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華、顧定國： 恐怖襲擊抵達摧毀西方戰役臨界點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何建華、顧定國】
6月19日凌晨，英國倫敦北部芬斯伯裏公園清真寺附近發生貨車衝撞行人事件，造成1人死亡、10人受傷。這是過去四個月來英國發生的第四起襲擊事件。證人説，他們聽到司機在警方到達之前被公眾人員扣留，大聲喊叫：“我要殺死穆斯林。”
這起事件自然而然將全球關注的目光引向英國：這個被視為歐洲最安全的國家到底怎麼了？頻頻發生的恐怖襲擊是不是正在演化成“以夷制夷”、“以暴制暴”惡性循環之中？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是否正在踐行恐襲“路線圖”？口號大於行動的政客能不能找到“快準狠”反恐對策？
歐洲最安全國家變得越來越不安全
英國《明星日報》網站今年1月3日刊發報道稱，2017年整個歐洲大陸都將生活在恐怖主義威脅之下，襲擊事件估計會更加頻繁、更加慘烈。這一預言不幸言中：2017年還未過半，世界各地已爆發多樁恐怖襲擊，而歐洲更遭恐襲不斷。
據粗略統計，近年造成大規模傷亡恐襲，2015年西歐發生3起，2016年亦是3起，2017年才過一半已發生6起，其中4起在英國。英國相繼發生的恐襲事件已造成200多人傷亡，英國儼然已從“歐洲最安全國家”變成世人眼中“恐襲不斷”的國家。
倫敦市長薩迪克·汗同公眾一起默哀一分鐘，悼念6月3日死於恐怖襲擊的受害者。（圖/PA）
英國警方防範、應急能力在歐洲首屈一指，常處於“戰爭”狀態的英國反恐部門對付恐怖主義的能力在歐洲屬於翹楚，在2001年“9.11事件”後成功遏制基地組織策劃的多次襲擊。軍情五處(MI5)、軍情六處 (MI6)、國家安全局(GCHQ)與警方一起，自2013年6月以來共破壞並有效阻止13次針對英國的恐怖襲擊，今年英國警方還挫敗了5起未遂陰謀。
如果僅從反恐作戰經驗來看，英國強力部門算是經驗豐富的老牌反恐勁旅了。而且，英國現首相特雷莎·梅曾於2010年至2016年擔任英國內政大臣，主管警察和國內情報機構事務，打擊犯罪、反對恐怖主義以及移民控制等是其“看家本領”。倫敦有“反恐模範城市”之稱，攝像頭遍佈全城，密度之高舉世聞名。更何況，曼徹斯特恐襲案過去才10多天、距英國大選僅剩6天，警方處在最高戒備狀態，但倫敦卻連續遭襲，這對於自命不凡的英國情報部門是一個極大諷刺。
多維視點看“內生性”恐怖主義威脅
英國今年發生的恐怖襲擊不過是近年來歐洲一系列恐襲事件的延續而已。從去年的法國到今年的英國，極端分子襲擊“路線圖”似乎在漂移切換，歐洲面臨的恐襲形勢難有好轉。歐洲以及英國究竟要到何時才能走出恐怖主義泥沼，避免“下一個”悲劇呢？究其深刻原因，英國恐怖襲擊案頻繁發生，既有歐洲整體性根源，也有其自身因素特點。
法國前高級公務員、反恐問題專家皮埃爾·科內薩6月5日在《世界報》網站發表題為《歐洲各國的反激進化政策都存在同樣的錯誤》文章稱，面對恐怖主義，歐洲國家不僅反應過於遲緩、方式方法太缺乏協調，歐洲幾乎各地的反激進化政策都存在判斷錯誤、方法錯誤和處理錯誤。
透析歐洲及英國恐怖活動頻繁根源，可從以下多維視點加以觀察——
