等地與世界交往，既學習世界，也與世界分享經驗，直到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才算是正式破了題。

“一帶一路”折射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自豪感

在“一帶一路”倡議之前，近兩百年來中國對世界的態度，有一條可循的、螺旋上升的軌跡：由簡單學習到全部照抄，再逐漸走向有效學習；由狹隘學習技術到全面複製體制，再逐漸走上中國道路；由極度自負墜入極度自卑，然後逐漸恢復自信。對外學習的有效進程與國力復甦的進程基本吻合，也隨之積聚反向輸出的力量與動能。

此前蜿蜒前行的中國與世界互動之路，是歷史的必然選擇，但也伴隨着時代的侷限。從思想交流與知識互動的層面看，中國長期處於“逆差”與“赤字”階段，中國向世界學習的多，輸出的少；請進來的多，走出去的少，知識與思想的失衡現象非常明顯。當中國成為第二大全球經濟體，並呈現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預期時，這種失衡狀態是不可能繼續維繫的。

於是，歷史選擇了“一帶一路”倡議，使中國第一次在對外政策與全球治理觀念上實現了知識與思想的全球輸出，開始逆轉此前被動的狀態。這種逆轉折射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自豪感。

誠如筆者在某次央視直播點評中所説：“100年前的1917年，中國是一戰戰勝國，但領土卻被列強瓜分；80年前的1937年，中國受到日本入侵，差點亡國；40年前的1977年，中國經濟陷入崩潰，面臨開除“球籍”的危險；20年前的1997年，中國經濟總量還不如意大利；現在，2017年，中國GDP已是意大利的5倍。首倡“一帶一路”，全世界主要國家都來北京為中國來站台、背書。2017年，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節點年。”

從這個角度看，即便不是“一帶一路”，也會有“Ｎ帶Ｎ路”或一個管“總”的概念來形容新時期中國的對外合作設想，推進中國“世界觀”的全球共享。

過去一些年，筆者與所在機構同事在近50個國家宣講，無論是外國官員，還是企業家、學者、社會精英等，都越來越渴求瞭解“一帶一路”的政策背景、思想源起、行為邏輯與未來走向。在這個進程中，中國民眾的視野也漸漸從“僅盯着西方”的侷限中拓展至真正的“全球”。

中國進入“全球公民”時代

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一提起“國外”或“世界”，人們腦海中第一反應都是美歐日等國；提起“與國際接軌”，更多指的是與西方接軌。民眾出境旅遊，多數都往美國、西歐、日韓等國“擠”；國際問題研究也多聚焦西方。這種對發達國家的“世界觀”偏好雖體現了中國人“見賢思齊”的民族性格，卻如前文所言，造成了長期“世界觀”的巨大盲區。現在，“一帶一路”建設開始填補了這種心理盲區。

從中國社會知識與思想變化看，“一帶一路”正成為新關注點，人們更多地關注西方以外的區域，如中東、中亞、北非、中東歐、拉美等。據統計，截至2016年底，內容涉及“一帶一路”的圖書超過1000種，涵蓋歷史、政治、法律、經濟、文化、文學、藝術等多個學科類別。有關“一帶一路”與相關國家的報道超過1000萬篇。全球各大智庫超過3000份研究報告與書籍聚焦“一帶一路”，有的則翻譯成中文，像牛津大學高級研究員弗蘭科潘《絲綢之路》、美國學者康納《超級版圖》等都成為了全球暢銷書。

從中國人出境旅遊與對外交往看，“一帶一路”相關國家越來越成為出境遊的目的地。2016年中國出境旅遊人數已超過1.3億人次。在中國人出境的十大旅行目的地，泰國已躍升第一，2016年達到近900萬人次，馬來西亞、斯里蘭卡、馬爾代夫等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都名列前茅。赴伊朗、土耳其、埃及旅遊的增長率遠遠超過歐美等國。這些與中國近年來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辦“旅遊年”，舉辦世界旅遊發展大會、絲綢之路旅遊部長會議有密切聯繫，也與中國人正在拓展的世界觀密切相關。

