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偉豪：資本主義再也供養不起西式民主-麥克·鮑爾

【英國《金融時報》網站6月14日文章，原題：西式民主對資本主義來説已經變得太昂貴了嗎？（作者 天達資產管理公司投資策略師鮑偉豪）】

2016年，先是英國脱歐，然後是特朗普連續製造民粹主義衝擊，關於這些事情的意義已有諸多論述。這對西方意味着什麼？大多數分析得出結論認為，西方部分地區正在重新思考全球化，而這種評估毫無疑問是有道理的。

全球化的特點是貿易、勞動力和資本自由流動。自2000年以來，這三股潮流日益加劇，抑制了西方中產階級的收入增長。與此同時，數字時代促進了技術進步和知識全球化所帶來的收入減損效應。麥肯錫公司指出，在25個最發達經濟體中，將近70%的家庭——約5.6億人——自2005年以來實際收入持平或下降。

當歷史學家在100年後回顧2017年時，除了從“全球化過度”的角度解釋之外，還有另外兩個更重要的大趨勢會被認為是當前這場動盪的主要根源。

經濟盈餘無法滿足補貼要求

兩個根源自成一體，但相互關聯。第一個是民主的生命週期在衰老。第二個是經濟的重心正從西方重新轉向東方。這兩大趨勢之間的關聯在於，最燃東方在民主問題上態度曖昧，但新興的東方民主擁躉其實並不民主，也沒有跡象表明他們可能會實行民主，至少不會實行西方所認為的那種民主。

西方民主走向衰落的核心原因在於，作為西方民主“枕邊人”的資本主義再也無力承擔全面開花的民主所帶來的財政要求。歷史證明，資本主義具有適應能力，能夠與5000年來的各種政治制度共存。展望未來，它大概會另找一個政治宿主來幫助其生存。作為資本主義在過去一個世紀裏的宿主，民主制度則要脆弱得多。

民主的政治要求與資本主義的經濟狀況之所以能夠富有成效地共存了一個世紀，是因為這種安排所產生的經濟效益通過社會民主制度中向贏家課税並救助落後者的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重新分配。這説服了那些需要補貼才能活下去的人支持這一基於利害關係的“婚姻”。民粹主義的興起、日益加深的代溝以及政治兩極的反建制勢力的壯大表明，這筆大交易或許正在喪失吸引力。這種共存受到威脅是因為它所產生的經濟盈餘已無法再滿足政治補貼的要求。

鉅額債務充當民主黏合劑

事實上，這種盈餘從二戰前就一直處於不足狀態。但凱恩斯主義用預算赤字這個權宜之計——民主與資本主義共存的真正黏合劑——彌合了必要的差異，儘管這些靠債務融資的轉賬必然導致國債總額增加。

這個補貼過程在現代西方民主制度中根深蒂固，沒有它的世界不可想象。原本只是權宜之計的措施演變成了慢性上癮。肯尼思·羅戈夫和卡門·萊因哈特證明，一旦政府債務超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90%左右，經濟增長的通道就會堵塞。一旦GDP增長放緩，可供重新分配的盈餘的增長也會縮水。

從根本上説，GDP增長所供應的盈餘僅僅是兩項投入的產物：工作時數和每小時工作質量。前者是人口統計變量，後者是勞動生產率變量。在西方，人口結構和生產率對GDP增長的貢獻如今都逐漸降為零，在有些國家甚至為負。

民主社會的人口老齡化最先在日本顯現，現在正向歐洲、加拿大和美國蔓延。每年工作時數的增長不像1945年至2000年間那麼快，那時五六十年代嬰兒潮的新增人口陸續加入勞動力大軍。同時，GDP增長的第二個推動力——日益提高的生產率也幾乎毫無起色。非農生產率的增長陷入停滯，尤其是自2000年以來，供應鏈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的雙重力量壓低了工資增長率。工作時數和生產率的增長速度下降相結合，自然而然對GDP的增長產生影響，導致趨勢增長率在20年裏從3.5%降至不到2%。這體現在，自2000年以來，美國家庭實際收入中位數下降了12%。

由於GDP增長乏力，社會民主制度的黏合劑不得不大多靠債務來融資。1980年，美國國債為1萬億美元；2000年，這個數字是6萬億美元；現如今是20萬億美元。這還只是賬面上的負債。

西式民主面臨困境（圖片來源：新華社）

世界重心逐漸向東方轉移

一如托馬斯·皮凱蒂所證明的，全球化和技術進步造成的巨大鴻溝大大加劇了整個西方的不平等。托馬斯·愛迪生曾經指出，天才是1%的靈感加上99%的汗水。如今的數字鴻溝實際上把1%的思想者與99%的流汗工人分隔開。以收入為形式的獎勵格外多地流向前者，而且這種差異現在已經也體現在財富分配上。

這些裂縫威脅着民主制度的構造。在美國，大多數公民現在預測其子女的處境將不如他們自己，因此美國夢註定破碎，美國民主也勢必動搖。

在西方民主搖搖欲墜之際，東方不斷進步。東方的GDP增長較快，產生了世界上最為可觀的經濟盈餘。除了個別國家以外，亞洲的人口狀況普遍有利，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仍然呈正數。

2017年很可能會是支撐民主卓越地位的政治以及支撐美國卓越地位的經濟都在新的方向發生決定性轉折的一年。這些動向很有可能讓美國乃至整個西方處於不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