其一，貧富和就業機會不均，仍然是產生社會仇恨的基礎。儘管英國等西歐、北歐國家屬於高福利國家，但貧富差異仍然明顯，加上這些國家和地區失業率較高，一些失業人羣儘管可依靠國家福利維持生活，但與富人相比仍有很大生活差距，這就造成了某些底層羣眾的巨大心理落差，甚至產生仇恨心理。這為恐怖主義滋生提供了社會基礎。
其二，大量外來移民湧入，引發眾多社會問題。非洲和中東地區移民大量進入歐洲以後，由於語言文化和種族差異，長期以來不能夠很好地融入當地主流社會，尤其在就業和發展方面存在客觀障礙，也受到某種主觀歧視，長此以往產生不滿和對立情緒。很明顯，“生於斯長於斯”二代移民社會融入問題，正是近年來暴恐事件的根源，這種問題其實比單純的外來威脅更難應付。
難民在火車站停留（圖/EPA）
其三，某些宗教信徒和歐洲主流社會文化意識形態產生摩擦和對立，導致信仰與文化層面落差，成為產生恐怖主義的文化基礎。歐洲寬容的文化氛圍，助長某些非基督教和天主教信仰的其他宗教人羣與主流宗教和主流文化的隔閡，相互之間長期缺乏交流、長期孤立發展。這種排他性的、唯我獨尊的宗教意識與主流宗教、主流文化形成巨大隔閡和反差。再加上某些信仰宗教人羣對自身信奉的宗教教義存在某些誤讀和極端理解，認為從事“聖戰”可得到救贖，把“聖戰”直接理解為進行恐怖襲擊，這就成為恐怖分子進行恐怖襲擊的精神動力源泉。因此，歐洲大多數恐怖襲擊，其主導者和實施者都和某些宗教信仰有直接關聯。
其四，英國“脱歐”引發不穩定因素，整個社會瀰漫較混亂情緒，給恐怖分子造成可乘之機。英國自去年通過公投走上“脱歐”軌道，社會生活照舊，但民眾情緒、社會衝突、政治爭鬥加劇，這在一定程度上給恐怖襲擊提供縫隙。英國“脱歐”進程會提速，而在反恐上搞獨善其身此路不通，只會自食惡果。
其五，缺乏必要的安檢措施和警力，熱點地段監管力度遠遠不夠。英國乃至歐洲大陸，在除飛機以外的公共交通上沒有任何安全檢查，火車、地鐵沒有安檢，也沒有實名制，警力也顯嚴重缺乏。在倫敦橋、大本鐘、聖保羅教堂、金融城等熱點地段，的確可以看到持MP5武裝警察巡邏的身影，但警力非常有限，一個火車站只有2名，地鐵裏幾乎沒有警力，覆蓋範圍低較，且很多警察只能持有警棍，沒有持槍，這很大程度其實反映的是成本問題。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網站分析認為，擁有180多年曆史的倫敦警方對嚴重暴力事件應對不力，原因之一是佩槍率過低。自1829年成立以來，倫敦警察廳強調儘量避免武力執法，以減少公眾不安，這一工作準則在恐怖襲擊多發的當下正面臨挑戰。
其六，監管失範，造成對恐怖分子的深度調查盲區。從幾次恐襲案分析評估來看，英國政府其實是有潛在恐怖分子黑名單的。曼城事件、威斯敏斯特事件以及倫敦橋事件，罪犯都在黑名單上。但是對需要被監控的人甚至之前巴黎的恐怖分子，英國政府和警察僅僅是有了他們的名單，未作進一步深度調查，很大程度上還是警力與成本問題。還有就是民主自由價值觀問題，成為綁架西方社會的道德概念，對如何管制可能危害社會的人難以達成共識。
目前最為突出的現實問題是，難民危機與移民融合難題疊加，歐洲想徹底消除本土“內生性”恐怖主義威脅，可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獨狼式”折射國際“暴恐新潮流”