從中國官方對外教育援助與文化合作看，“一帶一路”相關國家也正在成為新增長點。中國每年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1萬個政府獎學金名額，實施《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中國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共同舉辦“國家文化年”等人文交流活動20次，簽署了43項文化交流執行計劃等政府間合作協議。截至2016年底，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了30箇中國文化中心。

不只是如“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絲綢之路國際藝術節”、“海上絲綢之路國際藝術節”等活動大受歡迎，中外文化合作，如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也獲得成功。

中國還對外實施如柬埔寨吳哥古蹟茶膠寺、烏茲別克斯坦花剌子模州希瓦古城等援外文化修復項目，向尼泊爾、緬甸提供文化遺產震後修復援助等。

由此可見，“一帶一路”進展不只是產能合作、金融投資增長、自貿區建立、產業園推廣、跨國執法監管等經濟、政策層面上的互聯互通，同樣也在“民心相通”上推進了一大步。

隨着“民心相通”伴隨着中國人真正世界視野的形成，中國社會也正式步入“全球公民”時代。這不只是意味着中國人逐漸完整化了自己內心的全球觀，更重要的是，在心理上，中國人與整體世界（而不只是西方）正在全面融合，正在全球層面上（而不只是部分區域）被正視、被接納與被認可。

未來中國要當好學生，也要當好老師

改革開放近40年的成功，源於中國善於學習，特別是善於向發達國家學習現代化的技術、管理與發展經驗。“一帶一路”拓展與延續了中國人的學習勢頭，與此同時，也塑造了中國人的“世界老師”形象。

某著名國際基金會總裁帶領40多位美國議員高級助手團來筆者所在機構訪問時所説，“帶訪團來華的目的，主要就是向中國學習。”類似這樣的話在過去是難以想象的，但現在，在歐美國家，的確有越來越多的學者、精英呼籲西方要向中國學習。不只是西方，印度、俄羅斯、巴西等新興經濟體以及來自非洲、拉美等廣大發展中國家，希望從中國發展經驗中汲取營養的心願同樣強烈。

此時，中國人不必妄自菲薄，也不必過分謙虛，而需要善於自我總結、凝鍊、濃縮，真正把中國發展的新理論、新道理、新方法傳授給世界，為國際社會貢獻思想上的公共產品。

筆者曾給數十個國家的官員、學者與企業家們上過課，每當談到“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保持有為政府、有效市場的平衡”、“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等中國特色的發展經驗時，對方都會覺得很受益，並紛紛回應這些思想都是本國教科書中所沒有的。由此看，善於對外講述中國，當好“老師”的角色，在“一帶一路”受到全球承認的新時代尤其顯得重要。

在全球知識與思想競爭激烈的今天，“一帶一路”提升了中國思想競爭力。在這個大好機遇下，中國學術界、智庫界應更有信心與底氣，完善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敢於在全球思想與知識競爭中脱穎而出。

同樣，中國要當好老師，也要做新的好學生。過去，我們眼光總是瞄準如何西方學習，在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在生態保護、貧富懸殊等問題上走了彎路，現在也不妨從非西方世界中汲取“一帶一路”文化的營養與優點。比如，中國人可以學習伊朗人的精細，埃及人的歷史感，印度人的忍耐性，土耳其人的雄心，中亞人的果敢，等等。保持持續、全面學習的心態，是中國未來可持續發展的動力，也是“互學互鑑”絲路精神的重要內涵。

總之，在“一帶一路”推進壯大了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同時也反向重新鍛造了新時期的中國與中國社會。從這個角度看，如何保持在全球視野下的國家發展，以及如何做好“全球大國”的國民，對於每一位中國人來講，都是是一件新的個人任務。

【本文刪減版發表於6月19日《參考消息》，作者授權觀察者網全文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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