恐怖主義就像瘟疫夢魘與人類如影隨形，以英國暴恐為標本分析，近期全球恐怖襲擊正呈現分散、多點、密集、隨意、本土化和彼此呼應等新特點，反恐戰場沒有清晰的前方後方或外線內線；恐怖襲擊者沒有目標差異和行為底線，以殺害無辜製造恐慌為目的；恐怖襲擊受害者，也無法因地域、信仰、種族、宗派、社會制度和政治體制而豁免，當代文明體系和通行價值標準正成為系統性的摧毀對象。其中“獨狼式”恐怖行為折射出國際“暴恐新潮流”。
一個不難察覺的現象是，國際恐怖組織呈現網絡化、規模化、碎片化、跨國化發展趨勢，在歐洲大都市肆虐的恐怖行動，非常明顯具有這些特點。其中一個特徵就是恐怖“獨狼”不斷升級。追蹤恐怖羣狼的前世今生，歐洲反恐部門發現：“獨狼”多有前科犯罪記錄，常進出牢房，主要通過社交媒體接觸網絡上的伊斯蘭組織，而這些組織大多是極端主義洗腦機。
此外，ISIS組織在中東戰場上節節敗退，其宣傳部門已要求歐洲本土追隨者“就地戰鬥”，也就是隨時在歐洲本土發動恐怖襲擊。根據英國情報機關估計，英境內現在有超過2.3萬名極端分子存在，其中約3000人被視為存在“威脅”。英國政府估計，約有800名英國人遠赴中東參與“聖戰”，其中約有300名返回英國。這些持有當地身份證件的新極端分子，可以化身為“獨狼”單獨襲擊，也容易被恐怖組織網羅成為其“炮灰”，讓安全部門防不勝防。
縱觀這些“獨狼式”、小規模組織襲擊特徵，作案手法相互效仿。
自2016年7月法國國慶日尼斯發生卡車碾壓慘劇後，使用汽車襲擊成為今年歐洲尤其是法英兩國恐怖襲擊的主要方式，通過車輛衝撞、碾壓造成死傷的恐襲事件層出不窮。有的是“獨狼”一人作案，有的是三五人結夥作案。兇手們選擇人們最不易預防的手段喪心病狂地傷害無辜羣眾，以最小代價造成最大程度死傷與威懾、轟動效果。
2016年法國國慶日發生恐襲，人羣被卡車碾壓（圖/土耳其吉漢通訊社）
“獨狼”行為策應了恐怖組織尋求的宣傳效應。每年6月到7月是恐怖襲擊高發期，因為此時間段是英國尤其是倫敦旅遊高峯。襲擊者選擇的地點也很講究，因為恐怖分子往往強調自己的政治表達訴求——極端、反人類、殘暴，並且製造最大影響效果。倫敦作為國際金融、文化中心，發生暴恐將會對旅遊者起到一定威懾作用。
知名反恐專家布魯姆在專著《殺戮至死：自殺式恐怖的誘惑》中分析了自殺恐怖襲擊四種動機：製造公眾恐慌；吸引媒體關注；為恐怖組織訴求爭取支持；恐怖組織間聯合或競爭目的。這在國際反恐聯盟加緊打擊伊拉克和敍利亞伊斯蘭國之時，也是國際恐怖勢力所做的必然反應。
近期，歐洲尤其是英國頻發恐怖襲擊對西方社會乃至全球是一個驚醒。“倫敦恐襲是一場摧毀西方戰役的臨界點”，美國福克斯新聞網稱。華盛頓反恐專家弗蘭克·加夫尼説：“我認為我們面臨的不再是一系列隨機的恐怖活動，我們已經達到一個臨界點，現在我們面臨的是一場暴動。”
未來10年是歐洲反恐關鍵期。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國際政治學者梅斯奈爾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恐怖主義病毒持續在歐洲蔓延。IS的宣傳以及難民危機等，都加重了歐洲的恐怖威脅。至今，歐洲各國並沒有有效的反恐政策。歐洲需要一個共同反恐計劃，比如一個反恐中心等，交流反恐信息。而從長遠看要治本，需要讓移民真正融入歐洲才行。“未來10年，要麼歐洲戰勝恐怖主義，要麼歐洲被恐怖主義戰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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